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中国中心论盛行是怎么回事?妄自尊大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3 点击数:
简介: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

他发现,“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倒不如说,他们恭

【千问解读】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

他发现,“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他相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精装本。

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

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这固然没错。

这位“白求恩”,来到中国,书中有许多赞美中国人聪明伟大之类的话,这是国人喜闻乐见的。

他也批评中国的陋病,尽管总是“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位“世界公民”的中国札记里,读出他者之眼对中国人劣根性的犀利观察。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人的中国中心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

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

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据他的观察,“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的”,这些不值一顾的邻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

他发现,在向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他进而一针见血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

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

”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

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

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

”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

”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

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

”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

”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

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

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

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论断,褒贬俱有。

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

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 随机文章关于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单身生活的175年历史乾隆出巡路边吃瓜!对瓜农称讚不已 回宫路上竟令:杀了他世界各地不明飞行物解析,5%飞行器来历至今不明蘑菇定律是什么意思,新人不被重用还可能背锅(每人必经阶段)大魔王贝利尔,曾是撒旦人选能力最强的堕天使之一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有哪些?他们为蜀汉带来了什么?

蜀汉,末年时期以蜀地为根据地建立的政权,之一 。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小编一起看看吧。

蜀汉的终章充斥着投降与牺牲,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蜀汉亡国之际,力主投降以及阵前叛变的多为益州势力人物,而在一线为蜀汉政权存亡拼尽最后一丝力量的却多为外附势力以及蜀汉元勋的后代。

一、武人居多 1. 投降者的分类 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战争中归降的敌对势力官员,另一类则是主动依附、投奔蜀汉的文武官员。

这其中以前者的数量更多,如是刘备入蜀时投降的原手下,王平是汉中之战时收降的曹魏将领,申耽、申仪在刘备进攻上庸时归降,南征时收降孟获、孟琰,第一次北伐时又在天水收、梁绪、梁虔、尹赏四人,时期也有收降郭脩一事。

这些在战争中投降蜀汉的官员,除刘巴是势力灭亡而降的文官外,其余大多是掌管一定军务的中低层武将,这也是蜀汉中后期收降人才的主要来源。

另一类主动归附的官员同样也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这其中既有、雷绪这种早期携部曲来投的案例,又有、这种成名武将远投蜀中的例子。

与前面的降将们不同,这种主动依附的武将级别往往会更高。

2.以武人为根基 蜀汉政权外附势力之所以会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政权本身所存在的武人倾向决定的。

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其早年生涯艰辛更近乎于下层平民。

这样的一个势力对世家大族出身的名士们吸引力不大,因此外附势力武人居多是有其先天因素的。

刘备虽然从客居荆州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人才方针,广交荆襄大族,但是当时中国主流的文化重镇在江北的中原大地,绝大部分的人才都聚集在中原,渴望为皇室正统效力。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之时,与石韬、、孟建相善,这三人也是在时任荆州牧广招人才政策下客居于此的名士。

诸葛亮出仕刘备时,这三人并未一同为刘备效力。

孟建“思乡里,欲北归”,徐庶、石韬二人也在南下时“俱来北”。

在那个时代的潮流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无疑是大部分世家大族的头号选择,其次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的江东孙家,最后才会轮到军旅出身的刘备阵营。

之后篡汉,绵延四百年的汉家皇室大旗轰然倒塌,新生的曹魏政权的政权合法性受到了广大士人的质疑,当时已经即位汉中王的刘备本已迎来人才争夺战中的绝对良机。

然而由于他不顾刘巴、雍茂等人的劝谏急于称帝,并且还“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此后,魏、蜀、吴三国格局趋于稳定,各国基本上都只能在本国领土上招揽人才。

领土最小、仅有一州土地的蜀汉人才选择面最为狭窄,于是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尽量俘虏、招降人才就成为了蜀汉仅有的扩大人才源的途径。

由于在战争中能够收降的人才多是武将,这直接决定了外附势力多为武将的特点。

二、官爵颇高 1.千金买骨 由于蜀汉政权在吸引人才方面既没有名义上的优势,又在地理因素上存在,因此刘备、父子在人才引入上花了不少心思。

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于远投蜀汉政权的敌国文武,蜀汉方面不惜以高官厚禄来拉拢人心,颇有千金买骨的意味。

