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出身低微，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谁更厉害呢？
【千问解读】
作为中国古代两位“草根创业”的成功典型，“与谁厉害”的话题，乍一看很无厘头，但倘若仔细比对，却有很多思考回味在其中。其实，对于“后辈”朱元璋来说，早他一千五百多年的“前辈”刘邦，那真是个“一生都很重要的人”。
他早年刚开始“创业”时，就仰慕刘邦的“，知人善任，不嗜杀人”。
打天下的战争年代里，更是掰碎了学习刘邦战争年代的经验。
以学者赵翼的话说，“明祖(朱元璋)亦遂有一汉高(刘邦)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
简直是“心里住着个刘邦”。
但话虽如此，俩人的不同点，其实也是很多。
他们到底“谁更厉害”?就得从这些“不同点”里瞧。
第一，从成功条件来说，朱元璋显然比刘邦更困难。
虽然都是穷出身，但刘邦扯旗造反前，总算还当过，手里有不少弟兄。
所以造反后轻车熟路，迅速拉起了队伍。
朱元璋却是正宗的草根农民，下决心造反前，还在元末乱世里要了好些年饭，哪怕跟刘邦比，也是草根里的最底层。
比这出身条件更困难的，就是创业条件。
刘邦所处的“楚汉战争”乱世里，“群雄”固然也不少。
但朱元璋所在的“元末乱世”，却更是乱成一锅粥，从朱元璋身边的，到“瘦骆驼”元王朝，各个都是难啃的硬茬子。
如果说刘邦的“楚汉争霸”，打的是争霸赛，那么朱元璋的帝王路，却是从“预选赛”打到“淘汰赛”，一级级的拼杀。
而比这“打天下”环境更困难的，更有开国后的“治天下”局势。
虽然都饱受战争创痛，但明初的开国局势，比汉初困难得多，除了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外，明初经过近一个世纪“放羊式”治理，贪污腐败的流毒到处扩散。
而且元朝虽然北逃，但退守漠北的，依然坐拥从漠北到云南的大片领土，还卷走了北方府库里的大部分金银，而且“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
”国家内外交困，可仗还得接着打。
如此困境，倘若朱元璋仅仅是“心里住着个刘邦”，或者简单复制当年刘邦“”“和亲”等治国套路，那根本解决不了这些更困难的问题。
新打下的大明江山，百分百要成为短命政权。
所以，这也是朱元璋与刘邦之间的第二个不同，朱元璋远远强于刘邦的，正是他的战略执行力。
说起刘邦与朱元璋的差别，后世的军事迷们，常朱元璋比刘邦强得多的军事才能。
确实，从带兵指挥和战略部署等“硬核要求”看，朱元璋显然追近了“多多益善”的境界，比“带兵十万”的刘邦要强一个档次。
但要想成就大业，比军事指挥能力更重要的，就是战略执行力。
刘邦与朱元璋一个共同的成功经验，就是高出同时代对手一筹的战略规划：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争”时期，从“”拿下三秦，到抢占中原水陆枢纽荥阳，再到大迂回扫平群雄。
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掐在项羽的死穴上。
朱元璋的成功更是如此，无论是“先取山东河南再取大都”的全新北伐战略，还是开国后集中举国力量抓农业，零容忍反贪的铁腕风暴，步步都无比精确。
但以执行力来说，刘邦最大的毛病，就是“放飞起来不是人”。
他的谋士就评价刘邦“慢而少礼”，实际的“放飞表现”，显然比这更糟。
他曾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光屁股骑在谋士郦食其身上。
放在重大战役的关键时刻，这“放飞”风格也不止一次坏大事：攻克彭城后“放飞”了下，立刻被项羽三万铁骑秒成渣，五十六万大军赔个精光。
北伐匈奴时又“放飞”了下，差点被人围在白登山上下不来…… 而这种“放飞”毛病，朱元璋恰恰不会有。
打天下的年代里，他就“无一事不经心”，标准的“工作狂型”人物。
甚至战事再紧急，每天也不能断了读书学习。
年轻时只是的他，通过每天有规律的与文士“朝夕相处，讲经论史”，到中年时竟已满腹墨水，诗赋文章的水平都极高。
生活更是一辈子节俭，哪怕后来君临天下，皇宫里的，依然无比朴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开基建国后，曾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严禁为自己做寿。
因为每到生日那天，他都会想起死于元末饥荒里的家人。
面对明初百业凋敝的惨状，决心“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的他根本没有“做寿”的心情。
