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先生石介：君子固穷，穷且益坚
山丘西南麓有竹溪汩汩西流,潺潺依旧。
近一千年前,徂徕先生躬耕于此,他结庐授徒,崇儒兴学,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徂徕文教为之兴盛。
石介汲
【千问解读】
山丘西南麓有竹溪汩汩西流,潺潺依旧。
近一千年前,徂徕先生躬耕于此,他结庐授徒,崇儒兴学,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徂徕文教为之兴盛。
石介汲汲救世,却因刚介激越的性情而寂寞孤苦,不仅遭政敌构陷英年早逝,更险受斫棺验尸之祸。
理学兴起后,他刚介的品格及对儒学的弘扬,愈发受到理学家的推崇和赞誉。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以此概括石介一生际遇,也是恰当公允的。
君子固穷,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清贫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砥砺心性,也会消磨意志。
清贫究竟会带来什么?这往往由清贫之人精神意志的强弱来决定。
石介的早年生活,便时常和清贫为伍,这也和他日后“刚介激越”性格的养成息息相关。
石介生于徂徕山麓的乡间大户人家,数代耕读相传,“世为农家,皆以农名,豪于乡里”。
至其父石丙时,宗族人丁已滋繁到16院50余口,家族田产越来越难堪重负。
在的康阜之年,石家耕锄树桑,尚且仅可免于冻馁。
如遇水旱虫灾,宗族衣食都成了难题,石丙往往要举外债来度荒。
更兼族内众口难调,矛盾复杂,家族上下笼罩着老朽衰败的沉沉暮气。
生活于其间的石介,不可能彻底摆脱家族特有环境的熏染。
多年后,他在与友人的书信里,仍多次提及那段“哭穷叫贫”的艰苦岁月:他被迫泣别庭闱,远来田园,学老圃老农事。
后来在书院求学时,石介依旧保持着清苦作风,以道德自励,靠精神力量来维系求学热忱。
同窗皆称誉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
据宋人记载,石介求学时,每日仅靠粗糙食物维持。
书舍内一名古道热肠的府官王咨,借着会客的机会赠给石介丰盛的餐食。
可石介却谢而不受,原貌奉还,对王咨致意说:“喜爱香甜松脆美味,这是人的常情,我也是非常钟爱的。
但人往往是早晨享受了盛馔,傍晚就讨厌再进食粗粝。
所以仅因一餐的美食而不能甘于穷苦,那明天将何以满足口腹之欲呢?所以我实在不敢接受您的馈赠。
”一番不同流俗的独到见解,让王咨对这位落魄书生暗生敬意,另眼相待。
随着学识的日精月进,石介刚介耿直的性格更为张扬。
他曾对人表露自己好发议论的心迹:“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
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悟。
”石介相信,自己虽不处其位,但若只言片语能兴利除弊,即使己身获罪也决不言悔。
这是“虽在畎亩,心怀天下忧”的精神,更是石介的可贵可爱之处,却也是他以后遭谗罹祸的缘由所在。
应天受教,河朔游历, 弘道自在吾心 23岁的青年石介,听说“偶像”正掌教书院,便负箧而往。
应天知府,正在整顿府学,广选贤能,兴儒育才。
青年士子“偶像”范仲淹,此时正因母丧去官,寓居南京(即应天府),晏殊闻其贤名,便召寘府学。
范仲淹受任后,勤劳恭谨,凡事皆以兴学为要。
他常夜宿于学舍,以便训诫学子。
至夜课时分,他明察暗访,若有提前入寝之人,则当面责以道义。
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石介便是闻名而来者之一。
求教,浅者止闻其学识,深者更沐其道德。
石介素来敬重范氏的道德文章,执弟子礼虚心真诚求教,学问也大有长进。
后来范氏出任,力推“”,石介不惜触怒权贵,也要倾力为其鼓呼。
在求学的间隙,石介远游河朔魏地,缅怀宋初倡导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
柳开在宋初是个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人物。
他以弘道复古自居,却张扬狂傲,尝言“师而友孟轲,齐而肩”,名噪一时。
相传他任性气盛,曾在科考之际,突发奇想用独轮车装载所写千卷文章,意图用的才学征服考官。
结果当年状元郎,却是仅从袖中取出一篇文章的张景。
因此留下了“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的笑谈。
对于这样的“怪诞奇人”,石介却怀着虔诚的朝圣之心来祭拜。
石介在诗文中,甚至把柳开拔高到超越两汉史学大家、,比肩隋唐儒学宗师、韩愈的地位。
这样的吹捧渗透着石介的良苦用心,不仅是自己对柳开复古思想的认同,也是对未来自己的豪迈期许。
河朔游历后的第二年(公元1030年),石介参加礼部省试和崇政殿仁宗殿试。
他和田况、、蔡襄和马永伯等人同举及第,石介得授郓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
锋芒初露,兴学重教, 仕途屡栽跟头 郓州任上,石介结识了声气相投的学者士建中。
两人都提倡古文复兴,反对华靡文风,所以互相支援引荐。
石介入京任职后,便多次举荐士建中。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的郓州观察推官任满,被调往南京任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
但也于此时,石介狂傲狷介的气质开始逐渐显露。
当时仁宗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引起朝臣的议论。
石介“芝麻绿豆”的小小推官,竟也搀和进来。
他不顾忌可能的政治风险,毅然上书指斥人君失德: “……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廷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
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 “好近女色,渐有失德”、“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丝毫不留情面的切直之语,好似凛寒的锐利霜刀,戳中了帝王的禁脔。
仁宗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处置了尚美人,但内心极为不悦。
同年,屡试不第却满腹经纶的自汴京来访。
石介与他一见如故,勉励其“筑室泰山徂徕间”,聚徒讲学,复兴儒道。
第二年,孙复再次探望石介。
此时石介仕途不顺,久居下僚,萌发了退隐山林的念头,他再邀孙复执教泰山麓,孙复允诺开馆授徒。
时经五代乱世,师道不兴,学者耻于拜师,从师之风淡薄。
为显示自己尊师重道的诚心,进士身份的石介竟带着一干人地拜身份的孙复为师,一时传为奇谈趣论。
孙复、石介在泰山招徒授业,讲习儒术,推荐学生为官,同时结交社会名流地方名士,扩大书院的名望影响。
石介虽和孙复讲学弘道于泰山,但仕进之心未曾泯灭。
但他有些“不冷静”的刚介举动,往往给仕途带来不可测的危机。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冬,御史中丞闻石介刚介,便举荐他担任御史台主簿。