刘备在其执政时期,对于外附势力中拥有相当声誉的人士,往往会任命其为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这其中最明显的两个案例便是马超与刘巴。

建安二十年,马超刚刚依附便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四年后升左将军。

之后,马超更是“迁,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并且还将马超之女配与安平王,刘马两家结为亲家。

无论是升迁速度还是官职地位,马超都堪称刘备时期的武将第一人。

刘巴虽然与刘备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才智绝人”被世人称为高士的他也仍旧成为了继之汉的第二任尚书令。

后主刘禅时期,蜀汉延续了之前的人才策略,继续以高官厚禄笼络降人。

且不论王平、姜维这些才华出众的外附势力代表,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与姜维一同归降蜀汉的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人,最后也分别官至大鸿胪、、大长秋。

此三人在史书之中并未见其他记载,也未见其有何特殊才干,但是却由时期的佐吏身份最终成为蜀中两千石级别的中高级官员,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蜀汉高官厚禄的人才吸引策略。

2.人才换代 三国后期,各国趋于均势,蜀汉政权内部老一代出身于北方诸州的人才纷纷病逝,新一代人才只能局限于荆益二州人士,在人才的更新换代上出现了一定的断层,于是蜀汉对待降将的待遇就越来越高。

延熙十三年,姜维出兵西平,擒获魏西平中郎郭脩,据《春秋》所载,郭脩在降蜀之后“刘禅以为左将军”,郭脩由中郎骤升至左将军,这样的跨度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且左将军一职于蜀汉有着特殊的意义,刘备早年被封为左将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言及左将军皆指刘备。

蜀汉立国以来,被封为左将军的官员中可考的共有五人,除郭脩之外其余四人分别为马超、吴壹、向朗、句扶。

这四人中马超、吴壹是久经沙场的,句扶是能够与王平相提并论的益州大将,向朗则在诸葛亮去世后一度代理过丞相一职。

郭脩虽然“素有业行,著名西州”,但是一朝之间位居要职,蜀汉外附势力归附以来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三、朝中话语权有限 虽然以马超、刘巴、魏延、姜维等人为代表的外附势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官爵颇高,但他们在朝中却未拥有与他们官爵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外附势力多为敌国降将,为了表现出、渴求人才的态度,刘备、刘禅父子愿意给予高官厚禄的物质封赏,但是具体到实际政治权力上,外附势力则没有太多插手的空间。

像马超这样“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且“信著北土”的前割据军阀,对刘备势力而言形如鸡肋。

马超若肯安心为其所用,对于刘备的民族战略大有裨益,且马超代表的西凉马家也算是一方豪族,能够极大程度提高刘备阵营的知名度。

但由于马超素有反复之名,因此刘备并不敢放手任用马超,他只是将其置之于殿堂之上,徒借其名而已。

形容汉中的那句“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用在马超身上也很是贴切。

与马超相比,同时期的刘巴并没有马超那么大的威胁,但是作为蜀汉开国以来的第二任尚书令,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刘巴在这一要职上有何表现,刘巴在任时的所有工作似乎只有撰写“诸文诰策命”。

在刘备执政时期,由于君主不信任加之元臣宿将俱在,外附势力根本不具备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条件。

此后的魏延、王平等人,虽然都坐镇于汉中战场一线,掌握一定的军权,然而他们都属于社会出身较低,毫无政治威胁的纯军事型人才。

即便时人多以为魏延会成为诸葛亮去世之后的接班人,但他当时也只是在军事层面上有些许权力,在朝中却毫无影响力可言。

直到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面临着人才断代的问题,以诸葛亮弟子身份在蜀汉朝中平步青云的外附势力代表姜维才终于加入到了蜀汉政权内部的最高决策层中。

可是“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

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常年征战在外的姜维难以顾全朝中,以至于影响力远不及前人。

外附势力尴尬的定位决定了他们难以在政权中获得足够的权力,在蜀汉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国家内,旧有的权力结构就更加难以打破,此时留给外附势力的权力就很有限了。

四、政治斗争能力不足 主要以武将为主的蜀汉外附势力在复杂的势力之争中肯定不如在战场上厮杀那般得心应手,外附势力应付政治斗争的能力普遍不足。

这里所说的政治斗争能力不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主观意识上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二是本身能力不足以应付政治斗争能力。

