历史上最长寿帝王，从秦始皇嬴政活到汉武帝刘彻，陵墓至今无人找到

金宣宗迁都汴京的历史事件，史称“贞祐南迁”。

经过金章宗短暂的盛世之后，经卫绍王，至金宣宗时，国势日趋衰弱，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统率的蒙古大军又发动了对金国的战争。

金宣宗不思抵抗，先是遣使向蒙古大军求和，并不顾群臣的反对，南迁汴京，使金朝国失重心，祸乱纷起，开了金朝的灭亡之路。

金宣宗完颜珣(1163—1224年) ，女真名吾睹补，又名从嘉，是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庶长子。

金章宗完颜璟异母兄，金朝的第八位。

完颜珣自幼受儒家教育，读儒家经史，喜作诗文。

完颜珣性格“宽仁大度” ，好学又善谈论，经常和文学之士交游，赋诗饮酒。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晋爵丰王，随后历任开府仪同三司等要职。

又改封为翼王、邢王、丰王。

至宁元年(1213年)，权臣胡沙虎发动政变，毒杀卫绍王后，拥立50岁的完颜珣至中都为帝，是为金宣宗，并改元“贞祐”。

金宣宗的性格和后主李煜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合格的文人”，而非一个称职的君主。

金宣宗即位时，朝中权臣柄政，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铁骑在北方，他本人懦弱而无力整顿朝纲。

面对弑君乱国的权臣胡沙虎，不但不能果断处置，反而信任有加，拜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国政大事完全操纵在这位权臣手中。

贞佑元年(1213年)十月，蒙古大军兵临中都(今北京)城下，元帅右监军率军迎战，两次战败。

在出战前，胡沙虎就曾警告过术虎高琪，作战失败将拿他问罪。

术虎高琪自知罪责难逃，于是铤而走险，率乱军入中都，围胡沙虎于宅第，并杀死胡沙虎。

对此畏罪犯上的奸臣，金宣宗却不辨是非，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责，还任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来还升官至尚书右丞相。

术虎高琪为相后，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依附自己的人就大加任用，与自己不和的就弃之不用，甚至加以谋害。

如此擅权，却深得金宣宗信任。

面对蒙古大军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的路线。

他即位后，马上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

贞祐二年(1214年)三月，金宣宗接受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女各500名，绣衣3000件、御马3000匹，大批金银珠宝，并以完颜永济之女为岐国公主归蒙古主。

的和议达成后，蒙古大军感到金国尚有较强防御能力，遂暂时退兵，中都之围乃解。

虽然解围，但金宣宗认为中都离蒙古军太近，随时可能继续遭受攻击而深感不安，于是以国都破旧，资金和资源都太紧张，中都没法长期驻守为由，决定迁都于昔日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

朝中的官员和太学生都力陈不可迁都，认为中都乃是金国的根本，放弃而南迁，北方诸城必将缺乏援助，兵力不足，同时士气大跌，都将无法抵御蒙古大军的进攻。

即使要迁都，辽东和关中都比开封强，可以凭借险要的形势，做好防御的准备，然后再徐图进取。

然而，金宣宗却一意孤行，认为大计已定，不可中止。

五月十一日，金宣宗下诏南迁。

留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福兴﹑尚书左丞抹捻尽忠辅太子完颜守忠守中都。

金宣宗南逃的怯弱行为，极大地动摇了民心，金朝的投降派将领和在金朝受到压迫的契丹、汉族军官，以及地主土豪纷纷叛金降蒙。

更为严重的是，成吉思汗听说金宣宗南逃的消息后，更加看清了金朝的腐败无能，遂立即派蒙古大军拔都、金朝降将石抹明安等人率兵南下，一路之上，金军望风而降。

贞祐三年(1215年)初，蒙军再次兵临中都城下。

金宣宗闻讯后，恐中都难保，立即诏太子完颜守忠南下汴京。

维系人心的太子一离开中都，更加表明金宣宗无心坚守，中都留守的将士人心浮动。

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中都被蒙古军攻陷。

金宣宗在南迁以避蒙古军的同时，却盲目往南方扩张，连续发兵攻宋，企图通过剽掠的领地来弥补蒙古大军给自己造成的损失。

但令金宣宗没想到的是，他派出的三路攻宋的金军到处遇到顽强的抵抗，宋军与金军纠缠不停，使金军，进退维艰。

金宣宗此举不但分散了北面抵抗蒙古的兵力，而且进一步给南宋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完全失去了金宋携手抗蒙的可能性。

