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号称历史上最佛悉的帝王 最后是如何被饿死的
【千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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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支家沟古墓 “荆轲墓”或为汉武帝刘彻公主墓
但他强调，这仍只是他的推测，属于“一家之言”。
据了解，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蓝田支家沟汉墓，是一座依山而建平地起陵的大型竖穴土圹墓，平面呈甲字形，墓葬由墓园、封土、墓道、壁龛、车马坑、前室、主墓室等组成，发掘时地面尚存留有高约10米的覆斗形封土，墓葬全长53米，最深距离现地面11米，出土随葬品3900余件。
关于墓葬内遗骨的鉴定结果为一位成年女性。
网络配图 发掘发现：主墓室被大火烧过 “主墓室已经被大火焚烧过，关中很多大墓都有这个现象。
”段毅告诉记者，这个墓葬是2009年在建设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时发现的，当考古人员进入场地时，施工已经开始，“墓道南部上面铺设有龙门吊的铁轨。
” 他介绍说，其实当他们一进入现场就认定，它应该是一座汉墓，当地讹传已久“荆轲墓”的说法似乎更站不住脚。
他告诉记者，除了封土的形制，还有职业的敏感，都认为这是一座汉墓。
“地面有高9.5米的覆斗形封土。
” 他表示，这么大的墓葬一般来说历史上都被盗掘多次，他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至少有四处盗洞，主墓室两处、墓道两处。
之后，在发掘车马时，在一个盗洞里还发现有1996年的矿泉水瓶子，另外还发现一处埋有电雷管的哑炮，当时有很细的电线暴露在外。
墓主身份：不低于列侯级别 如何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高低?段毅告诉记者，在文字材料中，除了封泥还有茧形壶上的大官(太官)，还有车马器上的“右工”、封泥的“胞人”等，都显示了墓主人显赫的身份，至少不低于列侯级别。
“这座墓葬级别最重要的确定依据就是着衣式陶俑的使用，特别是宦官俑的使用，证明了身份极高。
”段毅介绍说，加上那么多有文字的封泥等旁证，确立其身份等级应该足够了。
他告诉记者，论文中他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实际上这座墓应该是诸侯王一级的。
因为根据以往学界的研究，只有诸侯王一级的陵才会采用支家沟汉墓这种独占山头的格局。
“因为这个墓葬和以往发现的诸侯王相比规模要小些，但随葬品的级别又明显比诸侯墓葬高，所以我才取了比较保守的说法。
” 那诸侯王级别的陵墓和公主这类女性的陵墓，从陪葬和墓葬来说，是同一个规格吗?段毅解释说，汉书记载很明确，“长公主仪比诸王”，也就是说长公主享有和诸侯王一样的待遇。
网络配图 关键物证：头骨无法鉴定更多信息 既然发现了一块女性的人头骨残片，那可以通过这块残片推断出具体的历史时间吗?段毅告诉记者，关键是这个骨头经过火烧了，无法鉴定更多信息，只能确定是一名成年女性。
“因为火烧过，所以无法具体确定，毕竟人骨鉴定要有很多前提。
” 据介绍，该墓共出土3900余件(组)文物，以陶器物和铜质车马器件为主，还有金镶玉、360余枚“五铢钱”等。
出土的174件着衣式陶俑均为立俑，制作精美传神、栩栩如生，发式众多、面貌各异。
段毅介绍说，其制作时分头颅、躯干、腿、脚四大段模制而成，脸部的五官则是后期刻划而成，故表情各异，丰富而生动，神态各异，陶俑表面施橙红色彩或白彩陶衣，头发、眉毛、眼睛、胡须等绘为赭黑色，嘴唇多以朱红描绘，均经过焙烧，色彩附着较好，虽历经两千余年，有些色彩依然鲜亮如初。
墓主人为何疑似鄂邑长公主? 墓主人为何疑似鄂邑长公主?段毅解释说，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及文字资料，推测墓主人所处的时间在汉武帝与昭帝之间，身份不低于列侯级别，极可能是位来自皇宫的高等级皇室成员，因葬于蓝田，又出土带有南方地域特征的双鱼瓶，因此墓主人与这两个地域都应密切相关。
同时，安葬的匆忙则预示着墓主人离世事出突然，似乎与某件突发事件有关联，而墓内还出土带有“元年右工”纪念铭这样带有准确时间节点的文物，应与墓主人埋葬时间有重要关联。
经过与文献、考古资料对比分析，段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武帝之女鄂邑长公主。
据了解，鄂邑长公主是汉武帝的女儿，汉昭帝的姐姐。
根据史料，鄂邑长公主丈夫为湖北的盖侯，“鄂(今湖北一带)，县名，属江夏。
公主所食曰邑。
”鄂邑长公主名称由此而来。
网络配图 段毅说，鄂邑长公主在宫中抚养昭帝8年，地位尊崇，故墓葬出土众多供天子享有的高等级随葬品。
其次，其食邑在湖北一带，双鱼瓶与其身份相符。
此外，鄂邑长公主在元凤元年自杀，与出土文物上的“元年”纪念铭相吻合。
史载，汉武帝死后，年仅8岁的汉昭帝登基，以大将军辅佐，由唯一还活着的姐姐鄂邑长公主抚养。
鄂邑长公主在盖侯死后，和儿子的门客丁外人相好生子。
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此事，就下诏命令丁外人侍奉鄂邑长公主。
鄂邑长公主与上官相友善，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曾数次为丁外人求封侯爵，以配鄂邑长公主(公主只能嫁列侯，不能嫁给平民)，大将军霍光专权，把持朝政，不许封侯。
她遂与上官桀、上官安及等合谋诛除霍光，事情被发觉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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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悬疑：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如何鼓励民告官？
古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
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
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
”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
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
太仓令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
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
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
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
西汉初，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
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
”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
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开国皇帝似乎是个特例。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
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
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
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
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
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
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的情况--民众借机，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
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的。
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
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
除非是大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讯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想方设法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
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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