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除刑讯：或因有利于收回租界等法外治权
但自19世纪初开始，由于中西交往日趋频繁，国人对于刑讯的观念逐渐转变。
特别是经历了之后，朝廷内外多数人认为
【千问解读】
但自19世纪初开始，由于中西交往日趋频繁，国人对于刑讯的观念逐渐转变。
特别是经历了之后，朝廷内外多数人认为西方法律制度优于中国，加之按西法修律有利于收回治外法权，于是西人强烈抨击的对象——刑讯，自然就在最先革除之列。
改制原因 《大清律例》规定刑讯用具有三：大竹板、夹棍和拶(zǎn，压紧)指，此外尚准以拧耳、跪链、压膝、掌责等方式进行拷讯。
刑讯制度长期存在，其原因除了利于破案之外，也与可以用嫌犯口供定案的律法规定有关。
《大清律例》规定鞫(jū，审问)狱官审讯犯人“务得输服供词”，而各级问案官吏又要面临审结期限的压力，于是可能就会利用刑讯作为问案手段，以获得口供来定案。
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指责刑讯制度的野蛮残忍。
例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48年(二十八年)初版的《中国总论》中指出：“允许审判官折磨罪犯，为野蛮暴行大开方便之门。
”晚清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已发现：“吾国治狱之用刑讯，其惨酷无人理，传于五洲，而为此土之大诟久矣。
” 到1902年(二十八年)朝廷下诏修改法律之时，舆论纷纷要求废除刑讯。
如《中外日报》指出刑讯之不合理：“辄以刑讯从事，三木(指刑具)之下，何求不得，民之冤抑者多矣。
”其实《大清律例》本来就将进入公堂的嫌犯视作待罪之身，因此赋予官员刑讯打板子的权力，现在舆论却秉持这些观念，其受西法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
更为重要的是，朝野反思义和团事件，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是引发中西冲突的重要原因。
经张之洞等人提议，1902年至1904年中英、中日、中美、中葡商约，“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与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签约各国即放弃治外法权。
因此，按照西方标准修订法律一事，随即提上工作日程。
决策过程 当时负责修律的机构为修订法律馆，不少成员留学于日本，章宗祥便是其中之一。
他提出：“现在既议改订新律，旧时沿用残酷之制必须先行废除。
”修律大臣伍廷芳立表赞成：“外人屡讥中国为野蛮，即指凌迟及刑讯而言。
我辈既担此改律重任，大宜进言先废，于他日收回治外法权，必得好结果。
” 不料此议却遭到馆内旧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刑讯一废，若犯人狡不认罪或任意翻供，将导致悬案难结。
幸有深孚众望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此事，称“古来名吏问案，大都搜集要证”，使犯人不能抵赖，“今之以刑逼供，本非良吏所应出此”，废刑讯之议终于在馆中通过。
碍于阻力，修订法律馆虽向朝廷提出废除刑讯、无须犯人口供就可结案的建议，但仍有所保留——死罪案犯仍可刑讯。
该馆还指出，各省应认真建立警察制度，以配合限制刑讯新章的执行。
该奏呈进之后，和太后并未按照惯常程序，批交相关衙门商议，而是当即批准施行。
上谕中声明“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
此举已明确表明当局有大改刑律的意向。
废刑讯影响到问刑衙门的审讯进度，还是引起了不少反对。
刑部官员发现，不用刑，犯人多拒绝招供，案件难结，最后被迫将现审案件暂行停止，奏请恢复刑讯。
同时，御史刘彭年和钱能训也上奏反对此事，认为当时条件不具备，必须要等到人民教养程度提高、警察制度完善和配套法制完备以后才能施行。
修订法律馆回应说，要满足这些条件，将旷日持久，会影响朝廷收回治外法权的进程。
外国人对中国废刑讯赞赏有加，当时各外国公使均向外务部表示了祝贺，大赞中国有文明进步的新气象。
加之清末修律本就为解决外交和富强等法律之外的问题，朝廷最终还是维持了原议。
实施效果 1906年，修订法律馆提出《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内容除了实施英美法系的陪审和律师制以及详细规定中外会审制度之外，更进一步要求全部废止刑讯。
其中第17条规定：“凡审讯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责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证人偏袒供证，致令淆乱事实。
”第75条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词，而众证明白，确凿无疑，即将被告按律定拟。
”据此，不但将彻底废除刑讯，语言威吓亦被禁止，无供定案的手续也得以简化。
不过，这两款条文却遭到大部分封疆大吏的反对。
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强烈反对：“今若一概不准刑讯，则盗贼、凶犯狡供避就，永无吐实之时，重案皆不能结，如何可行？”并奏称：“论目前人民程度，实不能博尽废刑讯之美名，贻刑罚失中之隐患。
”由于大多数省份都反对，最后该法案无果而终。
