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官场之术的特别之处：灵活变通与中庸之道

正如司马光所正确评论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认为他与相差无几。

特别是，由于汉武帝有着惊人的享受欲望，他的奢侈无度创造了西汉历史的最高水平，上行下效，就使文、景以来的奢靡之风以更加强劲之势吹向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此风气的浸润下，武帝一朝官吏的贪污腐败自然变本加厉，令前辈们无法望其项背。

武帝时期官场的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贪官们把其触角伸向任何能够伸去的地方。

首先是侵吞土地。

因为土地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

以武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将土地视为私产，随意征用。

为扩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坟墓，拆毁人家的房舍。

大小贵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以强取、贱买等手段，侵吞百姓的土地，强占国家的土地，也抢夺失势贵族官僚的土地。

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肥沃土地。

为了扩大宅地，他甚至打算侵占官府考工的地盘，连汉武帝也看不过去，痛斥他“何不遂取武库？”外戚窦婴失势后，田蚡看中他城南数顷良田，就提出以解救他犯罪的儿子为条件得到那片土地，窦婴十分气愤地说，将军虽尊贵，难道就能以势夺田吗？其实，窦婴和灌夫也是掠取土地田宅的老手。

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贵族、官僚在侵吞无权无势百宅的同时，还利用管理国有土地的机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代公为私，索贿受贿。

如李蔡任丞相时，就借一次朝廷赐予百官墓田的机会，贪污土地出卖谋利，得钱四十万，事发后自杀。

官府在把大量国有土地以“假民公田”的形式出租时，先以极低的租额租给豪强权势之家，要他们再以较高的租额转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取差额地租。

典型的例子是酷吏宁成，他曾任中尉，被免职以后，即通过关系租到官田千余顷，转租给数千家贫民，几年以后，当宁成遇赦的时候，已经“致产数千金”，成为“威重于郡守”的一方富豪了。

类似宁成的情况，恐怕各地都有，其实质既是盘剥小民，又是侵吞国家财产。

其次，官场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

如太尉田蚡一时权倾朝野，贿赂络绎而至，他照收不误。

韩安国因对匈奴战争的失误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结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农，成为中二千石的高官。

大行王恢因与匈奴对战马邑失利，汉武帝准备严惩。

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贿，希冀通过他向武帝说情，以免死罪。

因为田蚡对音乐、狗马、田宅特别钟爱，行贿者于是，一时间献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马玩好”。

投桃报李，田蚡也卖力为行贿者谋取官位和其他好处，不少人经他之手得到高官，有的一夜之间升到二千石。

后来汉武帝也发现此人，越权任用许多人做官，当面愤怒地质问他：你任命官吏有完没完，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吏。

然而，受贿犹如吸食毒品，很难自行收敛。

田蚡不惜触犯“阿附藩王法”，同觊觎皇位的淮南王刘安相勾结，接受他的大笔贿赂。

所幸他死在淮南王案发之前，否则，按武帝的说法，他得到的将是“族灭”的下场。

主父偃早年落魄，后以工于心计和能言善辩而得大官。

他仿佛要使早年的窘况得以补偿，随即地索贿受贿。

不少官吏怕那张利口给自己带来灾难，只好以行贿买平安，“赂遗累千金”，很快暴富起来。

有人对主父偃的恶劣行径加以劝阻，希望他考虑后果时，他竟毫无羞愧地辩解说：“我结发游学四十多年，一直未能入仕途，结果是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将我拒之门外，宾客也舍我而去，我在困厄中太久了。

况且，大丈夫活在世上不应碌碌无为，不能以五鼎食，宁可以五鼎烹。

我自感日暮途远，所以故意倒行逆施。

”完全是一副赌徒的心态。

他最终因收受诸侯贿赂和致齐王自杀而遭诛。

田蚡与主父偃只是贪官中的两个典型，当时的大小官吏几乎人人受赂，个个贪赃，必要时也出手大方地行贿。

即使功勋盖世的大将军也不能免俗，拿出五百金为汉武帝宠爱的祝寿。

再次，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

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修改增删过的法律繁密苛酷，“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于是执法者可以随意引用解释法律条文，根据关系与行贿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如此一来，必然是“罪同而论异”，罪重得释与罪轻冤死者不在少数。