前者主要是像刘巴、马超这样名望颇高的文武官员,他们因为其自身原因有着各种顾虑,因此更愿意明哲保身而非加入到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的政治斗争之中。

更多的外附势力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魏延、姜维尤为典型。

时期,魏延是蜀汉军中的头号大将,他常常希望能够代替诸葛亮率军北伐,但他性格高傲,导致“当时皆避下之”。

此外,他还与属于荆襄势力的势如水火,这些无谓的争执不断地败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魏延最致命的失误在于诸葛亮逝世时,他面对诸葛亮中意的二号接班人说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

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这番话一来表露出魏延试图把持军权而丞相府旧臣必须放弃军权回朝治丧的意思,二来得罪了其他敬仰诸葛亮的中立人士。

不经斟酌的一番言语,最后导致杨仪在诬告魏延谋反时“琬、允咸保仪疑延”。

朝中没人为他说话,而掌握蜀汉大军的又是长久以来的仇敌杨仪,魏延离三族被夷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曾与魏延一起并肩作战的姜维在自己爬上大将军的高位后也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与魏延不同,姜维从性格上来说并没有像魏延那样明显的性格缺陷,他的为人反倒得到时人不少的赞许。

姜维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陷入政争漩涡之中,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蜀汉政权中比较尴尬的一段时期。

结语 在蜀汉最后的岁月中,第二代荆襄、东州势力代表纷纷离世,新一代接班人试图抢班夺权,益州本土势力蠢蠢欲动,而这一切影响因素都集中作用于姜维身上。

姜维虽然屯田沓中躲过了等人的暗算,但是黄皓姜维交恶、主力大军远屯沓中的结果最终还是反噬了蜀汉自身,姜维这仅有的一次错误直接影响了蜀汉最终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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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在契丹皇陵中的唯一汉人:如何让辽宋百年修好

北宋与辽对峙期间,辽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有三个女儿,幼女,小名燕燕,在三个女儿中最聪慧、也最美丽。

三个女儿尚未出阁,做父亲的某天检查女儿们的闺房,发现萧绰的闺房打扫得最干净,明窗净几,所有的东西都放置得井井有条。

北方游牧民族民情粗犷豪放,家用物品通常都是随用随放,萧思温突然看到小女儿的房间拾掇得这么干净、利落,不由得兴奋莫名,当场预言:此女他日定能成大器。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向来都是。

女孩子长大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找个老公嫁了,生孩子、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就此渡过一生。

萧思温预言女儿能成大器,到底能成什么样的大器呢? 萧思温早就给尚未成年的订了一门娃娃亲,萧燕燕尚未嫁过门去的丈夫是辽国南京留守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

