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为什么不能统一中国？最重要的真相是什么
【千问解读】
历史学者周振鹤曾在《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设：如果战国末年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统一中国，那可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与当时的中原各国相比，齐国无疑是个异类，但就国力而言却是个强大的异类：在中，是最先称霸的，战国时任用，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战中大败骄横的魏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敬仲完世家》)。
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盛的国家之一，周振鹤据此认为：“秦的统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强盛一时，尤其是齐国，始终是秦实行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假想如果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是齐国占上风，那么“似乎可以说，中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假设，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它在战国晚期诸国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胜出，由它来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说是不存在的。
打造战争机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东方创建齐国，被授权专征不守王命之方国，这一专征大权遂成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的合法根据，故西汉末年《说苑》称“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功也。
”在直至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威胁到其存亡的强敌进迫，战败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围乃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挑战，那恐怕也就不会被倒逼改革。
“”之举恐怕更多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代的政治演进已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士人如何设想理想的“天下”，最终要“定于一”，事实上还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
此时的战争形态与春秋时贵族武士之间那种谨遵礼制的车战已大为不同，而需要国家力量、资源的总动员化，但齐国的军队组织却甚难适应这一挑战而及时转变。
在齐国，有一点乍看起来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两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兵法》、《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的评价却不高。
孙膑时便曾明白承认：“彼三晋之兵索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到战国末年，荀子作为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大学者，对齐军理应知之甚多，但他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推崇个人技能、在意物质奖励，遇到弱小的敌人还能有用，遇到大事强敌就涣散了。
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但讲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又次之，兵学自东往西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遗留着两三百年前田开疆等三士那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整体协同作战则较差，这一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
这一民风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西汉初年，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然评价说，齐国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也即对群体性搏斗消极，而对单兵较量却非常勇猛，这与齐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路也注重对人的私欲因势利导，主应人的私欲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这在促进“民富”的同时，也使齐军将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为功利。
直至西汉时，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气“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见到“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刀买犊”。
也正因此，齐国被迫在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谋略上入手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不强的弱点，这便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兵法家兴起。
张华松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
以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
” 此种注重单兵格斗技能的军队，在面对与较弱敌人决战时往往表现尚可，其最大的弱点恰恰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那种旷日持久的惨烈集团作战。
虽然注重谋略，但同样强调军纪(故有“”、杀人立威之举)，那恐怕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约前545-约前470)正处于“二桃杀三士”之后那种弱化个人作战技能而强调高度纪律约束的新作战模式。