时，南宋拒绝金朝的和议，最终联蒙灭金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南迁也加重了山东、河北等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高举抗蒙抗金大旗的义军风起云涌，声势浩大。

以山东杨安儿、李全等的起义军为中心，很快席卷河北、河南、山西等地。

虽然在宣宗调集兵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军屡屡遭受重创，但各地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使金朝在蒙古的压力下，仅余的一点较强兵力也消耗殆尽，难以再对蒙古军做出更有力的抗击。

元光二年(1224年)，救国无门的金宣宗在忧郁中病逝，享年61岁。

《金史》评价金宣宗南迁称： “再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 确实如此，此时的金朝北方防线全面崩溃，蒙古铁骑不断南下，国内统治阶层分裂还在加剧，农民起义不断削弱金朝的统治基础，金朝在内外交困下迅速走向衰亡。

9年后，即1233年，蒙古大军攻破汴京，虽力挽狂澜却无力回天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在临时都城蔡州城破之前自缢身亡，享国120年的金国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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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即明世宗的生父称号问题而引起的一场礼法斗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事件发生在嘉靖皇帝即明世宗登基不久的时候。

在当时，嘉靖皇帝与、为首的时期的旧臣们之间展开了激烈讨论，群臣认为嘉靖皇帝在明武宗手上接过明武宗的帝位，就应该将明武宗的父亲当作自己的父亲，所以要求嘉靖皇帝承认自己是已经过继给明孝宗做儿子了，要求他认孝宗为过继后自己的父亲。

但是嘉靖皇帝却只将孝宗认作自己的伯父，于是便造成了以谁为世宗皇考，也就是在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对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

、 大礼议中所产生的帝系传承问题，本质上是反映着在明朝中期的时候，皇帝的权力(皇权)与大臣权力(阁权)的暗自较量。

整个大礼议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最终以嘉靖皇帝用施加强权压迫的方式取得胜利而结束。

大礼议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或礼仪之争，实际上是对武宗遗诏的法律诠释过程。

世宗和张璁赢得大礼议的胜利是法律的胜利，并因此捍卫了明朝法律的尊严并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秩序。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嘉靖皇帝为何能通过大礼议夺取权力。

一、大礼议事件的实质 大礼议事件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礼法冲突，它实际上是一场皇权与阁权之间明争暗斗的政治之争，也就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旧政治势力与新登基的嘉靖皇帝之间的较量。

明武宗突然去世后，明朝的各方势力都开始有所动作，稳定的政治环境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

大礼议事件的发生和持续时间之久，原因就是因为登上皇位的嘉靖皇帝并没有拥有全部的皇权，很多权力仍然掌握在权臣手中。

也就是说，大礼议事件是明朝中央政权由明武宗过渡给嘉靖皇帝的必要道路，同时也是明代恢复良好政治环境的必要途径。

在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获得了的胜利，而以杨廷和为首的老势力则一步步的失败，本质上这就是嘉靖皇帝的皇权在慢慢地掌握，同时在大礼议事件中明代的政治秩序在慢慢地恢复，政治环境也在逐步回归正常。

大礼议这个争论跟明代其他时候发生的廷臣集议实际上是不同的。

如果只从礼法上找文章作为论证的依据，然后对大礼议进行简单的礼法说明，是不能够真的看到大礼议事件后的本质特征以及包括它在明代政治历途中所产生的特有作用与影响。

二、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为夺取权力所使用的手段重用张璁等一系列大臣，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 嘉靖初年，在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刚刚登上皇位后。

内阁的首辅大臣杨廷和便伙同朝廷上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上奏想让嘉靖皇帝改口称他的伯父(也就是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做父亲，以及改口称他的伯母(也就是明武宗的母亲慈寿皇)做母亲，同时要求嘉靖皇帝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改口叫做叔父，亲生母亲改口叫做叔母。

对于这个有些不合乎礼孝之法并且有点难为人情的提议，嘉靖皇帝认为如果这么做的话是对亲情的背叛，是对自古以来孝文化的偏离，并且他觉得这个提议也非常违背常理，于是便断然拒绝，同时以自己退皇帝位来表达自己对这个提议的极其不满，同时表达自己拒绝意思的坚定。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当时已被录为但是没有直接当官的张璁写了一篇奏文给嘉靖皇帝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知道了现在朝廷上议论说皇上入嗣接替武宗做了皇上，应该把孝宗皇帝当作自己的父亲，改口称兴献王做自己的叔父，称兴献王妃做自己的叔母的事情，这未免和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一样过于拘泥固执，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