韩匡嗣的父亲韩知古原本是中原北的大臣,被辽国开国耶律德光掳掠到辽国,属于被动“移民”。

尽管韩匡嗣的职位也不小,但他毕竟是汉人,和辽人还是隔了一层,他的儿子前途不见得有多远大。

萧燕燕以后的生活,就跟一池干净明亮的清水似的,一望可见底。

然而,萧思温的预言似乎很灵验。

未来女婿韩德让长大成人,很有几分“人杰”范。

辽乾亨元年(979年),北宋赵光义挟平灭北汉之威,大举北伐。

宋军来势凶猛,沿路,一举攻到了在幽都府。

这个幽都府,就是现在的北京,而在当时,被辽国定为南京。

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任辽国南京留守,是幽都府最大的官儿。

宋军,韩德让一点也不怵,率兵出城抗击,立下战功,被授予“辽兴军节度使”。

从此,韩德让进入了景宗皇帝的视线,官不断做大,官至“南院枢密使”,进入了辽国朝廷的管理层,还得到景宗皇帝耶律贤赐名“德昌”。

韩德让成为辽国汉臣中权势最大的官员。

女婿有出息,女儿就跟着有福享喽!但是,萧燕燕嫁的人并不是韩德让。

萧燕燕嫁的人比韩德让更有前途——那人就是辽国的最高领导人景宗皇帝耶律贤。

萧燕燕和韩德让还没举行婚礼,就被景宗皇帝耶律贤选为妃子,不久立为皇后。

立为皇后的第三年,萧燕燕“光荣”地为景宗皇帝耶律贤生下了一个儿子:。

不用说,母凭子贵,萧燕燕在景宗皇帝耶律贤心中的地位就更重要了。

史载,景宗皇帝耶律贤甚至向史馆学士下谕:书写皇后言论时,也要称呼“朕”或“予”。

不要看小这道命令。

这道命令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萧燕燕可代皇帝行使职权。

辽乾亨四年(982年),体弱多病的景宗皇帝耶律贤“驾崩”了,时年仅35岁。

年仅30岁的萧燕燕从皇后升格成了皇,只有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圣宗皇帝。

辽国诸王宗室,个个拥兵自重、牛气哄哄,严重地威胁到朝廷的安全。

皇太后萧燕燕恐惧无比,在宫中大哭,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韩德让这时已经在辽国高级管理层上班了,知道了太后的忧虑,就拍着胸脯回答:“只要肯任、听我的,一切包管没事。

” 萧太后一看是差点就成为自己丈夫的韩德让仗义发话,大感欣慰,让韩德让总管宿卫,以保障自己和儿子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的安全。

后来,又让韩德让参与、决策军政大事。

辽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统和三年(985年),韩德让成为了辽国决策层最具发言权的人物,出任“政事令”。

辽统和四年(986年)是北宋的雍熙三年。

这一年,宋太宗欺负辽国是寡母孤儿当政,发动了著名的“雍熙北伐”。

韩德让实在了得,亲自率军,击败了北宋北伐部队,得封为“楚国公”,旋即进封“楚王”。

萧燕燕极其欣赏这位曾经名义上的“夫君”,私下里对“夫君”说:总算是你我前缘未了,先帝死了,我从前曾许配给你为妻,如今我愿意再续前缘。

这样,当今的皇上,也就是你的儿子了。

韩德让笑纳,从此无所避讳出入萧燕燕的帐幕。

萧、韩两人同桌吃饭,同帐而眠,恩爱无比。

圣宗皇帝耶律隆绪也默认了自己这个异族父亲。

统和十二年(994年),韩德让出任“北府宰相”兼“枢密使”。

不久,又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封“齐王”。

至此,韩德让统领“北、南两院枢密院”,集辽、汉军政大权于一身。

关系进展的这么快,当然不仅仅是爱情的力量,更因为萧燕燕坚信,这个叫韩德让的男人,不止能打仗,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绝对的依靠。

他俩的这件事,虽然闹的,辽国游牧民族也比较风气开放,但眼气的人也不是没有。

宫里宫外一度闹的议论纷纷,好些王公大臣更是十分愤怒,公事私事,都想给这个叫韩德让的汉族小子找找麻烦。

就算是村里给寡妇挑水的,碰到这种事,好些都还很忌讳。

遇到旁人挑衅,大多都还。

可这韩德让却实在不是一般人,人前人后都异常高调,不但经常大模大样秀恩爱,碰上敢找事的,也是兵来将挡,坚决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力。

尤其倒血霉的,是皇族耶律虎古,这人也是辽国一代名臣,属于皇族中的实干派。

结果有一次讨论工作,和韩德让顶起牛来,顺嘴说了几句韩德让与萧太后间的私人生活话题,结果韩德让当场,甩手抄起大铁骨朵就是一下,把这个辽国皇族栋梁,砸得脑浆迸裂。

这事在辽国啥性质?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倘若年代的,有天突然在朝堂上二杆子精神大发,把恭亲王揍的脑袋开瓢,会是啥性质? 而放在当时的辽国,这事自然闹炸了锅,可有萧太后镇住,也就顺理镇住了锅。