实际上，废除刑讯的执行效果并不好，从京师到各省的各级审案官吏，暗中用刑者颇有其人。
《大公报》报道过内务府和步军统领衙门审案仍有刑讯之事。
而在上海，中外会审公堂也时有刑讯事件发生，更引起修律大臣上折弹劾，要求重申废刑讯的新章，严饬各地执行。
即便是在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也未能根除刑讯。
至于各省的新式审判厅，刑讯之事仍不能免。
1910年(宣统二年)，任职修订法律馆的许同莘至汉口审判厅观审，发现“办事极有条理，而刑讯终不能废”。
再如东三省，其推行新式审判厅制度最早，情况似乎较好。
总督徐世昌自豪地宣称：“自开办各级审判厅，除命、盗案外，概不用刑讯，开庭可以观审，判词付之公布，民间称便，而结案犹较内地为多。
”但据报人黄远庸的亲身所见，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尽管审判厅建筑巍然，法官举止也颇有威严，但其问案缺乏条理与技巧，有半年不得结案者。
由此可见，废刑讯之后，结案速度变慢，造成了讼狱积压。
清廷上下也在思考解决之道。
法部尚书戴鸿慈认为审案应重视证据而非犯人口供，如果，即便没有犯人口供，也可结案。
但是对于审讯官吏来说，改变办案重视口供的传统思维相当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仍然保留了死罪案犯适用刑讯的条款，致使“重证据而不重口供”的观念在法律上最终难以落实。
总之，为了改变外人的观感，借以收回治外法权，清廷急于限制刑讯。
可是后来迫于地方督抚的压力，朝廷未能尽废刑讯，而陷入了“旧法之范围已破，而新法又不足资维持”的窘境。
国人寄望甚深的西式审判制度虽然在清末逐步引进，但也未能清除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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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一寡妇为了一个和尚，亲手杀害了自己儿子
但是在清末时期有这么一个毒妇，竟然下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这件事还被编成戏曲传唱，以表达人们对此的厌恶、憎恨之情。
戏曲《杀子报》就是讲述了清末在江苏南通有个家庭，丈夫王子成，英年早逝。
家里剩下一儿一女。
妻子徐氏与僧人私通，被儿子撞见，两人恼羞成怒，合力将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杀害，分尸装进坛子里。
最后女儿王金定揭露母亲恶行，后来真相大白。
这段戏曲被广为流传，一段民间的故事被大家记住，是因为在古代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对孩子下毒手也是极其被人们唾弃的，那到底徐氏是因为什么而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呢? 相传徐氏的丈夫因为过度劳累，身体被掏空，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而身亡。
徐氏迷信就请来的巫婆做法，巫婆说有鬼附身，需要长吃素和念三天三夜的金刚经方能退鬼。
徐氏听信巫婆请来了和尚纳云，纳云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和尚，由于自己长期被师傅拢在寺里，外出看见徐氏便和徐氏眉来眼去，其实纳云身材高大且生性好色。
地来到徐氏家中，看见徐氏成了寡妇，便毫无忌惮和徐氏私通起来。
徐氏有一儿一女，女儿当时12岁、儿子8岁。
有一天晚上纳云来到家长和徐氏私通。
正在熟睡中的儿子在睡梦中醒来看到了纳云，便问徐氏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纳云和徐氏便恐吓儿子不要将他们两人之事说出去，否则就把他剁成肉泥，无奈当时王官保只有8岁，内心感到非常的害怕。
然而徐氏和纳云商议决定将他杀死，并分尸装进了坛子里。
这一切都被女儿看到眼里，第二天见王官保没来上学，私塾老师在回家路上看见他的姐姐便问了起来，姐姐十分害怕并将事情告诉了教书先生。
先生听了十分的恼火，便写了诉状把徐氏和纳云告上衙门。
县官使用计谋将徐氏和纳云抓获并且判了死刑。
徐氏和纳云纷纷被斩首，人们知道了他们的劣迹，都十分的痛恨他们。
后人把这件事编成戏曲引以为戒。
一直流传至今。
这件事也充分说明了自古以来虎毒不食子，亲生母亲杀害自己的孩子那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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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对外战争中，淮军和湘军的战斗力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
可到了对外作战中，两者之间的差距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清末对外作战中，取得了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是率领以刘锦堂部两万老湘军为主力收复新疆，为祖国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湘军王德榜率领的老湘军二十一营在镇南关配合冯子材取得的大捷，打败了法国侵略者。