个人的英勇在春秋时代的车战中尚有发挥余地，但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打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
魏国在战国初年称霸一时，恐怕依靠的就是这种步兵作战中高强度的军纪(荀子称赞魏国武卒能负重带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没有极强的军纪约束是不可能的)。
这种军事模式由晋国开创，推动社会结构性调整为中央集权制，因而三晋在战国时代法家和纵横家最为发达，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晋。
军事史学者李硕认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之后,“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均已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
”相比起来，的匈奴人则从不与中原军队主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这与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能驱使战士投入这种决死战斗的绝对君主。
反过来，当时名将虽然个人骑射技能极高，但他之所以在对匈奴多次作战中未立大功，反而几度覆军败绩，正是由于他作战依靠个人英勇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直到末年骑兵成为作战主力后，才再度出现一个主将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的英雄时代。
在战国时代那种步兵密集阵型长期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这道理不妨以足球运动为例，曾任中国男足国家队外籍主教练的霍顿说过：“中国球员并不缺乏技术和体能，缺的是整体意识。
足球是集体项目，整体不行就消耗了技术和体能。
”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首次进入32强，结果三战皆负，净输9球而未进一球，在观看中国队0:3败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但中国队的队员们显然不喜欢依靠集体的力量，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单打独斗，并最终丢了球。
” 这在作战中也一样，古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战士虽然悍勇，但他们缺乏纪律、各自为战，最终还是抵挡不过罗马军团。
由于中国时代对军阵的相关记载较少，罗马军团可以发我们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其关键在于纪律约束之下的强大作战耐力，因为“罗马的军事体制能够让其部队的基础构成天生具有一种可替换性，因而更易于混合与匹配”，其结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后方的多行阵列也能像输送带一样进行更替，因而“这种布阵在遭受正面进攻时几乎不会被击败，从而令军队得以稳步推进”。
战国后期的秦军也是，其战斗力不是来自出众的单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战”，坚忍顽强，稳扎稳打的作战意味着依靠消耗和逐步推进，当军队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时，战阵的人数与耐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自为战的武士很难与这样的战争机器对抗。
这一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因为这意味着与社会制度之间构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联结的复合体才有可能。
如我们所知，在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制下，也能产生这样纪律严密的步兵方阵，但在中国当时，唯一能锻造这一战争机器却只有郡县制之下贯彻国君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
因为战国时代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队，是以社会的全面征兵为基础的，这就不能像春秋时那样还把军事作为一小部分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训练这些应征的农民士兵，使其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都促使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持续关注“民”——与此前的“士”和“国人”凭借血缘性结合的共同体不同，在封建解体之后，人力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依靠郡县乡里的行政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按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中的论述，郡县制正是在离都邑较远的新辟领土上开始萌生的，“秦汉统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统可能是从封建时代天子或诸侯直辖地的行政组织蜕变而来”，到后来则将逐渐没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权力管辖之下，隶属于中央设置的县，“国都以外的乡大概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逐渐完成，城邦意义的‘国’被县取代”，“县”的本义就是“悬系”，指其地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地区不相接壤，如以线系于国都。
战争越剧烈，内外新并的土地越多，则国君直领的县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县城，多从边疆军事区设起。
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观，至此被逐渐改造为中央权力垂直所属的严密行政体系统。
这套制度，众所周知是在秦国贯彻得最为彻底。
这不仅确保了秦军源源不断的人力调配，而且乡里告发、连坐等制度也使得临阵脱逃变得更难——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而父老也不敢冒险隐瞒。
与此同时，秦国又实行最严格的金字塔式阶级制度——军爵制，根据战阵上的表现决定士兵一生的荣辱，这就在用外部纪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时，又给耕战之士提供内在的激励。
杜正胜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国彻底励行等爵制，授爵必以军功，耕战合一的齐民阶层才有远景、有生气。