可正在考察期的石介,却因为仁宗下诏录用五君后人,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极力反对朝廷“统战”政策。
阅览奏折后,当即愤怒撤销了石介的任职考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同上书的东平人,也认为实为唐贼臣,若录用其后恐于世道人心不利。
仁宗却特意要求朝臣记录梁适姓名,升任他为审刑院详议官。
相似意见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引得欧阳修大为不满。
他修书给御史中丞杜衍,责备他不能起用正直刚明的贤士:“介一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
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
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
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用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
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也。
今斥介而它举,亦必择贤而举。
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
” 欧阳修认为,士不平则鸣,只要是正直之人,便不可能对朝政得失保持缄默。
石介因论政见罢,诚为失当。
御史台主簿除非录用愚暗懦默之人,否则终难逃罢用之运。
欧阳修反讽杜衍,其实乃为石介求情。
但杜衍受到仁宗压力,终究不敢再用石介。
石介闻讯后,在诗中借房屋取材质疑帝王用人术:“大匠构厦屋,取直弃曲木。
如何择官人,弃直独取曲?” 欧阳修见石介屡因言辞吃亏,力劝他改改脾气,莫要“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好异以取高”。
石介也态度诚恳地承认喜欢发狂妄之语,易被当作沽名钓誉之人。
他向欧阳修保证,自己将遵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俗理,收敛狂躁激愤的锋芒。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人最难更改的,也是性格。
石介很快就将好友劝勉和自己的保证忘之,最终因为性格付出沉痛的代价。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石介南京任官秩满,按律分得蜀中嘉州任职。
他一路跋山涉水,历时半年才到达嘉州任所。
可视事方一月,故乡嫡母病逝的噩耗传来。
他只得再度程,返回徂徕丁忧守孝。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石介父石丙又卒,石介母丧未满,即守父丧,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六月才得以复出。
赋闲徂徕期间,石介因守丧无法参与朝政,便以布衣身份组建书院,教授生徒,议论朝政。
他师事孙复,又以《易》教乡人,被乡里尊称为徂徕先生。
彼时,泰山之地成为师道尊严最为兴盛的地区。
《渑水燕谈录》载:是时,孙明复(孙复)先生居泰山之阳,道纯德备,深于《春秋》,守道(石介)率张泂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
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履以侍。
石、张本是鲁地者,二人尊师重道,当时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
欧阳修就感叹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 但孙、石两人志不在单纯为师,而是要用学问来“干政入世”,“货于帝王家”。
石介在等待着服丧禁锢的解除。
入值太学,力辟百家, 开启议政先河 庆历二年六月,石介守丧期满,立即被朝廷召为直讲。
此次入京,门人杜默作《六字歌》送行,其中“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句,颇合石介此时心境。
同年十一月,孙复在石介的推荐下也担任国子监直讲。
二人在太学力辟百家,弘扬儒学,,极受学子的欢迎。
当时人言:“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
汉唐经师说经,看重经典的疏解句读,于义理处不甚留意,所以说课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
孙、石治经则抛开传注疏解,独发新意,将道德文章与现实政治结合阐发,于说经中贯穿对政治的看法。
尤其石介性情直率,对朝政或誉或哂皆毫无隐讳,“闻朝廷美政则歌诵之,否则刺讥之”,极受学子欢迎。
国子监经孙、石的革新后,气象更新,成为议论朝政的风气中心,“太学之兴,自先生(石介)始”。
石介说经论政的做法,势头刚劲,引发了部分大臣的不满。
张方平就认为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要求朝廷用行政手段来干预。
担任国子监直讲一年后,杜衍推荐石介担任太子中允,兼国子监直讲。
太子中允是朝会时有资格见到和参加宴坐的“升朝官”中最低一级。
在该年三月,仁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罢相,以杜衍代为枢密使,、晏殊、、范仲淹、及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并颁布了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的变法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不久,新任的四位谏官联名举荐石介担任新政谏官,让其参与到庆历新政的“官僚圈”里来。
但这次看似的保举,却意外遭到了范仲淹的反对。
范氏认为:“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
少怫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
”仁宗也认为石介过于刚直,不懂变通,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
石介曾为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费尽心机。
他“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
人多指目视之,但石介依旧我行我素。
他“闻夏英公(竦)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
石介的幕后运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局的变动。
范仲淹反对石介担任谏官,并非出于私心,石介也并未挂怀。