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

” 张璁在自己的文章和行为中展现了自己以人为本的政治抱负，这对当时深受杨廷和逼迫的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提供了很好的反驳，从而张璁也受得嘉靖皇帝的信服和重用。

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之初便积极任用新的大臣，在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势力横行中，培养出了一股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使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之初没有太过被动，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以张璁为首的属于嘉靖皇帝的新势力也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嘉靖皇帝提高了其政治地位，收回了一部分政治权力。

2. 重组内阁，削弱内阁的权力，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在“大礼议”之前，其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

内阁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杨廷和内阁带领官僚行政系统在“大礼议”中与世宗皇帝争礼。

然而，伴随着议礼的过程，内阁权力以嘉靖三年杨廷和的离任为转折点，相对于皇权由强变弱，而皇权却由弱到强。

由此，正嘉之际形成的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使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不同的权力阶层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

阁臣之间争权夺利，不能和衷共济。

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权力削弱，此种体势一直延续到明亡。

在另一方面，内阁相对于行政系统，权力则保持着以前的发展态势继续增大。

但由于内阁始终不是制度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对部权之侵引起部院的不满。

3. 恢复廷筵制度，积极与大臣交流，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世宗早年在兴献王府时，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儒学功底十分深厚，杨一清曾言: “臣窃闻陛下在藩邸时，恭穆献皇帝专教之读书，令纪善、伴读等诵说经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愉人俱不得在侧。

” 因受到大礼议的影响，世宗在议礼前期对经筵日讲活动态度消极，而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礼议以来，胜利的世宗也开始改变他的经筵态度。

嘉靖四年十月，给事中郑一鹏上疏论经筵三事，于疏中言：“功贵有恒，昔敬皇帝御经筵至十二月乃智辍，今率十月而辍，时未甚寒，愿少留圣心。

郑一鹏的建言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肯定，并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讲筵活动，正因为之前世宗太长时间不御经筵。

出现嘉靖五年十月的一次经筵中八百 多名官员失朝的现象。

“王申，上御经筵，展书官编修孙承恩以疾不至。

具疏引罪，命宥之，停俸一月。

是日失朝者八百余人，命俱宥之。

” 今后的一- 段时间里，世宗对经筵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加强自身的学习，陆深担任讲官时曾亲眼目睹世宗此时勤御经筵的状况，他说：“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本旨暂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学也。

” 世宗的勤学还表现在他对经典孜孜不倦的阅读上，不仅积极出席讲筵，对经史学习执着而热忱，经常阅读经典的著作，有疑则问，向资深的阁臣、讲官进行咨询。

此时阁臣、讲官们便根据自已对经史文义的熟练程度来解答世宗的问题，阁臣杨一清就曾作为世宗信任的老臣，回答了诸多世宗在经史学习方面提出的疑间。

比如世宗阅读《说苑》至《薨篇)时，怀疑“长君立”以下二句是穆赢对宜子的言语，于是询问杨一清文中是不是缺了“赢曰”二字。

再如世宗阅读到对《尚书·武城篇》的注释时，认为欧阳修对《六经》有羽翼之功，于是提及之前费宏不赞同欧阳修从祀孔庙一事，并就此咨询杨一清的看法。

大礼议前期的经筵，很多时候都与世宗追尊生父名号的论争相关联，君臣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但随着杨廷和等阁臣的离职及杨延和的相护者遭到打压之后，大礼议后期友好的君臣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费宏、杨一清等武宗旧臣受到世宗的重用、优待 而大礼议后期得到世宗重用和赏识的自然还有张璁、桂尊、席书、方献夫、霍留、黄绾等议礼新贵，这些嘉靖皇帝重用的大臣同时也是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可以快速收回中央权力的有力推动者。

在对大礼议事件的评价中，学界大多对明代的嘉靖政治持否定和消极态度。

传统观点认为，以非常方式即位的明世宗因大礼议而排斥杨廷和等老臣，是嘉靖政治的不幸。

实际上，正德十六年的特殊性在于： 皇位空虚37天，在阁臣和后宫等势力的相互配合下，完成选定皇帝、皇帝继位及大礼议等事件。

在这一特殊节点，皇族、阁臣和中下级官员等势力的命运与大礼议息息相关。

公元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在嘉靖皇帝的斗争下，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集团势力开始走向覆灭，张璁等新兴势力迅速崛起，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借助大礼议平台开始有序而及时的吐故纳新,成功实现新旧势力的更替。

嘉靖皇帝成功将明朝的中央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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