但在山东列国我们却丝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气息，根本原因是军功禄赏不能塑造身份制。
”在魏国，当兵这条路的极致也不过就是豁免租税徭役，个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齐国，士兵作战最多只能因立功而获赏金，这顺应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却无法因军功而授爵。
这恐怕就是齐国这架战争机器的问题所在：它既无法像秦国那样有绝对权威迫使士卒投入长期艰苦的殊死作战，又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动力。
其结果，齐国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齐人的战斗力只有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
齐国的悲剧 公元前284年，齐国灭宋，此举贸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各国力量均势，引起诸侯震恐，结果五国联军伐齐，齐国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是齐“五都”之一，原本就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根基。
虽然齐国国力此后在复国主政之下迅速恢复，但它作为当时东方的强国，竟然这么容易就被击破——在中，除了最弱的燕国之外，没有一个大国像齐国这样在一两次决战失败之后就陷入近乎亡国的危难境地，这意味着它的军政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漏洞。
齐国采用五都制而非郡县制，因而编户齐民并不彻底，被燕军轻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会组织结构不够坚固严密，因而当决战失利后，不能作顽强耐久的抵抗。
本来，为齐桓公所规划的治国方略，虽然也是“分画都鄙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但仍是在旧制基础上的顺势而为：整理赋税、发展农商，在国家有充足财力的基础上，再将军令寄在内政上，由保甲制度来获得稳定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管仲还将齐国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乡不用服兵役，专职作为工匠、商人来替国家生产。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齐国首都临淄成为战国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齐国在战国时代采纳新制度上比其余六大国更为迟缓，何必呢?它现在这样也过得好好的，何况多元分权的社会构造本身阻止它作出这样彻底的变革。
这里也再次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无法通过军功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恐怕正是由于贵族世家的强大。
在当时的楚国，县之首长称“公”，多由强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袭，也有非贵族出身者，县虽有相当高自主性，但似仍须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这种直属于国君的“县”性质上还不同于秦之郡县，但相比起来，实行五都制的齐国甚至像楚国这样程度的郡县都没有，由此可见其集权程度之有限。
对活跃经济、学术自由来说，齐国的这种政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处，因而它在这些方面均表现突出，然而在战国时代的激烈战争中，相对分权、保守的政治结构却使得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己的所有潜力。
既然对齐国士卒来说，平日生活也相对宽裕，而打仗所积累的战功也不过只是财物上的一些好处，那自然更没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干这样的事。
二战时日军战斗力最差的第四师团就多来自大阪的商人，他们圆滑惜命，不愿打硬仗，却善于经商。
抗倭名将在《纪效新书》中便曾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说，这样的兵就算由、来管教也是带不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齐国不仅军队战斗力不够顽强，恐怕自身就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由此也能解释另一个历史谜团：在战国七雄中，相对于其余六国，齐国为何在领土扩张上表现得相对消极?在游说时就说，齐国富强，但却是“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
这恐怕不仅是由于齐国政治上不振作，也因为它比其余大国都更依靠工商业，也就相对不那么看重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农业产出收益;不仅如此，由于新并领土在各国的惯例都是直属于国君，那对于分权的齐国权力政治来说，内在的动力也不强，因为各大贵族恐怕也并不那么希望看到国君力量继续膨胀。
当然，齐国在领土扩张上也有短暂的辉煌：前314年齐军三十天内攻灭燕国，占领长达两年;前284年齐军又灭宋，但这两次扩张都没能维持有效占领，第二次甚至差点带来亡国之祸(前284-前279年燕攻齐之战)。
可以说，这两次对外扩张都是齐宣王、齐湣王父子两代国君的结果，他们的黩武恐怕正是君权膨胀的结果，但却缺乏秦国那样稳扎稳打的军事推进加上行政系统管理所促成的有效占领，结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国的敌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种子。
此前齐国也曾多次组织合纵反秦，但正如《齐国史》所言：“齐国在策略运用上有致命的弱点，每次合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没有给秦国以实质性打击，在兼并土地方面也几乎一无所获。
”这些都表明齐国的军政体制在对外战争中无法应对新局面，这些战争非但没能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消耗了国力，将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
只有在外敌将齐人逼入绝境时，他们才真正爆发出来。
燕军围困即墨时，残虐俘虏、挖掘坟墓，即墨人见状“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这正表明重视宗族的齐人最深沉的乡族意识被激发之后能转化为极强的战斗力。
总体来看，齐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很难产生对外扩张的持久内在动力，灭燕、灭宋这两次对外战争都只不过是黩武君主的一时，这最终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力量。
