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被杀后不久是怎么回事？吕蒙和一代奸雄曹操为什么都离奇死亡？

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

汉中军事、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自然要挑选重要将领在此镇守。

大家都认为，镇守汉中的职任必无疑，张飞也是这样看的。

出乎众人之所料，刘备却任命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并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以至任命一发，全军尽惊。

因此说，他虽然是义阳籍贯，却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帮派骨干。

刘备、、张飞等去世之后，魏延是当之无愧的涿郡籍头面人物。

刘备死后，西蜀进入时代，从魏延排挤打击的经历，可以看到诸葛亮帮派主义的官吏路线。

此时的魏延进入了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职务爵位在大步升迁，诸葛亮封侯时候，魏延被封为“都亭侯”。

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令魏延为副帅，还兼任相府司马，凉州刺史。

公元230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

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升职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符节，代皇帝出巡)，封南郑侯。

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

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

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征西大将军”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相对独立，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

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遭受打压排挤。

后刘备时期，政令军令皆决于诸葛亮一人，不过一印章皇帝。

魏延一再升迁，与其说是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莫如说是对他以安抚手段达到排挤疏远的目的。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重用荆州籍，打压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较明显。

第一次出兵“北伐”，众将领一致推荐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将吴壹做副帅（督前部），诸葛亮坚决不肯，而是提拨毫无军旅经验，资历甚浅，威望不够的担任副统帅。

这中间既有提拔亲近马谡掌控军队的内容，也有打压排挤魏延的意图。

打压排挤归打压排挤，魏延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要取得“北伐”胜利，还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爱戴，而且勇猛过人的才具。

与此同时，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

杨仪是小人得志，攀上诸葛亮这棵大树后，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里，关系紧张到开会期间，魏延拔刀要杀杨仪的程度。

闹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够激烈了，诸葛亮却对此却不置一词，仅只是恨恨连声。

充好人，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召开会议时，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实际在保护杨仪。

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杂牌的绥军将军杨仪，与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凉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远，魏延没理由同一个下级将领过不去，杨仪没理由蔑视魏延，更没胆量同魏延怒目相向。

正常情况下，杨仪即令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讲给诸葛亮，何止争论得魏延要拔刀杀人！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面临如此局面只是恨恨连声却不置一词，就值得仔细思考。

别说是最高级别军事会议，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门，两个副职不顾大局闹矛盾，常常使会议炸场子，主持会议的主官绝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须私下谈话，评论是非，不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不能解决，会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太丢自己的脸面了！杨仪的目无长官，诸葛亮恨恨连声而不予解决，只能理解成诸葛亮是杨仪的幕后主使，有意纵容杨仪牵制魏延。

没有诸葛亮背后支持，杨仪不敢肆无忌惮；魏延杀杨仪，也是杀给诸葛亮看的。

诸葛亮死后，魏、杨内讧迅速爆发，魏延是内讧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内讧在极不适当的时机爆发，诸葛亮临终安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仪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军职不过是杂牌将军，且同无以匹敌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生有反骨。

此公曾经是曹魏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关羽；而且有致命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狭窄，难以与人和衷共济。

曾因同主官闹矛盾，被刘备虚悬起来。

杨仪追随诸葛亮之后，与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对不被推当做接班人心怀愤懑，竟后悔统率大军从五丈原撤回时，没能举众投降曹魏，由此可见杨仪德行。

诸葛亮临死之前，在军中召开善后会议，让绥军将军杨仪统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将军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听从安排，大军依然按计划撤退，不理会魏延。

此时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

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

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没有忘记自己以及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自知一死，除过刘禅, 魏延已经没有制约。

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近则会不顾客观现实继续“北伐”，远则会危及荆州籍前途命运，这同自己身后名誉地位密切联系。

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副统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等作身后撤退安排。

让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令魏延断后。

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

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撤退的消息，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我还在这儿，相府亲属和文官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理当率领诸路大军继续北伐。

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让杨仪吆五喝六，给他断后！”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

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

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

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

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

西蜀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

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

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

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

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

魏延通过公开诚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

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了。

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

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

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

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

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

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

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

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

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

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

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

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

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

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

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

魏延被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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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国，关羽是的头号大将，他是刘备的结义兄弟，更是对刘备。

