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大铁帽子王的结局分别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的下场很悲惨
清朝历史上有八位权势赫赫的王爷，他们在开国创业过程中战功最多、勋劳最大，所以他们的王位也是一辈传一辈，不降不除
【千问解读】
清朝历史上有八位权势赫赫的王爷，他们在开国创业过程中战功最多、勋劳最大，所以他们的王位也是一辈传一辈，不降不除。
如果因事被革除爵位，可由本家其他子孙继承。
本家假若无人，还可以由旁支子孙袭封。
这叫“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
这项规制发端于清初，定制于。
“八大铁帽子王”都是的龙子龙孙，其中有：礼亲王(努尔哈赤第二子)、睿亲王(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郑亲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之子)、承泽亲王硕塞(皇太极之子)、成亲王岳托(代善之子)、颖亲王萨哈廉(代善之子)。
两个“铁帽子王”的悲惨下场 清初所封的“八大铁帽子王”中，豫亲王多铎、承泽亲王硕塞、成亲王岳托、颖亲王萨哈廉四人因病早夭。
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暴死。
其中岳托41岁、多尔衮39岁、豪格38岁、多铎36岁、萨哈廉33岁，硕塞只有27岁。
另一个“铁帽子王”济尔哈朗虽得善终，活得却很艰难。
因其父舒尔哈齐、其兄阿敏都曾反叛，所以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
多尔衮当权之时，他受尽了排挤，最后又被挤出决策机构。
这还不算，紧接着又被多尔衮罗织十多条罪状兴起大狱，将其定为死罪。
最后虽然被免去死罪，却由亲王降为多罗郡王，被罚银五千两。
直到多尔衮去世，济尔哈朗才在政治上得以解脱。
“八大铁帽子王”中活得最安稳的当属礼亲王代善。
靠着不断地忍让，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儿子，才得以在险恶的宫廷争斗中自保。
代善死时66岁，是“八大铁帽子王”中最长寿者。
其中，有两个“铁帽子王”的下场非常悲惨。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被任为奉命大将军，率、豫亲王多铎以及豪格等“铁帽子王”及宗室贵族，统领士兵入主中原。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立即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追击，并下江南灭，又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镇守江南。
派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后又命其进攻大西农民军，取四川、陕西。
豪格，战之必胜，捷报频传，特别是征战四川，战果累累，“川寇悉平”。
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凯旋回到北京，虽然受到福临的“宴劳”，但是整个气氛显得冷冷清清，不仅未得到任何功封，反而被多尔衮抓住其手下护军参领希尔艮冒功一事，小题大做、罗织罪名，竟然下令把豪格的“铁帽子王”削除，全然不顾皇太极当初设立“铁帽子王”的本意。
多尔衮把豪格与几个儿子一起投进大牢幽禁起来，又示意狱卒对豪格进行侮辱和虐待。
豪格性情暴躁，对此无端陷害十分震怒，他曾向守者扬言：“告诉多尔衮，把我放了了事，不然我要用石头把几个孩子全都砸死。
”此话说了没多久，孩子活着，豪格自己却莫明其妙地死了。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古北口打猎，不慎从马上摔下，于喀喇城不治身亡。
由于多尔衮生前、骄纵傲横，对其他“铁帽子王”无情压制、打击和迫害，最后遭到了清算，被追论为“逆谋”大罪，削去“铁帽子王”，黜除宗室，籍没所有家产，人口全部入官，他的正白旗也被收归皇帝所有，而且被挖坟掘墓，焚骨扬灰，堪称“铁帽子王”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为“铁帽子”丢了性命 “铁帽子王”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和谐，特别是皇太极死后，大清入主中原，形势复杂多变，权力之争更为激烈。
大案迭起，互相陷害，有人因争“铁帽子王”掉了脑袋，也有人被摘掉“铁帽子王”，黜除宗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驾崩。
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两位“铁帽子王”为夺取皇位展开激烈争斗。
最后，多尔衮提出一项折中方案：立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为帝，由自己与郑亲王暂且辅政。
这项方案得到了诸王的赞同，以代善为首的”八大铁帽子王“及宗室诸王焚香告天宣誓，又对睿、郑二摄政王作了任命。
二王也宣誓作了保证。
事情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接着又出现一段“残酷的插曲”。
铁帽子王萨哈廉的另一个儿子、郡王阿达礼伙同硕托，欲效仿当年代善“拥戴”皇太极的成功范例，也想寻找机会“”，也弄一顶“铁帽子”戴一戴。
睿、肃两王之争，硕托和阿达礼认为良机已到。
于是，阿达礼向多尔衮表示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硕托也向多尔衮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
”尔后，两人又一起以探望足疾名义来到代善王府，先是向代善发泄拥立福临为帝的不满情绪，然后提出改立多尔衮的意愿，请求礼亲王支持。