直到洪武十五年起，农业生产全面复苏，喜获丰收的朱元璋，这才“过上了生日”。
以这些事情说，朱元璋，确实是一位能够最大限度克制自己私欲，为了大目标极度自律的帝王。
正是这强大的自律，造就了朱元璋强大的执行力。
从打天下到治天下，每一步的战略构想，都能够以最“工作狂”的方式执行到位：以《明实录》的统计，登基后的朱元璋，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扎二百多件，解决四百二十多件政务。
每天都是“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正是以这高强度的执行力，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明王朝以极度强力的投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对农户每一亩地的种植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划。
全国的官员都按照《责任条例》，一条条考核管理，仅每年被抓到凤阳“劳改”的“落马贪官”，一度都多达万人。
但明王朝的吏治却“澄清者百余年”，国家修治水利河道五万多处，耕地面积突破八百万顷，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两倍多。
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废墟里拔地而起。
如此骄人成就，堪称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卓越奇迹，也来自朱元璋这无比强大的战略执行力。
那么“放飞”的刘邦，就真的全不如“后辈”朱元璋?有一条，他确实比朱元璋强太多：眼光胸襟。
朱元璋虽然佩服刘邦，却也吐槽过刘邦“顾肚量亦未宏远”。
但以胸襟气度说，朱元璋确实差刘邦太多。
虽然他也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
”多次鼓励大臣进言，有过不少“勤于纳谏”的美事，被御史周观政骂得，却还是乖乖认错。
可要是触及了他的“忌讳”，那就俩说，比如直戳“分封”弊端的叶伯巨，“”里为蒙冤官员喊冤的郑士利，都被他各种恶治，甚至含冤而死。
而在这类事情上，刘邦就比朱元璋有襟怀得多。
甚至更能“容错”，谋士郦食其曾给刘邦出主意，鼓动刘邦册封战国六国后裔，事后证明这是个馊主意，但刘邦也只是笑骂一句了事。
陈平陆贾等亲信谋士，都曾当面顶撞刘邦，类似“尺度”放在朱元璋身上，最好的结果恐怕也是拖出去打一顿，但刘邦哪怕被拱火到顶，只要明白对方有道理，依然还是欣然接受，哪怕自打脸认错。
如此不同的襟怀，也造成了二人不同的“纠错”能力。
由于不能“容人容错”，冤死的叶伯巨没能唤醒一意孤行的朱元璋，于是朱元璋的“封藩”制度，也就成了明朝三个世纪的大包袱。
滚雪球般暴涨的们，最终把大明朝活活吃空。
而在刘邦这边，由于刘邦擅长“打脸式”改错，所以他能留住陈平陆贾等英才，更能在白登山后，把先前被他恶治的娄敬重新请回来，确立了无奈却现实的“和亲”国策，换来北方和平…… 这样的襟怀差距，也造成了俩人不同的看人眼光。
虽然朱元璋也同样是个眼光卓越的帝王，但俩人临终前的表现，就证明了这方面的差距：朱元璋为“皇太孙”亲自选拔的辅政英才，诸如黄子澄等“良臣”，事后证明都是有忠心无能力的“好先生”。
他对“皇太孙”的能力判定，也被历史证明是大错。
“”的悲剧，就是这么埋下。
反而是刘邦，同样是临终前，面对妻子对身后事的询问，他依然丝丝入扣，把陈平等人的优缺点一一道来，更做出“安刘者必勃也”的判断。
如此清澈的判断力，确实高出“后辈”朱元璋一同。
这一系列的差别背后，并非是朱元璋刘邦“谁高谁低”，却是明朝两大王朝，不同的历史走向，以及留给今天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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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奸雄曹操是宦官家族出身，为什么却有很多人投靠他呢？
在魏蜀吴三国中，曹魏集团最为人才济济，可谓“猛将如云，”，的用人之道历来为人称道，这也是他能乱世称王的重要原因。
曹操执政过程中曾颁布《求贤令》，以唯才是举之心求贤，这为出身贫寒的能人志士提供了机会，也是让曹营势力急速扩充的重要原因。
曹操到底是如何任人的呢?是什么让这些谋臣志士甘为曹操所用? 一、豪族为柱，兼收并用 东汉时的政权主要以豪族地主作为支柱，生在汉末的曹操也不例外，他将豪强作为主要依靠力量的同时再举各阶级人才，达到兼收并用的地步，因此曹操身边的人才集团上至贵族下至平民，无所不包。
