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权末代”的可悲结局是怎么回事？是什么真相造成
【千问解读】
摘要：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明孝宗樘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
到末年，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
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
但兵锋所至，朱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明皇族的人口爆炸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朱祐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这确实也是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
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
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
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
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
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
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
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
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
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年间，已有了5000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
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
(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
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而且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当，但末年爱新觉的成员数量是29000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风景。
各地长官惊慌地发现，本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于此省的皇族。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人口如此急遽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
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
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
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
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
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
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
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
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
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
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
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
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
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
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
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
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
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
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
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招纳妻妾，强抢民女。
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
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地方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条。
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
所以，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
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
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
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
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
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
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
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
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
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
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中国老百特别“通情达理”。
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
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
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
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
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
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
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
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特权庇护：皇族成为黑势力保护伞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
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
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
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
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
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
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
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两百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
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
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李自成、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
这些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
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
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
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
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
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
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
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
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
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
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
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
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
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
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
”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
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
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
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
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
攻克重庆，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
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
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
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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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十万铁骑连续击败宋、辽两大强国，却为什么败给了蒙古？
西夏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起源于唐，建立于宋，历经十帝，享国189年。
如果从881年李思恭拜定难军节度使算起，这个位于西北边陲的政权，一共延续了346年。
在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以后，西夏迎来它最为辉煌的历史。
这个新生的政权，连续对北宋发动了、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等多场大规模战役，歼灭北宋西北军精锐数万人。
1044年，辽兴宗，率领十万精锐辽军征讨西夏，但却在河曲之战中被西夏军击溃。
连续击败宋、辽两大强敌以后，西夏军力来到鼎盛时期，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且都是能征善战的精锐士卒。
然而在崛起以后，西夏却在与蒙古的决战当中节节败退，最终被蒙古人灭亡。
我们不禁发问，在和蒙古的决战当中，西夏的五十万大军哪里去了，熬死了辽国的西夏，为何在面对蒙古人时?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有三个。
一、内斗不断，国力内耗 李元昊称帝初期，励精图治，指挥得当，多次取得大胜，使得西夏的军力进入巅峰期。
然而西夏的巅峰期，如同，转瞬即逝。
大败宋辽以后，李元昊骄傲自满，开始穷奢极欲，愈发。
李元昊强行将儿子宁令哥的妻子纳为妃子，惹怒宁令哥，最终被宁令哥挥刀削去鼻头，流血过多而死。
这场皇宫里发生的弑父惨案，为西夏的未来蒙上一层重重的阴霾。
此后，西夏内斗不断，政变频发，母党专政，专权，使得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国力内耗严重。
二、君主昏庸，频出昏招 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急需一位雄主，来力挽狂澜，然而可惜的是，西夏在蒙古来袭，国家危难的时候，却屡立昏君，昏招频出。
西夏的外部环境，决定着它不能穷兵黩武，多面树敌。
李元昊在大败宋辽以后，西夏兵力强大，但国力衰微，就是例证。
西夏以一小国身份，夹在众多大国当中，还能存活上百年，依靠的就是灵活的外交政策。
在辽国强大时，西夏向辽国称臣，借助辽国威势，制衡北宋;辽国灭亡以后，西夏又依附于金国，尽管两国战事不断，但金夏联盟依旧存在，而这也是西夏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可是，由于西夏政变不断，皇权更迭频繁，国策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西夏对辽、金、宋都是时战时和，这使得都与西夏存在很深的怨仇。
蒙古崛起以后，西夏又成为蒙古的附庸，攻打金国。
《金史》评价西夏是“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率军围攻西夏中兴府以后，西夏朝堂上的许多大臣都主张连金抗蒙。
然而神宗遵顼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既和金国进行和谈，惹怒了蒙古人，又因畏惧蒙古，始终没有和金国确定盟约。
1223年，神宗强迫太子德任率军攻金，然而德任宁愿被父亲关押，都不愿再替蒙古人打金国。
蒙古军再次袭来时，神宗想到的不是抵御外敌，而是连忙退位，将皇位传给德旺，自称太上皇，以逃战乱。
德旺继位以后，是为夏献宗，他和金国约为“兄弟之国”，共同抗蒙，但在蒙军袭来以后，他立刻向蒙古人乞和。
可是当蒙古人同意以后，献宗又准备举兵抗蒙。
献宗的出尔反尔，既让西夏孤立无援，又惹怒了蒙古人。
献宗以及阿沙敢不等人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必须要指出，他们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而西夏最后的机会也随时消逝。
三、国力有限，军力衰微 尽管西夏人勇猛善战，但西夏毕竟是一个西北边陲的小国，它国土狭小，人口稀少。
《·夏国传》载：“诸军司驻防兵力总计五十余万，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
这样算来，西夏的常备军数有七十万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然而要知道，西夏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制，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
所以，根据常备军数可以推测出，西夏的总人口不到三百万。
除人口稀少以外，西夏的经济发展艰难。
西夏的青盐、矿产等资源丰富，兵器制造业也比较领先，但它缺乏可以贸易的通道。
北宋关闭互市以后，西夏的经济遭受重创。
西夏国力的局限性，使得它尽管数次大败辽、宋，甚至还多次击败蒙古军，但它依旧没有主动权。
只要发生大规模战争，西夏不论是输是赢，国力都在下降。
西夏错误的依附于蒙古以后，成为蒙古人的兵源地，不计其数的西夏人被迫替蒙古人打仗，这使得西夏的人口骤减，军力进一步衰微。
所以，尽管西夏在和蒙古决战以前，还有数十万大军，但西夏朝廷腐败，社会动荡，财政不足，军力衰微，自然不是新崛起的蒙古人的对手。
保义二年(1227)，中兴府在被蒙古军围困半年以后，粮草不济，城内又发生瘟疫，夏末帝见大势已去，只能投降蒙古，西夏灭亡。
由于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去世，蒙军为报复，攻陷中兴府后展开屠杀，将宫室、陵园全部。
西夏，这个延续了将近两百年的国家，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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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购买了很多大炮，它们的威力如何呢？
作为镇压运动后期的清军指挥，李鸿章和不同，他发现了西方在参战后火力巨大的优势，从此开始致力于引用西方先进的技术。
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最终湘军最精锐的300名洋枪队士兵，被编入了李鸿章的清兵营，得益于战功，在此之后李鸿章步步高升，在平定后出任、两江总督以及北洋通商大臣等职务，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也就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过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又陆续签订下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让李鸿章意识到了中西方武器上的彻底不足，于是说服朝廷，引进西洋兵器，并且在1866年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抵达欧洲进行访问，同时购买武器。
当时李鸿章最注重的，便是火炮，这种武器显然能够最快弥补清军和英法等国的差距，他先后抵达了英法普鲁士等国家，逐渐分析各国军火武器的利弊，期间李鸿章对于普鲁士的克虏伯，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是因为英法等地，对于李鸿章等官员，十分的轻视，反观使团抵达普鲁士之后，克虏伯公司却极其隆重的接待了他们，期间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更是亲自迎接使团成员。
一位成员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件中表明：“他(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
” 而李鸿章同样对西方的各个国家武器，也进行了深远的研究，他注意到，在刚刚没过多久的中，普军士兵使用的克虏伯大炮，火力轻松的碾压了敌方。
李鸿章因此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
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
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 就这样，在考察结束后，李鸿章随即和克虏伯公司签署下了庞大的订单，共计328门火炮，当第一批将近百门火炮抵达之后，李鸿章将其组建在淮军中，成立了19个炮兵营，这也是我国第一支近代化炮兵部队。
而在后来的20年中，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清廷又陆续向克虏伯公司订购了将近2000门火炮，它们被广阔的分布在了中国沿岸的海防线以及江河要道。
李鸿章购买的德国大炮威究竟有多先进?数十年过去后，它们竟然在中也发挥出了自己的威力，抗战期间，由于缺少重武器，不少大炮依然上了战场。
1937年9月，日本海军进犯厦门，而胡里山炮台的克虏伯发出了怒吼，一炮便摧毁了日本舰队的轻型巡洋舰“若竹”号。
这点上，不得不佩服李鸿章的眼界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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