代善听了惊讶地回答：“既然大家都已经对天立誓了，你们何敢出此妄言?如不立刻改悔，大祸必要临头! ” 随后，代善为避嫌，即将自己儿子和孙子的表现告诉了多尔衮。
此时，多尔衮又接到刚林的揭发，于是，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行使摄政王职权，下令对硕托、阿达礼进行拘捕和审讯。
经过审讯，遂以“叛逆和扰乱国政罪”将二人“裸体绑缚”处死。
受到株连者还有硕托之母、阿达里之妻以及他们身边的近臣等，有的被处以“缢杀”、有的被斩决。
可惜硕托与阿达礼二人，一生中也多见战功，却利令智昏，为那个“铁帽子”而丢了性命。
乾隆重新审定“铁帽子王” 自皇太极设立“铁帽子王”制度始，经顺治、、数朝，“八大铁帽子王”已。
乾隆四十一年，见王爵制度紊乱，遂对其作了重新审定，把王爵分为“军功”和“恩封”两部分。
凡是战功所得王爵，一律“世袭罔替”;凡恩封得到的爵位“以次递降”，即每袭一次降一等，至奉恩将军截止。
从此划清了“铁帽子王”与一般王爵的界限。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对祖宗创业艰难、功臣辅佐业绩感触颇深。
联想到后来有些人或因事被削爵，或被更改封号，觉得应该宣扬他们的功绩，追复他们的爵号，进行继绝昭屈的工作。
为此，他首先为沉冤一百多年的多尔衮翻案昭雪，恢复他的宗籍，补入玉牒，恢复睿亲王“铁帽子王”王号，并按照亲王园寝规制为其修复墓园。
又对豫亲王多铎等人降爵改号也都恢复如初。
至此，清初诏封的礼、睿、肃、郑，豫、承泽、克勤、顺承“八大铁帽子王”王号重新济济一堂，后世子孙得以承继福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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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这才是清朝皇宫真正的样子
古时候有一座府邸到底有多难？四大铁律是老百姓必须面对的现实
许多中产阶级努力奋斗攒了一辈子钱，都换不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栖身之所。
但是，回首中国历史，“买房难”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现代人，它同样也让古代的普通人乃至文人官吏犯愁。
按理说，古代地广人稀，不应该存在这种困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拥有一间自己的住所都成为了一种难事?其第一个原因——战乱，和现代社会不同，除了歌舞升平、热闹非凡的都城附近，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乡村郊外，一旦发生战乱就容易变得居无定所，跟随着多数人进行逃难，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时候住房就会变得相当紧张。
而且就算是有着太平盛世称号的，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完全地避免战乱。
例如由于爆发了，一年内搬了四次家，他这期间没有工资，全靠朋友的资助和自己的辛勤劳作才拥有了自己的茅草屋。
如果杜甫有朋友圈，那天他一定会感叹“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几千所房子，这样就能装下这天下贫寒的读书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是杜甫对于房子渴望的真实写照了。
第二个原因——城市扩建，例如北宋时期的开封，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导致外来人口陡增，这样朝廷必然会强制皇城脚下的百姓离开，必要的时候还会动用“特殊手段”，据史料记载，那时候的“拆迁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仅为四万多元，首都的百姓一定是双眼含泪的离开自己的家。
第三个原因——皇亲国戚的强占，由于古代的住房政策是“按人头来”，普通的三口之家有一亩的地基，而身份低贱的更甚，五口人才有一亩的地基。
如果建造房屋超过了范围会怎么样呢?一般普通人家都不会强占他人土地，但是不排除有些皇亲国戚和朝廷命官，利用职务之便只手遮天，他们又有钱又有权，建造购置大量的豪宅，强占普通人家的土地，被占者只能忍气吞声。
而这些人造了房子也不是留给自己住，一般就是出租，所以要价甚高。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工资低，比如白居易，在长安“北漂”了二十年，每个月的工钱虽然过万，但是由于京中房价过高他还是买不起房子。
而且因为官职低，朝廷并没有安排他入住官舍，所以白居易还写诗还自嘲“连蜗牛都不如”。
一般史书记载的都是要臣的事，普通人家的房子忧愁市暂且不提。
为办公，供吃供住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的宰相李日知他买不起房，于是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场所，这一住就是几十年。
虽然朝廷供吃供住，家具等一应俱全，但是等到卸任或者调任时，这些杂物还是公家的。
就像是的老婆将公房内的一把睡习惯的藤床带走了，也被后来的官吏给要了回去。
这种情况就是到了后来的元、明、清三朝也没有好转。
官员买得起房子了，但是却不敢买，因为有明文规定，“不得于任职地购置私宅”，就是为了防止官员强占民房，引起公愤。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房子不仅仅是个住所或者是吃饭的地方，它更多的是“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只有真正拥有了这个建筑物，才觉得有一定的安全感。
这也是从古至今，人人都对购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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