也就是把苦主厚葬了了事。

辽国皇族们的情绪,据说十分“稳定”。

情绪稳定的皇族同胞们,自然不肯,眼看韩德让这厮太狠,单挑八成找砸。

那就群狼战术一起上。

一次皇族打马球,几个大将密切配合搞恶意犯规,当场把韩德让从马上掀翻在地,摔得鼻青脸肿:这里可没铁骨朵,有种砸我啊。

这韩德让也端的是条汉子,来一个砸一个,来一群砸一群。

立刻卷起袖子,和这几个坏小子打在一处。

到底是名将生猛,一个打好几个,竟不落下风。

但萧太后的情绪,这下彻底不稳定了,当场怒火大发,果断派卫队制止了斗殴,接着把那个撞翻韩德让的家伙拖出来,当场就砍了脑袋。

这事的爆炸程度,清宫戏票友可自动脑补:倘若慈禧突然把载沣拉出去剁了,会是啥影响? 而经过这俩次事,这影响可大了去了。

从那以后,韩德让所过之处,收获的总是鲜花掌声和友谊的笑脸。

耶律家的人都深刻意识到:这个叫韩德让的汉人,是辽国天字第一号惹不起。

当然要说这些耶律皇族如此闹,是为了爱情问题,那就肤浅了。

他们真正惦记的,还是最高权力。

也正因如此,韩德让在这件事上,才表现出了异常的强硬。

和萧燕燕这番一唱一和,终于完美荣升辽国政坛黄金夫妻档,把这群反对派死死踩在脚下。

但对于韩德让来说,解决这几个不开眼的皇族,其实还是小意思。

他真正要帮萧燕燕解决的,是一个辽国的老麻烦:宋辽战争。

景宗皇帝耶律贤刚死那会儿,萧燕燕不是在宫中大哭,说什么“边防未靖”吗? “边防”为什么总是不“靖”呢?原因是辽国从后晋石敬塘那儿割取了“”,北宋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已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了。

说起这件事,后世不明真相的群众,总喜欢拿来踩,动不动就喜欢说大宋如何如何文弱,被辽国各种吊打,以至于俩次北伐,都被揍的血本无归。

仿佛强大的辽国修理大宋,经常是干脆利落的事。

而放在真实的历史上,宋辽战争,堪称是中原王朝经历的最为血腥残酷的边界战争,甚至不夸张说,这战争的技术水准和残酷程度,早已远远超过汉唐时代与匈奴突厥的冲突。

为啥这样说,关键还是对手不同。

汉唐面对的匈奴突厥,都是纯粹的游牧民族,饶是凶猛善战,但经济基础差人口稀少,科技水平更极其落后,一次突袭打他个重创,就能让他把血流干。

但辽国的情况却恰相反,虽脱胎于游牧民族,但农耕经济也发达,特别是得到了幽云十六州后,战争支撑力更直线上升,军事科技水平更到了极强的地步。

外加自身保留的游牧民族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恐怖战斗力可见一斑。

如果说匈奴和突厥好比草原上的野狼,那么辽国就是升级版的金刚狼。

这是过往中原王朝都不曾遇到过的强大对手。

而比起汉唐来,大宋由于,失去幽云十六州。

既无地利优势更失去了传统马场,骑兵力量大打折扣,但好在经济强大,科技进步,于是从开国后和辽国的历次血拼中,虽有高粱河和雍熙北伐两次大败,但也同样有满城,唐河,徐河,静塞军等战役的胜利。

尤其令萧燕燕打击沉重的,就是咸平四年的威虏军大会战:辽国王牌骑兵铁林军被全歼,仅记录在册的斩首损失便高达两万人。

这是年轻皇帝宋真宗,奉送给辽国的一场开门大吉。

像这种伤亡程度的战役,在宋辽战争中不胜枚举。

斩首万人以上的战役,在宋辽大小八十一场战役中比比皆是。

二十五年间,仅有史料记录的双方斩首总数,就已突破十万。

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损失,更是以往汉匈战争甚至突厥战争中都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宋辽俩大帝国正共同经历的一场灾难性折磨。

而就对战争前景的态度说,宋朝这边,是极度的头疼,辽国这边,确切说萧燕燕心中,是极度的恐惧。

辽国虽有着比当年匈奴突厥更强大的战争支撑力,但是巨大的战争投入和损失,依然令辽国已经濒临承受的临界点。

而最致命的问题是:战争只能使辽国的贵族们借以扩充军备,获得抢掠的好处,却很难给辽国中央政权实际的利益。

简而言之,宋辽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不好说,但最先死掉的,必然是萧燕燕一家人。

所以,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可是怎样才能结束这场战争?既要体面叫停,更要确保利益最大化?萧燕燕和韩德让商议,准备以战求和。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农历闰九月,萧燕燕借索要关南地区(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县一带)为辞,大举伐宋。

这次进兵,萧燕燕下了血本,作战部队二十万,算上预备队和后勤,总数更突破五十万,几乎是个人都认定,这女人是来玩命的。

战斗的过程,更像是打疯了似的:辽国先小受挫折,但很快就狂飙突破,连续攻破遂城,德清军等地,一路狂飙南下。

宋朝顿时举国震动,甚至朝堂上诸如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更是反复鼓噪,强烈要求宋真宗立刻迁都,暂避辽军锋芒。