刘备西取益州时命他驻守荆州，为时九年(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四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

蜀国的战事接连取得胜利，当时威震华夏，他的功业也达到了顶峰。

荆州对刘备的意义非同寻常，但是的是荆州在最后却被侵占。

从历史上来看，很多人一提及此事便会指责关羽失荆州之过，只看结果、不分析过程地妄加评论。

其实，关羽失荆州的原因是很多的，单从表面上看就把丧失荆州的过错全部推到他身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如果全面检讨他镇守荆州期间的活动，就不难发现他的功绩。

如果单指责他擅自发动襄樊之役，破坏了的孙刘联盟战略方针，就与事实相违背了。

从当时的局面来看，荆州在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蜀来说，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

”荆州对当时的都很重要。

从魏国方面来说，荆州能够威胁到宛、洛，那魏又岂能置之不理。

对吴来说，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以守，以待天下之变”也是大的方针策略。

荆州对三个国家来说，只要有机可乘都想据为己有。

既然三国都对荆州，所以只要守荆州之人稍有疏忽，就有失去的可能。

而且在建安五年，就对说：荆楚……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实，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所以这项任务不仅是对关羽，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艰巨的。

稍不警惕就有可能出现危险。

关羽失荆州，刘备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因为在当时刘备要取西川，所以才会让魏吴有机可乘。

当时他们在经过商议之后，便开始起兵夺西川，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须分兵守之。

”玄德曰：“吾与、、前往西川;军师可与、、守荆州。

”孔明应允。

于是孔明总守荆州;关公拒襄阳要路，当青泥隘口;领四郡巡江，屯江陵、镇公安。

玄德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玄德自与刘封、关平在中军。

为军师，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

这里已分马步兵五万。

后来因为庞统在落凤坡前被箭射身故，孔明曰：“既主公在涪关进退两难之际，亮不得不去。

”孔明遂令文官马良、伊籍、向朗、，武将、、关平、周仓一班人等辅佐云长，同守荆州，一面亲自统兵入川。

先拨精兵一万，让张飞统领，取大路杀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为头功。

然后又拨一支兵，让赵云为先锋，溯江而上，会于雒城。

孔明随后引简雍、等人起行。

当日孔明引兵一万五千与张飞同日起行。

所以在荆州这里至少又分兵一万五千，如此一来荆州还能有多少兵来守? 荆州乃重地，前后两次分兵，在危急之时刘备又不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

刘备不发两川之兵也是弃轻就重，无奈之举，所以失荆州的这件事刘备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另外就是孙权的背叛，而在关羽拒婚之前东吴就已有两次对荆州虎视眈眈。

建安二十二年鲁肃去世。

东吴派左护军、虎威将军屯守陆口，与关羽占领的公安、南郡等地区相接。

吕蒙知道关羽占据了他的下游，并有吞并他的打算，所以表面上格外主动要同关羽搞好关系。

其实不单单是孙权有收复荆州的想法，吕蒙也有此想法，只是没有寻到合适的机会。

吕蒙接替鲁肃去陆口，仍然表面非常友好，甚至与关羽联姻的事情也只是圈套。

吕蒙经常对孙权说：“关羽现在还不敢向东边扩展，那是因为您的英明，我们这班人都还在。

如果不趁现在兵力强盛的时候谋取关羽的地方，一旦我们都不在了，再想用武力征讨荆州恐怕是很困难的。

” 孙权虽说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动兵。

而吕蒙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对孙权说：“现在远在黄河以北地区，最近刚刚消灭势力，没有工夫顾及江东。

徐州地区的守备部队不值得一提，我们要去自然可以取胜。

然而您应该想到那个地方是陆路的要道，您今天取了徐州，明天曹操便会来争夺，到那时，即使有七、八万兵力恐怕也难守住。

不如夺取关羽的地方，那样就会全部控制长江地带，我们的势力就更加强大不可敌了。

”孙权听了吕蒙的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收复荆州的决心便日益增强。

在经过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之后，进曰：“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未易往还。