可这两次对外作战，皆不见淮军的影子，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1875年淮军刘铭传部带着几万人在陕西大吃大喝，就是不肯入甘肃和新疆作战，以及1884年淮军部在面对法国兵时惊慌失措，仓皇而逃。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内战中的“劲旅”，可为何到了对外作战时，差距会如此之大呢?下面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下。
一来是在将才的选用上 在这方面，湘军(至少是高级将领)在道德和能力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湘军初创时，就曾提出四条：“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
终不可恃。
” 道义和忠义，始终都是湘军选拔将领时永不放弃的两个要求，他们的将领主要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自己。
湘军的主要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儒生，比如罗泽南、王鑫等是理学家，是个学者，则是进士出身。
这些人有种理想主义，有为理想的决心，这样的将领才能适应战争的特殊需求。
我们再来看淮军将领，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淮军将领中读书人不多，主要将领中，也就只有潘鼎新是个举人，另外如程学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以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都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的。
吴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
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没有什么道德和理想，重利不重德。
所以在国内战场上尚能依靠火力掩饰一下，可一旦面对强悍的外敌时，没有忠义血性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1884年时，张树声、潘鼎新怕死不肯作战被革去督、抚职务;中日甲午战争中，叶志超千里大溃逃等等。
这些人毫无道德和忠义血性可言。
二来是在士兵的选用上 湘军选兵必须是亲自招募，绝不假手他人，而且选择标准极为严格，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一概不收。
曾国藩曾一再强调“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练一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
在这样的严格选拔、训练、管理之下，湘军的士兵素质普遍都比较高。
而且他们来自一个地方，互相比较了解，也比较团结。
而淮军基本上就是个大杂烩了。
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士兵的来源参差不齐，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流氓集团，有的是来自团练，而战斗力好的程学启部就是由的降军所组成的。
李鸿章受西方的影响比较深，武器装备基本都是以洋枪为主，打内战时，这点要比湘军好不少，可一旦要和敌人肉搏时，淮军战斗力意志薄弱的缺点就显露无疑了。
三来是在战斗意志的形成上 湘军重视的是道德和个人操守，追求的是儒家保家卫国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
而淮军多是廉耻之心而唯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却还仍旧委以重任，其直接后果就是吏风日下，士兵素质、斗志和士气都远不如同时期的湘军。
写《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国人林利对淮军直接就是，可在西线见到湘军时却高叫“他们的勇敢是清军中前所未见的”。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对外作战中，这种精神力量要远比几件西洋火器好使得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湘军精神，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淮军也颇有些悍将，这些人当年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都是一把好手，可他们面对的是乌合之众，一旦遇到同样也拥有西洋火器的正规军时，他们就一败涂地了。
在甲午战争中，唯一敢跟日军肉搏的就是湘军，牛庄战役惨烈战败，也是湘军最后一缕夕阳。
所以说，一支军队，就算你武器装备再牛气、再先进，可没有敢于亮剑精神的话，始终不能作为国家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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