其实哪怕不知兵,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这些大臣们,实在是紧张的过头:辽军不假,但是基本都是发挥骑兵优势,围攻宋军单个的边城,甚至在攻克宋军的各个据点时,辽军也没有体现出战斗力的优势,都是死冲猛打,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占领了宋朝几个城池。

而且尤其惊险的是,宋朝静塞军甚至还能发动反击,在北平磐奇袭辽军,差点就把萧燕燕的宝贝儿子抓了俘虏,直惊出萧燕燕和韩德让一头冷汗。

而比这更惊险的现实,很快降临了:宋军的防线是极其弹性的,在遭受剧烈攻击后,很快开始了聚力过程。

大批精锐部队集结澶州,与辽军针锋相对,宋军的统帅,也换成了当年曾俩度暴打辽国第一猛将耶律休哥的战神李继隆。

真正的决战,眼看就要打响了。

而辽国这时的局面,却已经完全恶化,前面有宋军的坚城和重兵集团,后方补给线更极不稳定,随时有切断后路的危险,如果不能快速击败宋军,后果就不堪设想。

真正的逆转很快上演了,辽军元帅萧揽达在澶州城下,被宋军床子弩射死,这位耶律休哥后辽国的第一名将,竟以这样一种意外方式结束了战场生涯。

而紧接着给萧燕燕巨大一击的,是宋朝的杀手锏:在宰相的力主下,年轻的宋真宗御驾亲征,抵达澶州城下,宋军士气高涨,欢声雷动,战士们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猛扑上去,将对面辽军撕成碎片。

而在这关键时刻,萧燕燕却脑子发热,竟做出一件犯二的事情:派数千精锐前来挑衅,想给宋军来个下马威,没想到这下送肉上俎,被急于表现的宋军一顿暴揍,当场斩杀了大半。

幸亏关键时刻,韩德让再次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职责,其实这次整个南侵,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外交攻势,先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期间外交斡旋一直不停,双方使节往来不断。

而在萧揽达阵亡后,正是韩德让的反复力劝,终于让萧燕燕的头脑冷静下来:先前打高兴了,差点忘了来干什么了。

澶渊之盟 事实证明,韩德让真正掐准的,是宋朝方面的心态,虽然在战场上占有优势,但大宋是不想打这个仗。

如果可以有合适的方式结束战争,他们是愿意的。

事实也正如韩德让所料,宋真宗派使者曹利用来辽军大营谈判,行前定下的谈判底线,是割地免谈,给钱最多一百万。

宰相寇准知道后大怒,威胁曹利用说,要是给钱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脑袋。

曹利用绞尽脑汁,终于把价码杀到了三十万。

而这个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特别满意的,辽国可以每年获得宋朝的岁赐,而这笔开支对于富庶的宋朝来说,只是,仅相当于三个县的收入。

拿这个钱换结束战争,免遭,在宋真宗眼里十分值得。

当知道曹利用谈下来的钱数是三十万时,宋真宗本人差点乐疯了,当场就厚赏曹利用。

当然更高兴的,自然是辽国方面,首先宋朝不再纠结幽云十六州的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每年可以从宋朝拿钱。

这类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令萧燕燕在辽国威望大增,对这协议,哪怕当年最反对二人爱情的辽国皇族们,好些人也热烈欢迎。

这个在当时双赢的协议,就是澶渊之盟。

辽宋两国缔结成了“澶渊之盟”。

从此,两国百年修好,宋辽边境“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结盟之日,宋朝使臣亲眼看到“承天皇太后”萧燕燕和韩德让并排坐在驼车上,如胶似漆、笑语晏晏。

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农历十二月,57岁的“承天皇太后”萧燕燕在行宫中病逝。

重情重义的韩德让经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

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和皇后亲奉汤药,不敢稍离病榻半刻,表现得比孝子还要孝子。

但用情至深的韩德让在病榻上延宕了几个月后,还是头也不回地追随萧燕燕于地下了。

辽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追赠韩德让“尚书令”,谥号“文忠”,并亲自为韩德让举了国葬,并将韩德让安葬在“承天皇太后”萧绰的陵墓边。

在辽国历史中,埋葬在契丹皇陵中的汉人、臣子,仅韩德让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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