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机会也。

”权曰：“此计大妙!” 因吴国太大怒：“吾一生惟有一女，嫁与刘备。

今若动兵，吾女性命如何!”遂叱退众官，国太恨恨而入。

孙权立于轩下，自思：“此机会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后孙夫人回吴，而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

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

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纵有徐晃等大军从正面来攻，关羽也不至于一败涂地，长江以南的荆州数郡仍然可保。

关羽失荆州，在外部有孙权集团的叛盟与出卖。

而在此时，关羽在前线接连的胜利使刘备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但同时也威胁着曹、孙的利益。

而曹操方面在军事上节节失败，准备迁都。

关羽的胜利严重地威胁着曹操、孙权两家。

于是曹孙两家有了共同愿望，都想与蜀国为敌，将关羽打败或消灭以夺取荆州。

孙、刘的矛盾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给了曹操集团。

献计于曹操：“臣有一计，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占据荆州不还。

这样一来，两者肯定有切齿之恨。

如果现在中间有一个辩士说服孙权，使兴兵攻下荆州，这时刘备必然会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

那时，大王再派兵去取汉川，造成两面夹击之势，令刘备首不能顾尾，势必会有危机。

” 曹操听后也愿意帮孙权，关羽在当时只有十万人马左右，而吴魏联合起来远远超过关羽的军队。

曹操援军五十万，樊城的兵加上徐晃五万也得有十万兵马。

吕蒙白衣渡江三万，后来、等七将依次而进，其余皆随孙权前往救应。

可见孙权的兵马在当时可以说不下二十万。

两国加起来就有八十万军马。

这样以弱制强，再智勇双全的人也会失利。

虽说关羽智勇双全，但吴魏两家也不乏出谋划策之人、之将。

大家都知道，关羽与曹仁、、徐晃这三名将领先后也都交过手，这三名将领也都不是泛泛之辈。

而此时的关羽不仅要领兵镇守荆州，还要面对源源不断的敌方的援军，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即使关羽再勇猛无比、再神通广大、再会打仗，同时对付这三大将统领的强大曹兵也是比较吃力的。

但他成功地围樊城，水淹七军，擒杀庞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关羽是个极会统兵的人。

但是经过几场大仗后兵力已经有所耗损，而且对方又有援军，关羽的军队必然会出现兵力不足的情况。

不仅如此，就在当时急着用兵之时传来吕蒙病倒、领兵的消息。

身为大将的他当然会考虑把荆州守军调来支援前线，如果不从荆州调援军过来，北方樊城之战就会失败。

一旦关羽被曹兵击败，曹军便可以挥军直下，扫平荆州，直指西蜀，情势会更加危险。

因此看来关羽调兵北上是明智的，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他手下没有可以镇守荆州的大将，身边也没有特别能够懂得运筹的贤良军师，当时所有的计谋都需要他自己来决定。

既要出谋划策，又要统兵打仗，所有一切都在由自己一个人顶着。

而对方则是良将谋士成群，北魏有徐晃之武、曹洪之勇、满庞之智，东吴有吕蒙统兵、陆逊出谋，魏吴兵力远远多于关羽。

关羽不是神，即使他力敌万人也无法和如此多的强敌对抗啊!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而后来很多人却认为关羽的失败在于调荆州之兵北上，使吴兵有机可乘。

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不调兵北上，又怎么能顶得住曹兵?从这方面来说，调兵北上是很正确的军事策略。

这一点与刘备和诸葛亮的骄傲、自负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以为关羽守得住，所以西蜀援军迟迟未发，荆州这半壁江山给关羽一个人担负，关羽的责任和压力太大了，而兵力太少、无将可用，焉能不败? 在此次失败中诸葛亮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诸葛亮把“北拒曹操”放在了前面，这样不但使荆州守备失去了坚强的盟友，还增加了一个强大的致命敌人——这也许是他的一个无心之失，可这却是一个致命之失。

他对守荆州之事疏于指导、管理，没有在关羽的用人上给予有力的指导、帮助，也没有提出一些较科学的意见和建议。

关羽守荆州可以说是首当大任，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人事问题、工作安排上需要具体、细致的指导、帮助。

尤其是当时的荆州为各国必争的军事要地，他这样大意、考虑如此不周全，所以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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