尤其到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越来越高效运转的强大军事机器，实难想象齐国有任何希望统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为两度亡国复国的历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齐国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乡土，这才是真正能激发齐人为之奋战的事物。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齐国的政治体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现代眼光看来，它却又是比秦制更“先进”的，尤其能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的活泼多元，然而在面临激烈战争逼迫时，这却使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终落败。
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再三出现的局面：两宋、这样经济文化更为繁盛的复杂社会，却敌不过组织更简单的外敌。
其结果，直到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在发展到更为繁荣的阶段时，始终无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机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趋于向内坍塌。
我们不必去遗憾为何齐国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国的悲剧就是传统中国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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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丢荆州的是关羽，却是诸葛亮造成的？
他辅助刘备，贯彻《隆中对》的路线，取得许多重大的胜利，直至以益州为根据地，建立稳定的蜀国。
但他始终没有达到复兴汉室、卒成霸业的目的。
这固然是由于魏、吴力量的强大，然而与诸葛亮在斗争中犯了某些错误，特别是在荆州问题上措置失当，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隆中对》的路线，首先是夺取荆州。
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占据了荆州，谁就可西进四川，东下三吴，为统一中国打开通路。
然而从刘备与的关系来说，荆州既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又是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的交点。
网络图片 刘备不取得荆州，就没有立足之地，不能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孙权就不会重视与他的联盟;若刘备不与孙权联盟共破，任何一方都难以夺取荆州，夺得了也难以保住，这是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怎样夺取荆州，如何保住荆州，是刘备集团始终都必须重视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犯了急躁冒进和重益轻荆的错误。
起先是夺取荆州时急躁冒进。
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指向荆州时，盘踞荆州的病逝，内部随之发生分裂。
以长子刘琦为首的一派倒向刘备一边，这支力量不大，且屯驻在夏口(今汉口，属江夏郡)，时刘备屯樊城，相距颇远。
以次子刘琮为首的一派动摇于曹操、刘备之间，屯聚襄阳，离刘备近，力量也较强。
当时诸葛亮主张立即吞并刘琮，乘机占领襄樊，为夺取全荆州建立基地。
对这个建议，刘备以为不可，借口“(刘表)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没有采纳。
结果刘琮降曹，让曹操占领了襄樊，接着南下江陵，兵临孙吴。
后世史家对此事有不同议论：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刘备完全有力量解决刘琮，占领荆州，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是坐失良机;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备虽能吞并刘琮，但不能抵御曹操南下大军，即或占领了荆州，也是保不住的。
应该肯定，在荆州问题上，刘备与诸葛亮并无根本分歧。
刘备对荆州早已，刘表在世时对刘备也早有戒心。
此时刘备不立即吞并刘琮以夺取荆州是正确的，所谓对已故刘表不愿“背信自济”只是托词。
他审度当时形势： 第一，以武力解决刘琮虽不困难，但是难以完全制服刘表集团将士，民心未服。
在刘表集团内掌握兵权并有相当影响的是蒯越、这一干人，他们是当地的望族，反对刘备而倾向曹操，是刘备夺取荆州的极大阻力。
刘备从他的政治生涯经验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荆州大多数人的拥护，要在那里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
为此他曾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史称：“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
”但人数毕竟有限，刘备还难以服众。
的诸葛亮还缺乏这种政治经验，。
第二，荆州是曹、孙、刘三方必争之地，谁抢先占据了荆州，将成为其他两方攻击的目标。
若刘备抢先占领荆州，不仅会受到曹操大军的全力攻击，同时还可能引起孙权的嫉妒，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最后还是被迫退出荆州。
第三，曹操是刘备、孙权的共同劲敌，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与之抗衡，“外结好孙权”，建立孙刘同盟是战胜曹军的保证，本是《隆中对》的决策，而如何解决荆州的归属问题，是孙刘能否合作的关键。
曹操南下的矛头虽主要指向孙吴，若按诸葛亮的意见抢先占领荆州，孙刘联盟必然不可能建立起来。
孙吴难以抵抗南下的曹操大军，刘备集团更不是曹军的对手，也必然是损兵折将， 再度飘零，只有利于曹操。
网络配图 所以刘备主张暂时不夺取有争议的荆州，先与孙吴建立联盟，同心破曹，是完全符合孙刘双方共同利益。
以后的事实表明，诸葛亮也认识到暂时不取荆州的正确性，故能担当起与孙吴结盟的谈判并完满地达成协议的使命。
曹操大军威逼东吴，孙权忙派人与刘备联系，刘备就毫不迟疑地派诸葛亮与之进行结盟谈判。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诸葛亮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劝说孙权，他说曹军虽众，但皆“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
