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非法集资第一大案邓斌案回顾，江阴首当其冲
【千问解读】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数额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以笔者家为例，1990年左右家中有十多万存款，几乎算是乡镇首富了。
当时的30多亿，保守估计，与现在的数千亿元相当。
显然，这是一起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罕有的特大型金融案件。
在那场风波中，江阴作为邻近城市，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峭岐镇是邓斌瞄准的江阴重点乡镇，该镇七千多个家庭，有一半卷入其中，被骗2700万元。
另有多家单位被骗1200万。
一个本为江阴最为富裕的地方，从此沦为江阴倒数，影响至今。
邓斌（1939-1995），很多资料都说其父是解放前的江西省长，但均没有指出名字。
经笔者查证，此人就是邓祖禹。
邓祖禹，1892出生，江西樟树人。
早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官长、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无锡公安局长等职。
在无锡期间，认识一青楼女子，后纳为妾室。
此女就是邓斌的母亲。
1938年后，邓祖禹沦为汉奸，先后担任伪政府警政部常务副部长、警官学校校长、首都警察厅长、江西省长。
邓斌出生后不久，便随母亲落户无锡。
▲站在被告席上的邓斌
邓斌文化程度不高，原为无锡变压器厂的普通工人，提前退休后在杂货铺卖酱油。
但在非法集资案时，她已具有正处级干部的身份。
她所在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隶属于北京兴隆公司。
兴隆公司是国企，其董事长李敏的另一个职务是北京某局第3局政委，邓斌的干部身份正是由他运作而来。
李敏的后台可以从二条公开新闻报道中窥得一二。
1995年11月，法院判处邓斌死刑。
而在不久前的4月份，北京原副市长、腐败分子王宝森畏罪自尽。
除普通民众外，江阴全市共有26家单位牵涉此案中，被骗资金数额巨大。
1994年6月21日，江阴某单位率先向省里举报，信中称深受其害。
邓斌非法集资案就此东窗事发、震惊全国。
邓斌的非法集资方式主要以联合经营为名，与投资者签订所谓合同。
受害者出资后，由她经营，并支付60%的年利息。
给投资大户许诺的利息更可高达120%。
为了让人们相信她的偿还能力，邓斌编造了三个超级大的谎言。
第一，声称拿到了国家批文，拥有进出口权，可以做外贸生意。
而实际上，五年时间里，其公司的销售额只有区区一千余万，和所吸收到的巨额资金相比，根本不成比例。
第二，因为中东的海湾战争，那些国家急需一次性注射器。
她的公司经营这项业务，利润能达到600%。
第三就是声称有秘密生意，利润比卖注射器还高，但不能对外透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荒唐的邓斌案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但确也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1994年的春节，无锡出现了一副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声声刺心；国债家债企业债，债债逼命。
古人如何打击人口非法买卖？各朝各代的反拐政策
在中国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人口买卖也有“自卖”、“和卖”、“略卖”、“掠卖”等多种不同的交易方式。
以是否回赎来说，则有“活卖”与“绝卖”两种之分。
活卖，即典卖，只卖使用权，而保留回赎权，如古代常见的“典妻”;“绝卖”，就是永远卖出，不得赎回。
在古代，绝卖比活卖更普遍。
在三代时的周代，专门负责人口交易的官员被称为“质人”。
《周礼·地官》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
”意思是说，质人负责市场里货物、人口、牛马、兵器、车辇和奇珍异宝的买卖。
成交后开发票(质剂)，作为凭证。
西汉时期，曾一度提倡和鼓励民间“卖儿卖女”，并视之为救荒的手段。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有一年闹大饥荒，一石米能卖五千钱，非常贵，灾民中饿死了一半，以致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为此，刘邦下令民间卖孩子，以换取活命的粮食，此即所谓“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东晋时，官府还从人口交易中收税。
《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
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从东晋的人口交易规则来看，贩卖人口、牛马、田宅，有文书契据的，每l万钱一律交400钱给官府，其中卖方负担300，买方负担100;无文书契据的，随物所值，也收取4%，称为“散估”。
古代人贩子被称为“奸人” 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跃，在南方的苏州、杭州、广州一带，人口贩卖非常兴旺。
随着人口交易的繁荣，还出现了专门以拐骗、掠夺、贩卖人口为生的“牙侩”、“人贩子”。
人贩子都不是好人，古人称之为“奸人”、“奸民”。
篡夺汉位的即称，“奸人缘利，至略卖人妻、子”。