一批人数众多的酷吏走上执法岗位，他们“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视法律为儿戏，随心所欲地行事。

汉武帝最信任的两位执法大臣张汤与杜周，是酷吏中的两个典型代表，他们治狱专以汉武帝眼目行事。

张汤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重判的，交给苛酷之吏审理。

武帝意欲轻释者，则交给轻平之吏审理。

杜周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排拒者，则加以诬陷。

武帝意欲释放者，则先关押起来，待机寻找为之开释的理由。

如此执法办案，贪赃之事必然司空见惯，一些执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其中典型的是杜周，此人初为廷史时，仅有一匹身有残疾的老马，后来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晚年“家赀累数巨万”，其中恐不少是赃款。

司法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武帝后期乡村农民起事此起彼伏，显然与执法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滥刑滥杀有关。

又其次，是军官的侵吞战争物资，克扣军饷，刻剥士卒。

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军需物资数额庞大，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

卫青、、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

如李广利率近十万大军和三万匹战马出征大宛，虽勉强获胜，但损失惨重，生还的士卒仅万余人，战马千余匹。

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最后，由于汉武帝垄断货币铸造，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工商政策，给主管官员创造了侵吞国家财产，内外勾结，贪污牟利的机会。

如张汤就与长安商人田信等勾结，偷漏国家经济情报，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恶化了官民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动摇汉皇朝的统治基础，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大反贪力度。

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令郡国守相、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经考试后任官。

这些人出身相对贫寒，但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跻入仕途，改变了官吏队伍的成分，提高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们之中，出了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等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

与此同时，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加大监察力度，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

而一旦发现贪污、受贿、枉法的官吏，则予以重法惩治，即使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一律严惩不贷。

公孙弘以后的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大多因贪贿之事而遭诛。

为了反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

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

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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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后得了送的二十两赏银，满意而归。

“打秋风”说白了就是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财物。

至于为何称之为“打秋风”，却是众说纷纭，源头已难以考证清楚。

戏曲家的《》中，尚未发迹的书生柳梦梅曾称“你说打秋风不好, ‘茂陵刘郎秋风客’，到后来做了”。

这不过是戏谑之语，虽然明清时期人们也称“打秋风”的人为“秋风客”，但实际上“打秋风”与茂陵刘郎（）毫无关系。

根据清人考证，早在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札中就出现过“抽丰”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别人家丰裕而去索要钱物（“盖彼处丰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称为“分肥”、“抽分”。

大概是因为“抽丰”与“秋风”音近，明清时期民间开始称“打抽丰”为“打秋风”，以显得更为委婉、风雅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打秋风”的说法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士子游走公卿权贵募敛财物的行为。

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记载有一个名叫李敬的仆佣，因为其主人科场不顺而生活穷困，他的朋友劝他换个官场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够跟着四处“打风打雨”。

这里的“打风打雨”，说的就是唐代参加考试的士子，大多会在考前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既是为了托关系以求得推荐，同时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借机募取一些生活费。

“风雨”与“丰裕”同音，因此“打风打雨”就是“打丰裕”。

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后以做棉衣为借口向富户敲诈钱财，“打风雨”也就被称为了“打秋风”，甚至当时京城民间俗语中还将“打秋风”与“撞太岁”并举，称巧借名目索取钱物为“打秋风”，依仗官府权势敲诈为“撞太岁”，两者叫法不同，借口索取财物的目的则一。

，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衙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和看相、算命等招摇撞骗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风”名虽雅致，其实却并无半点风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会的“打秋风”怪象 明清时期，官场、民间“打秋风”的陋习一度盛行。

清代风流才子李渔，诗词戏曲俱有文名，但是科举屡次失利，为了维持家人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依靠募取馈赠维生。

初年，李渔组建了一个家庭昆曲戏班，日常开销甚巨，更是常年带着家眷来往于苏杭、金陵，以各种借口索取财物，有时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数月。

按照李渔自嘲的说法，是大半生“终年托钵”、“卖赋以糊口”，其实就是四处“打秋风”，他自称“打秋风”的足迹“几遍其二”，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出名的一个“秋风客”。