今将军(孙权)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刘备)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会谈中诸葛亮只着重分析各方军事实力，争取孙权全力抗曹，绝口不提荆州的归属问题。
“权大悦，即遣、、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随后的能取得胜利，正是孙、刘联盟的结果。
刘备趁胜轻易地占领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四郡，从而初步实现其《隆中对》夺权荆州的计划。
后来曹操听说刘备取得了荆州，大为震惊，“方作书，落笔于地”。
赤壁会战后，曹操兵败北归，当时的主要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在荆州的归属问题上，孙、刘两家的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
王鸣盛指出：“周瑜方结刘拒曹，曹甫败，旋欲制刘以取荆而并图蜀。
”形势的新变化，刘备是清楚的，所以进取四川时，留诸葛亮、、、等率大军镇守荆州，自己在、等人辅佐下，率兵进攻益州。
诸葛亮镇守荆州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一是要继续极力保持刘孙友好结盟关系，维持刘平共处的局面，保住已得的疆土，使刘备专力西进巴蜀而无后顾之忧，不至于东西两面同时用兵。
二是必须保住荆州的安全，防止曹操再度挥师南下争夺荆州。
在夺取益州的计划顺利进行的过程中，庞统不幸中箭而亡。
与此同时，诸葛亮却丢下荆州，率张飞、赵云等部大队人马开赴四川，把镇守荆襄的重任交给关羽。
网络配图 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样，“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
诸葛亮的这一行动破坏了原来兵力的战略配置。
若是为了尽速夺取整个益州，诸葛亮这次援蜀还无可厚非，但在益州取得之后，就应该还师荆州，把住入川的大门。
问题在于他没有这样做，到了四川就一直蹲在那里，眼看着刚愎自用的关羽在荆州破坏了孙、平相处的关系，以至于丧师失地，关羽被杀，让孙吴占据了荆襄。
荆州之失，导致公元222年蜀吴，刘备大败，从此刘蜀只能闭守四川一隅，《隆中对》所拟定的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终成泡影。
荆州的丧失是诸葛亮重益州而轻荆州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
在《隆中对》中，他认为荆州在统一天下的战略地位只不过是“用武之国”，只有军事上的价值，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处于侧翼地位，所以只需“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就行了，主力应放在益州，由刘备亲自率领出于秦川以图中原。
诸葛亮对益州的看法则不同，认为是地形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政治上、军事上都非常重要，是“复兴汉室”的根基所在。
显然，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重益轻荆的思想。
网络配图 王夫之一再批评这一思想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不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而仅依据地理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是靠不住的，“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其结果是“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
诸葛亮为蜀汉在四川经营了几十年，“而卒不能与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或许有人说，诸葛亮轻视荆州的思想和荆州在赤壁大战以后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赤壁大战之前，“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沃野万里，士民殷富”。
但是，经过赤壁大战，情况不同了，并引庞统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说的话：“荆州荒残，人物殚尽。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赤壁之战虽在荆州地区进行，但为时不久，曹操水军败于孙吴后，加之军中瘟疫流行，便立即撤兵北归，荆州再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倒是孙吴把占有荆州的图谋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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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公主容貌复原图 小河公主为什么千年不腐呢
人们看到这幅小河公主复原图之后，可以看出她的容貌是如何的出色，于是纷纷再一次被她的美貌所折服。
小河公主容貌复原图中人们可以看到她的额头并不是很宽，而颧骨却比较高，眼窝要比一般人深一些，就连眼睫毛都可以看的，她的鼻梁坚挺而小巧，嘴唇轻轻的闭在一起，黒色的头发自然的垂落在肩头，而她的脸上还隐隐的带着一丝迷人的微笑，让人们浮想联翩。
人们根据她留下来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她是一个出自楼兰的姑娘，这让人们十分地震惊，然而她的容貌却有让人们感觉似乎离自己非常的近，她是高贵迷人的，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
小河公主为何千年不腐呢 小河公主作为楼兰的一大美女，又被人们称作“微笑公主”，这个名称的由来主要是因为考古学家们在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脸上带着美丽的微笑，这在迄今被发现的木乃伊中是极少见的。
网络配图 虽然小河公主在新疆罗布泊流域沉睡了四千年，但是由于她的尸身没有腐坏，所以她脸上神秘微笑的轮廓还是十分清晰可见的。
那么小河公主为何千年不腐呢?考古学家们在对小河公主进行研究检测的时候发现了她的身上有奶类物质，因此他们猜测小河公主为何千年不腐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奶类物质有关。
后来这种猜测得到了证实，小河公主千年不腐的原因与在其胸部发现的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种奶类物质有一定程度的防腐朽作用。
不同于埃及经过脱水以及采用香料防腐的木乃伊，小河公主的干尸上没有找到任何脱水和使用香料的痕迹，这也就使奶类防腐的观点更加让人信服。
但是这类奶类物质的防腐朽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主要的防腐原因还是环境因素。
