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养生

其清政者给予褒奖。

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下的作用。

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

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刘询还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

根据考核结果，赏必罚。

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

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

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平理刑狱 昭帝于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

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时的许多酷法。

设置廷尉平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惩治贪腐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

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

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

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

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

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

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经济 轻徭薄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

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

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与民休息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

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

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

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

史称“百实，四夷宾服。

” 《汉书》赞曰：(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抑制土地兼并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

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

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

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

和《》也有类似的思想。

汉武帝时，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音“敌”)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

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

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外交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

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

神爵元年(前61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

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

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

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

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 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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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此次工作的甲午史专家陈悦说，这是能体现北洋海军风貌的一艘战舰。

“致远舰上的文物也将是目前中国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北洋海军出水文物。

”陈悦说，应该以发现致远舰为契机，建立系统的甲午海战纪念馆。

已出水大量文物“部分文物表面依然光滑” 据此次水下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介绍，自今年8月初考古工作开始以来，打捞出水的沉船相关文物种类有60余种，数量100多件，它们主要分为3大类，即船载武器、船体构件以及船员生活用品。

为使文物更接近水下保存状态，它们被放置在注满海水的储藏盒中。

除了机关炮子弹外，水下作业过程中，不少步兵武器的子弹也被发现。

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甲午史专家陈悦说，此次考古发现的位置应该是位于致远舰的后方，因此在出水的文物中，包含了一些当时船员的生活用品，这将为研究当时船员的海上生活提供依据。

据陈悦介绍，由于长时间泡在海水里大部分文物出水时表面都附着了很多海洋生物，但也有部分深埋在淤泥中的文物表面依然光滑。

“目前出水的文物大部分还要进行后期的细致清理才能识别更多的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关致远舰的信息也会越来越丰富。

陈悦说：“此前在打捞济远舰时候发现，有的舱门的密封性好，水都没有进去，里面的东西，包括纸和围巾还是干的，期待致远舰上也会有此发现。

” 济远舰遗物“严格来说是日本军舰遗物” 对于此次致远舰的发现，陈悦说：“这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在致远之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洋海军战舰遗物出水。

” 陈悦说，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就是目前在山东刘公岛上甲午纪念馆里所陈列的济远舰文物，镇馆之宝就是济远主炮。

但是要注意这是济远舰在甲午战败被俘在日本海军已经服役了一定阶段后沉没又被打捞起来的。

“所以济远遗物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军舰的遗物，因为很多的物品都日本人的。

”陈悦说，“而且济远舰在被编入日本海军后，船体很可能被改造过，因为火炮等物品使用经验也不一样，应该被日本人改过，包括舰上的一些小型火炮也不一定是当年北洋海军原装的。

” 济远舰，1895年甲午战败被俘编入到到日本海军，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触雷在旅顺海域沉没。

1988年对济远进行打捞，出水文物中济远舰舰首的2门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

但由于此次打捞由于打捞工作船吨位小，军舰沉没位置水深过深，未能实现整体打捞的目的。

“所以说，真正的原生态的北洋海军的军舰被发现这是第一次。

”陈悦说。

筹建博物馆“要做个大格局的纪念馆” 目前，丹东正在筹建中国首个甲午海战博物馆。

对于这座博物馆，陈悦说，按照正常情况此次致远出水的文物，部分文物会放到这座馆里。

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海军史专家许华则认为：“打捞起来的致远舰残骸足以支撑起一座博物馆。

” 陈悦建议，未来关于甲午海战一定要做一个大格局的纪念馆。

“筹建的这个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省级博物馆，我有一个建议，在主馆之外，在有北洋战舰发现的地方以及甲午战争的重要遗址处设立分馆。

”陈悦说。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确认，经远舰沉没在辽宁庄河黑岛的老人石海域。

日俄战争期间沉没在旅顺海域的有平远舰和济远舰，其中济远舰已经打捞出水一大批文物。

旅顺曾是北洋海军重要的基地也是甲午战争的重要战场，同时辽东地区本身就是甲午陆战的两大战场之一。

“东港设一个馆，以致远舰为主，庄河社一个分馆以经远舰出水文物为主，旅顺再设一个馆以济远、平远以及日舰吉野为主，同时再设立重要的陆战分馆。

”陈悦说，“这可是全国第一个最全面的甲午海战纪念馆，包括了海上的和陆上的，这样也让整个甲午海战的纪念和研究成系统，辽宁也会形成全国第一个甲午海战纪念馆的沿海线。

” 7月25日，丹东以及丹东港等相关方面曾在北京举行甲午海战博物馆筹建论证会。

论证会上，军事博物馆馆长董长军认为建馆意义重大。

“从甲午海战来讲，无论是甲午海战的历史意义还是海战的意义，还是它给后人带来的很多思考，从哪个角度讲，价值都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应该的。

”董长军说，“现在我们经过探测、了解，发现了一些甲午海战的沉船，让我们办这样一个纪念馆就提出了非常必要的条件和可能。

”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原主任、研究员李平则表示，甲午黄海海战是日本侵华的开端，“真正侵入我们中国的领土主要是从大东沟开始。

” 是否整体打捞致远舰？“是整船还是碎片还不知道” 目前已经确认这艘沉舰就是致远舰，那么是否会进行整体打捞呢？ 领队周春水介绍说，虽然今年以来出水的文物有100余件，但是考古工作还没有正式进入文物大规模提取阶段，出水文物都是在抽沙过程中从泥沙中剥离出来的，并且为了保护沉船船体结构，考古队并未对散落在海水中的大块船体甲片进行捞取，这些需要等到将来船体打捞工作计划出台后，再着手进行。

陈悦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还无法做出是否应该整体打捞的判断。

“现在对于这艘船的整体形态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是一艘整船，还是一堆碎片现在不知道。

”陈悦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决定是否整体打捞还太冒失了。

” 陈悦认为，现在最急迫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发掘，更大规模的发掘，“起码把这个船的样子给发掘出来。

” 许华则表示，即使将来致远舰能够被打捞起来，保养和维护费用也将是天文数字。

济远舰曾遭“破坏性”打捞 甲午海战期间，济远舰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三战之中竟有两战逃跑。

如今，该舰前双主炮却成了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86年和198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曾两次对“济远”舰实施打捞，共出水文物132件组，其中包括“济远”舰舰首的2门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

如今，这两门主炮就安放在刘公岛海军提督署后院。

上世纪80年代初，海军某部在旅顺海域意外打捞到“济远”舰舰尾150毫米克虏伯炮等文物，使得沉没了近百年的“济远”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旅游局拨款300万元，计划将“济远”舰整体打捞出水，修复展出。

1986年，烟台救捞局开始打捞，从5月持续到8月。

这次没能打捞出整艘“济远”舰，却捞出了沉睡海底82年的舰前双主炮。

生产大炮的德国克虏伯公司闻讯，愿以每门3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大炮。

“听说消息后，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跑到救捞局，跟他们说这两门大炮是文物，不能卖。

”对这段内情颇为熟悉的陈悦说，在戚老先生努力下，这两门大炮最终没有流失。

1992年，在威海有关部门牵线下，戚俊杰先后5次与救捞局协商，最终以40万元价格达成收回大炮协议。

1992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98周年纪念日，烟台救捞局运送两门大炮的船靠到了刘公岛码头。

从打捞出水，经过6年努力，“济远”舰前双主炮终于回到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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