曹操的骨干军主要是豪强世家，靠接纳地方的地主阶级武装形成，如曹洪、、等都是谯县一带的大地主，任俊、许诸、等人本身也有很大势力，他们后来都成为曹操人才集团中的重要力量。
除地主豪门，曹操后来又逐渐的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
年少时曹操便有“命世之才”的称号，加上后来许劭称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名声更为响亮，盛名为曹操取得世家地主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曹操当上东郡太守后前往投奔，荀彧是荀淑之孙，荀淑是当时各世家大族中的首脑人物，地位举足轻重，于是在荀彧的举荐下更有一大批士人前往归顺曹操，如、钟繇、、、杜畿等等不计其数。
所以曹操的用人之道是兼收并蓄，并非一些人所谓任用贫贱之人来冲淡世族势力，他的政治抱负不仅要通过能人士子来实现，更要以豪强宗族为支柱。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世族当中善谋者居多，寒门武将更多。
曹操的用人原则是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有志向，能成为其实现政治抱负的助力，又愿意为他所用，一概收用，不偏不废。
于是曹操身边逐渐聚集了不同阶级的各种人才，有主动归附的，如荀彧、郭嘉、等;还有敌方将领投降而来的，如、、、等;有本身是豪强大族的，如李典、李乾等;也有正常通过选拔举用的，如袁溪、张范、等。
甚至陈琳这种痛骂过曹操的人，他也能既往不咎任用，这是十分难得的。
也是因为曹操的知人善任、兼收并用，才让他的周围聚集无数人才，最终成就大业。
由此可见，曹操的用人范围是非常广的，宗族豪强能用，被举荐者用，通过选举的士人用，甚至痛骂过自己的人也任用，这就为他身边人才云集奠定了数量基础。
二、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在对人才德行的要求上，曹操的任人原则是德才兼备，两者。
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扬言只要一个人德行美好，同时又有治国之才，即使声名狼藉也愿纳入旗下。
虽然曹操曾表示对“不仁不孝”的有能之士也尽可能重用，但实际上他对的人更为钦佩，如历史上廉明清正的毛玠、正气儒雅的等。
毛玠年轻时做县中小吏，以公正廉洁闻名。
归曹后，曹操命他与蔡琰共同主持文人士子的选举，两人都是正直清廉之士，在他们的努力下朝中奢华风气荡然无存。
当时有不少负有盛名但举止虚伪浮华的人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他为人俭朴清廉以作表率，即使朝中极受宠幸的臣子也不敢超出规制。
曹操因此对毛玠非常赞赏，也曾亲自拜访他。
在选拔人才方面让清廉儒雅的毛玠、蔡琰主持，不仅提高了选拔人才质量，也体现出面对贤才时曹操的公正态度。
曹操虽然看中德行，对有德之人更为钦佩尊敬，但在用人时更倾向于选择有能力的人，即使这类人品行不佳，在曹魏集团也很有可能得到重用。
曹操会对通过选拔的人才进行分类，在他眼里，有德无才者终一事无成，才高而道德低劣者弃之不用对国家来说是损失，因此这类人会得到重用，还有一类人有才能但喜欢以此炫耀，曹操认为他们不但对国家没有助益，反而会误国伤民，不能重用。
可以看出曹操对所用之人的要求是德才兼备又唯才是举的。
对曹操来说，德行固然重要，但才能更为重要，仅自身品德美好对国家来说只是多了一个良好公民，没有治国的才能便是无用。
没有德行但有才能的人虽然可能饱受世人诟病，但他的才能只要取之有道，对国家的治理会有大用。
而仗着有才就飘飘然的人最容易在为治国献计献策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犯眼高手低的错误，曹操的任人看似荒诞，实际上有一定道理。
三、投降纳叛，不拘小节 对投降与叛变的能士，曹操采取的是尽弃前嫌的态度。
曹操的五员大将，、张辽、于禁、、徐晃各有其能，英勇谋略皆有，文才武略兼备，即使面对十分强大的对手，他们也是临危不乱，无坚不摧。
但这五员大将中有三人都是投敌而来，张郃、张辽、徐晃原本是、、杨奉下属随从，于禁、乐进则是在军阵行列中选拔而来，可以看出曹操也很善于在战争中发现人才。
曹操在处理投降与叛变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方法。
刘琮、蒯越前来投降，曹操欢喜的不是攻下荆州，而是得到蒯越这样的贤才;背叛袁绍投降曹操时他亲自迎接;陈琳被俘虏时非但没有杀害，反而让他担任随军参谋的职务;王修也是在曹操的用人之道中沦陷，弃袁谭投曹;对的反乱他也能不计前嫌。
