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功能是病人的“守护神”

宋朝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钱的一个朝代，不单单是在处理和外国的问题上，和金国一直对大宋，但是宋朝解决问题的办法，最主要的还是靠钱，用钱能摆平的事，就不会用上军队了。

也有人计算过宋朝官员们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简直高的吓人，所以觉得在宋朝生活一定是非常富足的。

但是，高收入所代表的，就一定是高存款吗?宋朝的消费水平又是如何呢?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说的是文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高峰，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转折点。

我的发现，则在经济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对农业税和商业税的依赖在北宋时期发生了一次渐进式的质变。

那么，天禧末年北宋两税加榷利总收入是多少?我的研究结论是约5380万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为北宋朝廷的消费提供了坚实基础。

那一时期北宋朝廷开支大约多少?我提供一个时间点的研究数据供大家参考：北宋皇年间(1049-1053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1300万贯。

在北朝中后期，社会消费量与消费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

但变法时期(1069-1085年)，社会总体消费量、朝廷消费水平有阶段性回升。

以北宋京城经费来说明，熙宁时期(1068-1077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5060万贯。

此后，元符年间(1098-1100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600万贯。

我研究发现：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某种程度上一度遏制了北宋朝廷田赋岁入中粮的收入剧烈下滑趋势。

之前，有权威专家据变法前后北宋历年粮收入下滑的整体趋势，得出结论认为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对北宋财政收入贡献不大。

其实确实大大缓解了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危机，否则其粮食岁入会下滑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

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继续上升。

当时北宋朝廷消费、社会上层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量中的比例很大。

上层阶级的消费水平处于高水准。

而社会底层平均消费水平则严重下滑。

从下面这个有趣的例子中可看到北宋中后期都城汴京富裕阶层的消费水准。

史籍《东京梦华录》中的《会仙酒楼》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五片，水菜碗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这段文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两个普通人在汴京的会仙酒楼像模像样吃上一顿，花费大约要一百两。

一是两人在会仙楼中吃一顿饭，所用餐具需用银(用银打制)近百两。

我一开始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后来又倾向于第二种解释。

我考证了宋代银制碗碟的用银情况，发现用银打制两人用餐所需的碗碟需要白银的重量，确实可能是近百两。

不论哪种解释，至少说明当时北宋都城汴京的风俗相当奢侈是实情。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北宋都城消费的奢侈与北宋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低消费水平是并存的。

那时，汴京雇佣的民夫每日工资大概是200文，而当时宋人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费用是20文。

辅之以相关材料可推知，北宋末年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北宋末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要经常去汴京的高级酒楼消费，恐怕是承受不了的。

南宋社会的消费状况如何?仅就南宋统治区域而言，南宋前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呈上升趋势，社会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朝廷消费也逐渐增加。

南宋中期，从社会总体消费量来看，依然有上升趋势。

这可以从人口增长明显、农业亩产量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等因素推知。

我根据史料推算，南宋中后期杭州人口可能达到288万。

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

可以想象，当时杭州拥有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南宋朝廷在社会消费中的比例也继续增大。

从消费水平来看，社会上、下层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明显拉开了距离。

到了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先高后低，朝廷消费支出继续上升，但民间消费却大大萎缩了。

南宋后期，几个大城市的商业是繁荣的，但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性。

因为当时南宋农村消费已极度疲软。

南宋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商品交易虽然在城市内很旺盛，但广大农村因缺乏消费能力，因此依然无法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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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这里我们就来谈谈的名片。

名片，古称谒、名剌、名贴、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

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

”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张上，已经非常方便了。

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

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例如《后汉书•传》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

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剌，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这里的“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

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汉以后始改用纸。

清人赵翼曾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剌，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剌。

”《汉书》中讲到郦食其见的故事中，郦手中拿的“谒”，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写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如，6年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陈将下人喊来查问，回报说：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衣服弊陋”，要来求见，找他要名片，又没有，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说姓名。

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

见面后，吴又向陈解释，“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

”这里，老友前来拜会，门人不允进门，索要名帖之类，而老友相见后，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

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

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

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

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

谓之片子。

”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

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

”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

至亲好友则不同，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剌，名曰飞片。

”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

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

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徐乾学退休后居乡，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有一次，他坐轿子出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徐眼睛不好，一时没有看见，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

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清稗类钞》载“宾至时，必先投名柬也”。

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

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

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

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今天我们见到的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

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

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

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时，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问他，“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庄的官职比蒋小，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回答说”没见过”。

皇上连问了三次，他都回答说没见过，皇上不禁有些怒气：“你真太糊涂，作为江南武官来京，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

赶忙连声回答说“有，有，有。

”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浑身都已经汗透了。

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庄道出了其中缘故：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有时候，地位较低的人，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

时征西藏归京，户部一书吏求见，递了一张名牌上去，“贺喜求赏”。

虽然这个书吏求见，本来就是别有所图，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否则谈何容易得 见一福公哉!”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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