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蒙古人占领俄罗斯250年产生了什么后果？
【千问解读】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
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
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因而，对这段历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 先看看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
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
大汉根据当年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
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念。
(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
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一起出兵，与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
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
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
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
1314年，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
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元朝疆土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
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
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
“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
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
”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
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
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
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
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
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
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
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
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
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
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
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
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
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
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
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
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
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
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
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
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
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示。
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
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
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
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
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
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
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
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
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
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
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
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
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
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
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
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
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
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
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
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
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
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
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
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
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的城市。
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
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
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
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
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
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
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在蒙古统治期间。
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
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
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
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
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
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
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
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
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
“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
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
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
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
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
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
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
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
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
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
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
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
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
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
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
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
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
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
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
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
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
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
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
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
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
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
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
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
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
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
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
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
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
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
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
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
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
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
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
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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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慈禧太后死后随葬了多少稀世珍宝
与一起垂帘听政的她,便开始在大清王朝的皇家陵墓——清东陵内给自己和慈安太后精心挑选风水宝地,修建万年吉地。
慈禧、慈安两座陵墓的选址和规划设计据说整整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之后用了6年时间建造陵寝,总计耗费白银500多万两。
这两座规制相同的陵寝建成后,在的诸后陵中已经是最豪华和最漂亮的了。
然而，贪婪的慈禧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东太后慈安死后,慈禧利用一手遮天独自掌权之机,以她的陵寝定东陵年久失修为借口,于1895年(清21年)下令重建。
慈禧陵寝定东陵的重建工程耗时长达13年,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直到她死的前几天才宣告结束。
重建后的慈禧陵,建筑材料之贵重,工艺之精美,装饰之奢华,均居于皇后陵寝的之首,甚至超过了清朝某些的陵寝,就连大清皇宫紫禁城也难以企及。
清代帝后的棺材,称为梓宫。
慈禧的梓宫比普通棺材大几倍,共分为内棺和外椁两层,都是采用极其名贵的金丝楠木打造的。
金丝楠木产自云南的原始森林中,质地细腻,能散发出馥郁的清香,被誉为稀世奇珍。
据说，尸体入殓于金丝楠木打造的棺材中,可千年不朽。
一副金丝楠木棺材从云南运到京城,光运费就得花40万两银子。
慈禧的金丝楠木棺材表面,漆了49道金漆,然后用藏文写了四咒语,以此护佑慈禧的亡灵。
据史料记载，在慈禧入殓时,她的尸体上穿了一层又一层精美寿衣,每一件寿衣上都点缀满了珍贵的珍珠和宝石。
仅其中的一件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和一件绣花串珠褂,即缀有大珍珠420颗、中珍珠1000颗、小珍珠1500颗。
慈禧头上戴的是一顶镶满了珍珠的珠冠,其中最大的一颗珍珠大如鸡卵,重达4两(16两1斤的老秤),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之一,估价是2000万两白银。
她脖子上挂的是三串朝珠,一串由红宝石串成,两串由800多颗能释放出五彩光泽的东珠串成。
她口中含的是一颗夜,这颗夜明珠最为神奇,是由两颗珰珠,也就是半圆珠组成的。
两颗半圆珠分开来,透明无色,合拢成一颗圆珠,便会发出耀人眼目的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能照见人的头发丝。
这是一件稀世,其价值无法估算,据说含在口中能保尸骨不化。
慈禧的手中,握着从东太后慈安那里弄来的那颗大如鸡卵的硕大东珠。
她脚上穿的,是一双镶满了珍珠和宝石的朝靴。
在慈禧尸体殓入金丝楠木棺椁之前,先在内棺底部铺了三层非同一般的褥子。
第一层,铺的是一床厚约7寸的金丝棉褥,缀有大小珍珠12640颗、红宝石85块、白玉203块。
第二层,铺的是一床绣满了荷花的珍珠丝褥,缀有一钱重的珍珠2400颗,光这些珍珠就价值132万两白银。
第三层,铺的是一床绣佛串珠薄褥,上面绣有佛像,缀有成串的珍珠。
满是珠光宝气的慈禧尸体殓入棺材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床西藏活佛进献的、据说能帮助亡灵尽快走向西方的陀罗尼金被。
这也是一件稀世珍宝,明黄缎底,捻金织成,上边织有佛像、佛塔和25000字的经文,镶有大珍珠820颗,精致得无与伦比。
据国内文物专家统计,仅仅是慈禧尸体上的穿戴和铺盖上镶缀的大小珍珠,就多达23540颗。
此外,还镶有各种翡翠、白玉、祖母绿1470块。
在当时,一颗一钱左右重的大珍珠,起码要价值千金甚至万金。
慈禧尸体的头顶,安一柄翡翠荷叶,脚下放一个玉石大莲花。
这是慈禧生前想出的主意,让自己死后头顶荷叶,脚踩莲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后便能好运“连莲”。
在慈禧尸体的四周,堆满了黄金、美玉、翡翠、各色宝石雕琢而成的各种无价之宝,有白玉雕琢的罗汉、骏马,有黑玉雕琢的黑荸荠,有天然长成的玉藕,有翡翠和宝石雕成的瓜果梨桃。
其中的两个翡翠西瓜是稀罕物,这两个翡翠西瓜雕的都是从中间切开的形状,一个绿皮红瓤黑子,一个绿皮黄瓤黑子。
最稀罕的,当数两棵翡翠白菜,绿色的菜叶,白色的菜干和菜心,菜心上停了一只碧绿的蝈蝈,菜叶上落着两只黄色的马蜂,整棵白菜和蝈蝈、马蜂,都是用一整块翡翠雕成的,真是巧夺天工,。
在这些奇珍异宝都放进棺材之后,棺材里还有缝隙,于是，又倒进满满的4升珍珠和2000多颗宝石进去才填满。
最后,盖上一件缀有6000多颗珍珠的网珠被,才把棺材盖盖上。
簇拥着慈禧尸体的这一棺奇珍异宝,到底价值几何呢?有人估价起码在1亿两白银以上,可称得上富可敌国了。
据说，当年大清王朝的年财政收入大约为白银5000万两左右,而当时国库所库存的白银还不足7000万两。
也正是这笔举世罕见的巨大财富,由此给死后的慈禧招来来了举世罕见的飞来横祸。
死后的拥着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仅仅在地宫内安睡了20年,便遇到了那个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东陵大盗孙殿英。
1928年7月4日至10日,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派兵封锁了清东陵,用了整整7天7夜时间,盗掘了清东陵最富有的两座陵寝——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
孙殿英指挥手下的匪徒们,先把地面的宫殿里供奉的名目繁多的珍宝一扫而光,然后用炸药炸开了地宫人口,钻进阴森恐怖的地宫里,在一个汉白玉石的宝床上找到了慈禧的梓宫——那口巨大的金丝楠木金漆宝棺。
孙殿英指挥部下对慈禧陵和乾隆陵的奇珍异宝进行了一次史上空前的疯狂洗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军阀孙殿英一手制造的清东陵盗宝大案。
在参观游览清东陵慈禧陵寝的时候，我对于慈禧太后生前的无比贪婪感到极为困惑不解，她曾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势将天下宝物窃为已有，而且担心自己享用不完，还全都带到了棺材里陪葬，以留着供她自己在阴间继续享用。
然而，令慈禧本人想不到的是，尽管她能够把可敌国的宝藏随葬在自己的棺材里，但却不能够在身后留住那些可敌国的宝藏，而只能是由此招引来盗陵大盗，将她自己的陵墓中的宝藏盗抢得，她自己所能够留下来的也只是后人无尽的不耻与唾骂，这大概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大贪婪者的最终结局 随机文章南天门都有哪些神仙，截教的魔家四将和民间四大天师守卫南天门揭秘外星人是否存在，宇宙中外星文明不少/人类目前科技还发现不了海水涨潮是什么原因，月亮可能是最大“凶手”/东汉古人已知答案月亮的别称有哪些，月亮别称和诗句(银钩/玉钩/玉兔/玉弓/嫦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特点，人类历史最早文明(第一种文字发明者)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解析：王莽改制后为什么仅一年就灭亡？
那么他又是怎么灭亡的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那一天。
西汉王朝即是如此。
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
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
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
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
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
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
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
黄河决口成灾，在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
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
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
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
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
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
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的勇气。
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
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
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
与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
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
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
所以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
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
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
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
但这项措施却上下。
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
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
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
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王莽的这种改制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背离，是错误的。
因而，也就不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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