曹操这种处理叛乱与投降的独特方法更让他身边聚集了更多人才。
除此之外曹操处理“大”与“小”时采用的是顾全大局的态度，在用人方面宽宏大量，胸怀博大，他的胸襟和气魄也是他成为一代枭雄的原因之一。
从一个刺客成为坐拥上百谋士的大将，管理上千人的集团，与他独特的用人之道分不开，同时也离不开身边众多将士的鼎力相助。
如文聘降前曾让曹操失望，后来仍是委以重任，文聘也不负所托，最终帮曹操守住江夏这块军事重地。
四、御兵有方，从善如流 在御将用兵方面，曹操都能任人唯贤，从善如流。
曾赞美曹操御将之道，说曹操能够发挥各个将才的长处，人尽其用，将他们的特长最大化。
如许诸、身材强壮、武力高强，同时忠诚守法，曹操就让他们在战争中担任前锋，冲锋陷阵，休息时就统领军队亲兵;他在军阵中提拔的于禁、乐进，在俘虏中任用的张辽、徐晃，都在为曹操效命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留名青史。
对待投降的将领，曹操也会委以重任。
如帐下的文聘，在江汉地区很有威望，曹操便任命他为江夏太守，让他掌管边疆事务，以抵御孙权;吕布遭擒后，曹操收拢张辽、、孙观等人，其中臧霸于冻土之地很有恩信，曹操便把青、徐二州交给他管辖;与曹操同宗族的人也得到重用，带兵打仗，镇守城关。
用兵方面，曹操借大汉天子的名义四处征战，对谋士提出的用兵策略、军事计谋择优而用，破袁绍、占荆州、擒吕布、取汉中，对外又降服匈奴等，最终将北方统一。
在曹操的众多谋人志士中，郭嘉军事方面的才能很受赏识，深为曹操器重，他们之间的君臣情也十分真挚感人，“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
史书评郭嘉“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他能通过敌人的心理特点，性格才智等作出最正确的决策，兵锋无敌。
如建安三年九月，曹操出兵攻打吕布，吕布坚持守在下邳不出来，战役持续大半年，曹操见兵士将领皆疲惫不堪，准备放弃。
此时郭嘉却以远见卓识看出胜利的机会，认为吕布有勇无谋，虽有谋略但反应缓慢，劝曹操急速进攻，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大胜。
除郭嘉外，曹操帐中善谋的智者还有很多，如荀攸、、许攸、贾诩等等。
除了善用谋士外，曹操对部下也是赏罚分明，有功之臣赏赐毫不吝啬，也非常能体恤下属，对待立下大功的谋士，曹操不断给予表彰、封邑，甚至将自己的租税分封赏赐众人，以示之心，这些重赏更是让有功之臣更加卖命，无功之人更加努力上进。
能够科学合理地御将用兵，是曹操用人之道的关键所在，如若不能人尽其才，即使有再多谋士将领也是无用。
结语 曹操的用人之道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选拔时不论出身阶级，任用时任人唯贤，引将用兵时从善如流，这都是曹操在用人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缘由，而用人的成功让曹操的称霸之路更为平坦顺畅。
但曹操用人方面也有缺点，如暴戾、疑心重、唯我是从等，钟惺有评：“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我想是十分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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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汉初三杰，为什么结局却差距那么大？
汉初三杰中，除了张良和韩信，另外一个人就是。
汉初三杰都有很多典故，我随便说几个，大家都很熟悉，比如张良拾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胯下之辱，萧规曹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有这么多典故足见这三个人的能力有多么的过硬，简直就是刘邦的三驾马车。
而刘邦对他们的任用也，张良足智多谋，是刘邦的总参谋;韩信用兵如神，是刘邦的大将;萧何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是刘邦的大管家;就这样刘邦虽然好几次被打的很狼狈，但是有了这三驾马车，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事都井然有序，即使有打击也很快能够恢复，最终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