当他听说范氏将任参知政事后,跃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遂作了一篇“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的《庆历圣德颂》,为变法制造舆论。
这篇《庆历圣德颂》,为石介赢得身后大名,也带来巨大政治风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
莽上圣颂,开罪权贵, 身后毁誉纷至 石介肯定了仁宗皇帝黜愚进贤,赞誉此举顺天应人,“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在《庆历圣德颂》中,石介无所顾忌地“褒贬大臣,分别邪正”,对正直的贤臣他不吝赞美之辞,对淫邪的奸臣则大加鞭挞。
《庆历圣德颂》志在颂扬贤明,指斥奸邪,所以用语犀利,“手锄奸枿”、“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昆虫螪蠋,妖怪藏灭”。
虽未指名道姓,却已令失势之人咬牙切齿,例如被免职的枢密使夏竦便“衔(怨恨)介甚”。
《庆历圣德颂》,好似一把锐利匕首,令失势者心惊胆寒,却也将变法者推往众矢之的位置。
据说范仲淹、韩琦自陕西回京途中闻此颂很不满意。
范仲淹甚至说大事“为此鬼怪辈坏了也”,韩琦稍微平和地说:“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孙复也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 石介积极参与政事,游说奔走大臣之门,屡遭守旧官僚的议论指责。
后来的情势果如孙复所言,“群谤喧兴,渐不可遏”,小人“相与出力必挤之死”。
石介再难于京城立足,便求淮州一职避祸。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月,石介受命通判淮州,回徂徕山等待上任。
然未及履任,即于次年秋七月病卒家中,年仅41岁。
同年,孙复亦被贬庆州。
石介虽死,但《庆历圣德颂》却广为流布,权奸的帽子让夏竦如鲠在喉。
石介故去不久,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朝廷在抄家时,发现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
夏竦遂借此大做文章,散布谣言,向仁宗进谏石介未死,而是北走契丹借兵,以富弼为内应图谋颠覆社稷。
庆历五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儿发配江淮,罢免富弼京西路安抚使职,并发书兖州,严令详查此事。
是时杜衍任职兖州,与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府僚数百人,联名奏保石介已死才暂时平息此事。
不久夏竦又重归枢密,再次奏称石介潜赴登莱纠集匪徒数万人作乱,要求开棺验尸以证真伪。
庆历七年(公元1047)六月,朝廷派使臣拟发石介棺椁以验夏竦所告虚实。
当时的京东转运使吕居简对使者言:“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
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 在吕居简的斡旋下,石介的亲属、门人等以及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结罪具作保石介已死,才免除了他的斫棺之祸。
使者回京持状入奏,仁宗下旨将石介妻儿送归家乡。
石介的身后遭遇,令挚友欧阳修深感悲怆。
他作《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悼怀石介,并在石介下葬时作《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极赞石介的道德文章。
石介卒后一百多年,南时赵介任嘉州军事推官,始为石介立祠。
后世如等理学家,都对石介给予很高评价。
石介墓位于徂徕山西北麓桥沟村南、北望庄北,原墓林占地20亩,古柏千株,浓荫蔽日。
前有明年间御史宋焘所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
墓前立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墓林在“文革”中被平毁。
2016年1月,“石介墓暨祖茔故址”碑揭幕仪式在徂徕山西北麓、汶河东岸石介墓旧址举行,在故址重新为石介修碑以示纪念。
徂徕镇文化学者徐钦峰表示:“石介的故事,在徂徕山一带广为流传。
其幼年好学,崇儒弘道的品质,至今都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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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祖徕先生：石介的一生
因他曾在家乡的祖徕山下从事著述讲学，故人们称他为祖徕先生。
石介的父亲石丙曾做过太常博士。
他自幼勤奋好学。
长大后外出游学，在应天府学学习期间，生活非常艰苦，吃不上菜，有时连口粮也不宽裕，但他仍安之若素，是当时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
府官王读见他生活太苦，就派人送给他一顿酒饭。
但几天过去了，饭菜也已变质，他仍未动一口。
当时就在府学任教，他对石介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极为赞赏。
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考中了进士，初任邪州(今山东哪城)推官，后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的推官。
不久被贬镇南掌书记，后又代替他的父亲到嘉州(今四川东山)任军事判官。
其父母病死后，辞官回家，在家乡的祖徕山下耕田种地，兴办私学，专门讲授《易经》，成为当时山东的著名学者。
庆历三年([043年)，石介又被朝廷调到京师，委任国子监直讲的官职。
他讲学不拘泥于先儒传注，多有新义，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任国子监直讲时，“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盛”，以致都容纳不下。
后来经宰相推荐，石介升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
石介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于讲学和著述，但传于今世的著作仅有《祖徕集》。
石介性情刚直，乐善嫉恶。
对宋王朝政府中的一些弊病，官僚的擅权、腐败等，勇于揭露批评。
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政治危机。
在朝官员中，围绕着政治改革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石介认为有、、范仲淹、杜衍等贤臣执政，宋王朝一定会兴盛起来。
他于是作《庆历圣德诗》，歌颂仁宗和当时的名臣。
而对、夏辣等人则斥之为“邪草”、“大奸。