通过对干尸的研究和其出土的结构来看，可以推测出四千年前的情景，斗篷严密的包裹着尸体，两根胡杨树干完全被掏空，固定在一起后，有诸多小挡板用作棺盖，使其尸体得以密封保存，隔绝氧气。
小河流域本身就处于沙漠，常年干燥，再加上这样的密封保存，营造了一个密闭不透风，而且十分干燥的空间环境，就连细菌也很难办法进入，正是因为这样，小河公主才得以千年不腐，永远保持微笑。
小河公主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2003年，考古学家在小河遗址发现了一具美丽的干尸，在发现的时候，这具美丽的女尸面带着微笑，经历了四千年，仍然保存的这么完好，这具在新疆罗布泊流域被发现的干尸，被人们称作“小河公主”。
那么，小河公主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网络配图 关于小河公主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她刚刚被挖掘时，当小河公主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是在一个有一千个棺材的墓地里，这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河流域，但是在那之后，这位永远微笑着的小河公主，就再次深陷于沙漠之中，再也无人见过她的美丽容貌。
直到七十年之后，小河公主再次被瑞典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并挖掘，这次被发现的地点是新疆的罗布泊流域，当时小河公主被发掘时，考古学家对整个流域的干尸进行基因的采取和分析后发现，大部分的木乃伊都同时具有亚洲和西欧的基因特征，小河公主也不例外，然而，小河公主的亚洲基因占其基因的一半以上，所以小河公主算是亚洲人，又由于小河公主是在新疆发现的，所以小河公主现在被存放在了新疆地区。
随着小河公主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人们想要知道小河公主现在在什么地方?其实，一般这种出土的干尸都会珍藏于当地的博物馆，小河公主现在就珍藏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对小河公主的介绍。
小河公主是怎样发现的呢 小河公主发现在新疆罗布泊流域，这是一具女性干尸，发现的时候保存十分完整，面带十分清晰的微笑，因此也被人们称作为微笑公主，小河公主是众所周知的楼兰美女。
小河公主曾两次被发现，在2003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对小河流域进行挖掘探索，小河流域的文明由此被揭开，小河公主的面容也揭然于世。
那么小河公主是怎样发现的呢? 第一次发现小河公主是在1934年，当时考察团的贝格曼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一个古墓葬，这个古墓葬里有一千多具棺材，小河公主棺就是其中的一具。
在发现这具美丽的干尸时，她面带着微笑，有着高贵的穿着，头戴一顶帽子，眼睛深邃而美丽。
这次发现使贝格曼十分高兴，他向西方世界介绍着这个神秘的微笑公主，但是在第一次发现之后，这位小河公主再次沉没于沙漠之中，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再也没有人找到她。
网络配图 小河公主是怎样发现的呢?小河真正为世人所知是在2003年，当时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考古学家对小河流域的墓地进行再一次的考古挖掘和探索，发现了这具美丽的干尸，她的身体保存得十分完整，而且考古学家对进行了基因的进一步分析，推测了解了小河公主的身世和死因。
小河公主是怎样发现的，总的来说，小河公主是经历了1934年贝格曼考察中的惊世一现，到2003年的考古学家探索挖掘而昭然于世。
小河公主怎么死的死时多大年龄 众所周知，小河公主是楼兰美女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沉睡了四千年的女性干尸，在被发掘的时候，仍然面带微笑，脸部轮廓清晰可见，发现的时候是在新疆的罗布泊，根据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这个流域是一个东西方人种混合居住的地域。
很多人好奇小河公主怎么死的死时多大呢?这些都要从对干尸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小河公主是一具身长158厘米的女性干尸，鼻子尖尖的而又十分小巧，眼睛十分深邃，头发主要是灰棕色的，这些面部特征均与西方人相似。
后来考古学家们为了确定小河公主是否是西方人，便对其进行了各方面的检测，然而检测中却发现在小河公主的脖子处和胸部都有奶类，考古学家怀疑小河公主或正处于哺乳期。
后来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小河公主的腹部有微微凸起的痕迹，考古学家推测她可能是因为难产而死。
小河公主可能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在死的时候她有多大呢?虽然经历了四千年之久，但是通过对小河公主骨骼和牙齿的研究检测，人们还是发现了在小河公主死亡的时候，她大概是三十五岁的年龄。
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保持着微笑进入了几千年的长眠。
以上关于小河公主怎么死的死时多大终究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断与猜测，小河公主的真正死因及死亡年龄还处于不断的研究与探索阶段。
网络配图 小河公主到底是谁呢 近几年来小河公主这个名字十分的响亮，人们对她有着很大的兴趣，而她的微笑和身上所蕴含的秘密更让人们好奇不已，从这个名字来看似乎她是某个国家的公主，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那么小河公主是谁呢? 关于小河公主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人们并不知道她确实的身份，她是在2003年的时候，考古学家们在新疆地区的小河遗址上发现的，当时这具女性干尸带给人们很多的震撼，经过研究之后，考古学家们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她居然是四千多年前的楼兰姑娘，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时间已经如此的久远，但是这具干尸的保存却十分完好，就连面部的表情都十分清楚，甚至可以看见她浓密的眼睫毛，于是人们纷纷被她出色的容貌和保存的完好性所震撼了，因为她是在小河遗址上被人们发现的，这才为她取名叫小河公主。
尽管她生活的年代距离现在十分的遥远，而且资料并不充足，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研究小河公主的身份，在2005年的时候人们根据她的骨骼基因发现，她的身上有着东西方融合的基因，因此便断定她是新疆人士，因为早在四千多年前新疆那边的人就已经开始混居了，但是关于她具体是谁这个谜团依旧没有答案。
不过人们根据她身上的衣着发现也许她的身份并不一般，甚至可能十分地崇高，因为这些贵重的衣物并不是普通人可以穿戴的。
尽管关于她的身世之谜还没有揭开，但是人们却依旧没有放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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