汉初三杰虽然很有名，结局却不尽相同，张良的结局最好，功成名就后跟随赤松子云游世界，最后去世，获得刘邦及家人很高的评价。
第二呢就是萧何，萧何当然也是自然死亡，不过在刘邦晚年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差点死去。
而韩信则是最差的，不仅身首异处，还留下一个叛乱的名声，那么同是汉初三杰，贡献都那么大，为什么结局差距那么大呢? 韩信之死，萧何和张良反应不同 我们从韩信之死说起，韩信用兵如神，刘邦一直很忌惮。
当韩信在北线破魏平赵，收燕伐齐后，刘邦安抚韩信，封他为齐王; 待韩信率领汉军兵围楚军于垓下、最后消灭项羽后，刘邦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其后刘邦又借巡游云梦泽之机，设计抓住韩信， 并以谋杀罪将其押回京都，软禁起来，同时削去了韩信的兵权，最后将其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这一切都是因为韩信的军事才能实在太强了，而且虽然韩信是刘邦的属下，但一直存有成为诸侯王的念头。
阳夏侯陈豨举兵谋反，刘邦前往平叛，萧何留守。
有人向吕后告密说陈豨的谋反是和韩信商量好的，两个人会里应外合，推翻刘邦的统治，吕后就把萧何找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由萧何发布刘邦凯旋的喜报，骗韩信入宫。
由于韩信是萧何举荐的，所以对萧何还是相信的，就入宫了，入宫后就被埋伏的刀斧手给抓住了，此时的韩信还大喊：萧丞相救我!哪里还找得着萧何?坐在殿上的吕后尽数韩信的谋反行为，将韩信杀死，随后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股脑捕杀净尽。
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97年，而刘邦建立是公元前202年。
读下《》就会发现，张良的主要成就都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前，建立汉朝之后的张良的事迹非常少，只有定都长安和拥立太子这两件是大事。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
刘邦翦除异这件事，张良很少出谋划策，要知道张良可是刘邦的总参谋。
反观萧何，则是不余遗力，刘邦外出平叛，萧何管理内政，井井有条。
刘邦对萧何非常不放心，经常询问萧何在长安的，当听说萧何爱民如子时，刘邦总是不高兴，萧何却全然不知，辛亏有人劝萧何，萧何拿出了自己的钱财充当国库，刘邦这才高兴起来。
后来萧何还多买地，侵吞老百姓的田产，刘邦看到也很高兴，不过当刘邦象征的问罪时，萧何却乘机向刘邦请求把上林苑的空地给老百姓，刘邦非常不高兴，认为萧何这是在收买人心，便把萧何关起来，经过大臣们的劝说才放出来。
汉初三杰结局不同，主要是因为出身 张良闭门不出，萧何，韩信被诛杀，这是汉初三杰在汉朝建立之初的处境，他们三人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
张良是战国时期的贵族，张良家担任过五代韩王之相;而萧何则是刘邦的老乡，可以说跟刘邦最亲近;韩信则家境贫寒，先投身于项羽，后来才投奔刘邦的。
刘邦对三人的任用也不一样，刘邦和张良是一见如故;萧何不用说，那是心腹。
韩信则是个外来户，可以说刘邦自始至终没有信任过韩信，只是在用韩信的才能。
张良祖上世代为韩国相，对于看的非常清楚，所以张良在汉朝建立之后就托病不出，出行没有规律，远离权力中心，但又是在刘邦的眼皮子底下。
而萧何自认为是刘邦的老乡，又拥立刘邦，并且屡次搭救刘邦，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心的辅佐刘邦，再就是认为刘邦不会怀疑他的。
殊不知刘邦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亭长了，已经是大汉的了，萧何没有认清这一点，才被关进牢房的。
而韩信则是军事天才政治低能，吕后杀韩信的理由那是欲加之罪，如果韩信真的参与谋反的话，是坚决不会去朝贺的，他去了，说明他没有参与，再就是政治敏感太差了，韩信是一个自负的人，他由于家里穷，曾经有过胯下之辱，所以他自尊心很强，韩信离开项羽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重用。
出身不能代表什么，却能决定眼界和格局，我们不能决定出身，却能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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