”庆历四年(1044年)，政局发生了逆转.宋仁宗在政治改革面前退缩，重新用守旧派官员。
石介首当其冲遭到了守旧派夏棘等人的打击迫害.石介见形势不利，只好向皇帝仁宗提出外任申请。
这年10月，他被任命为淮州(今哪城)通判。
不久，杜衍、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开朝廷到地方为官，政治改革宣告夭折。
对此，石介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他一病不起，还没有等到上任便病逝了，时年只有41岁。
石介虽然病逝，但对他的迫害并未停止。
这时，徐州发生了孔直温反宋事件，从孔直温家里搜到一封石介给他的信。
夏辣就乘机诬陷石介，说石介根本就没有死，而是逃往契丹去了，如果不信可以开棺验尸。
同时，还将石介的弟子关押起来，后经杜衍等数百人以身家联名具保石介已死，方才使死后的石介免受剖棺之灾。
石介一生在学术思想上抨击佛老，倡导古文，在政治上支持改革.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家乡祖徕山下开办私学和在国子监担任直讲。
此外，在他做地方宫时，也从事过讲学活动，是当时与胡缓、孙复齐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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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
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
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
从儒转医 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 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
他36岁时，闻有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
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
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
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
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
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
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
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常为百姓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
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
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
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从医原因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
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
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
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
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
昼夜研习 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和剂局方》(共297方)。
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
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
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
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
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
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
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
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 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
谁知却一见如故。
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
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
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
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
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
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
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
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
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
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整理心得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
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
”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
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后人敬仰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
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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