与民间“打秋风”陋习相比，明清官场上往来奔走的“秋风客”，不仅数量更多，“打秋风”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

清人萧奭在《永宪录》中描述当时官场“打秋风”的“盛况”说：每当有官员外放任职，就会有昔日的老师、同门、亲朋等各类人等络绎来访，名为拜会探望，实则只是为了上门索取一些馈赠。

风气所至，明清官场非但不以“打秋风”为忤，反而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地方官员上任后需要应付各类“秋风客”，未上任之前则可以四处“打秋风”，借机敛财。

例如，十八年，会试高中，当年返回湘乡老家后就开始外出四处拜客，名义上是向各地亲朋故友报喜，主要目的还是按时俗到处“打秋风”。

据日记所载，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访的对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亲朋故旧，也有本地地方官员与乡绅，还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乡周边十余州县，拜访过的人家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计获得各家馈赠折合白银将近1500两，可谓收入颇丰。

此外，明清官场最为常见的“打秋风”方式，是官员亲属、家丁之类巧立名目、向下级衙门强索财物。

如果说曾国藩这样的“准官员”，借着拜客、以文会友的名义“打秋风”是属“巧取”的话，那么明清官场更为普及的“打秋风”方式，则是的“豪夺”。

明代任淳安时，总督之子路经该地，索要财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将县里负责接待的驿吏倒吊了起来。

海瑞知道后，佯装不认识总督公子，派人搜检其行装，将里面的金银充入县库。

胡宗宪位高权重，他的儿子一路游玩，到处收受地方官员馈赠的财物，在当时官场不过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刚直不阿著称的海瑞才未如愿以偿，但是明清官场像胡公子一样“打秋风”敛财之人比比皆是。

如按《》记载，曾经同样在海瑞那里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所到之处“要索属吏，馈遗巨万”。

明清官场“秋风病”肆虐，各级官员一边穷于应付上司、同僚处来的“秋风客”，一边巧立名目向下属索要财物。

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经常以节庆、生日、衙门添置物品等种种借口，向当地富户“打秋风”，以致官场内外无处不秋风，怪象丛生。

各取所需：权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风病” “打秋风”不过是为了借口索财，自然难免会让人看不起，甚至嫌恨。

李渔自命是风流才子，一生携妻带妾四处“打秋风”，固然有不少达官权贵赏识他的才学，慷慨解囊，但是毕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时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觉得自己“面目堪憎”。

至于那些被上门“打秋风”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虽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

明代靖江一位县令有“打油诗”：“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

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

”明清社会厌憎“打秋风”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打秋风”遭人厌，为何明清社会遍地“秋风”起？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

下面分类来谈： 贪图小利，刘姥姥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讲人情、重面子，于是不少人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贪图小便宜，只要能和权贵、富户攀上一星半点关系，便找各种借口上门求取财物。

坦率地说，这类刘姥姥式的“打秋风”只是民间一种陋习，固然让人嫌憎，但毕竟主人还可以婉拒，尚且不至于“秋风”成害。

各取所需，变相索贿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里，本是“一人得道，”，而明清时期中国专制集权制度发展成熟，高度集权于上，官员的考绩、升迁完全操之于上司之手，因此各级官员对于上司的亲朋故旧、亲随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馈赠，同时视向属吏“打秋风”为生财之道，索求无厌。

显而易见，明清官场这类“打秋风”，不过是让家属、亲等人为掮客变相索贿而已。

上级借“打秋风”敛财，下属借“挨打”行贿，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场上各色“秋风客”，其实是在编织着一张遍布官场上下的关系网。

恃仗官威，敲诈勒索式的“打秋风”。

明清社会，地方官府里上至官员家属、下至衙门的书役、差役，都会经常找到各种借口向本地乡绅、富户索要钱财，被“打秋风”的富裕人家，惧怕官府权势，只好馈赠财物以花钱免灾，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显而易见，这类“打秋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是官大于民、权高于法的直接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清官场“打秋风”的盛行是官员权力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大小官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之物，亲属故旧也视之为生财之道，再加上官大于民、权高于法，于是官场内外“秋风”处处，肆虐成灾。

官场如此，上行下效，民间难免形成陋习，“秋风切莫过江来”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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