古代称拐卖人口叫“诱口”，这里面又有“略诱”、“和诱”的不同。
晚清县令何耿绳所撰的《学治一得编》里，介绍了诱拐、贩卖人口案的审理经验：“凡诱拐之案，当分略诱、和诱。
略者，罔其所不知;和者，因其情愿，或先被哄骗，事出不得已而始行曲从，则方略已行，不得谓之和诱矣。
” 古代人口贩卖过程中常有女性被人贩子性侵，在拐骗小孩时则常使用迷药。
据《实录》记载，十一年(公元1746年)，安徽凤阳的人贩子马占文，用川乌、草乌、人脑等物，配成迷药，将药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骗对象时，将手巾在脸前绕一下，人立即昏迷。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北京有一个叫王的人贩子，用药迷拐幼女有16名之多。
所以，何耿绳提醒官员，审理人口贩卖案时要查清案情，“奴人有无前后奸情，幼孩有无施用药术”。
古代人贩子也多是团伙作案，并建立固定的黑窝点，其行为很多时候都。
清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拐带”条，记载了乾隆五年(公元l740年)破获的一起拐卖人口案。
此案由人贩子陈大、俞九龄等8人团伙所为，拐骗了大量幼童，长相好的卖到远方，蠢笨的杀掉食用，并将骨头炼成丸售卖：“迭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俊者卖之远方，蠢者杀食其肉，灸骨为丸。
”案发后，人贩子的口供证实，当时江浙一带类似拐卖人口的船只有170余条之多，足可见当时人口非法贩卖的严重程度。
卖到中国的非洲黑人被称为“昆仑奴” 贩卖人口在古代已呈国际化。
唐宋时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中国，至于周边国家人口被贩卖到中国的，和中国人口被贩卖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更早。
被贩卖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在唐代被称为“昆仑奴”，则称之为“鬼奴”，称作“黑厮”或“黑小厮”。
其中以元代为甚，当时被贩到中国的黑人最多。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国际人口贩卖活动最活跃的一个朝代。
被贩卖到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来自朝鲜和非洲。
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中“加将门里”条，对当时国际贩卖非洲黑人的情况有所交代：“丛杂回人居之，其土商每兴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
”“加将门里”，位于今非洲东海岸;“朋加剌”，即今孟加拉国，是当时的黑人交易中转地。
文中提到的“土商”就是国际人贩子，是长期在东非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专以贩卖黑人(黑囡)为业。
进入中国境内的“黑厮”，有的是由土商直接贩卖至中国境内的，也有的是中国海上商人从朋加剌顺便带回来的。
在元代，被贩到“汉地”的外籍人以高丽(今朝鲜半岛)人为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元初名儒郝经曾赞其“肌肤玉雪发云雾”。
当时的权贵人家以有高丽女人为荣，《续·顺帝纪》中称，“京师，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
“黑厮”和“高丽女”甚至成了当时蒙古贵族高消费的标志，明末学者叶世杰《草木子·杂制篇》中称：“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
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
”在元代，同样也有不少中国人被贩卖到海外，时称“过海”。
如一些下层的蒙古族男女被卖到回回田地里(波斯湾沿岸)、忻都田地里(南亚)等地。
廷因此下令禁绝，《通制条格·杂令》“蒙古男女过海”条规定违者治罪。
光武帝发布诏书严禁奴婢买卖 古代的人口买卖行为带来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
东刘秀，便曾多次发布诏书，禁止奴婢买卖。
建武二年(公元26年)，“诏曰：民人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
敢拘执，论如律。
”唐代对非法的人口交易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令，予以限制、打击。
《唐律疏议》中，涉及被买卖人口的条令有十多条，其中“略人略卖人”是这样规定的：“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
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
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
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
”还规定，“和诱者，各减一等。
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
”对于非法拐卖儿童的行为，唐代的司法解释同样很清楚：“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
”意思是说，贩卖10岁以下孩子的，即便是自愿的和卖，也视为抢掠人口，要予以严惩。
明清时期，在云贵川一带贩卖人口之风十分严重。
清年间，曾采取多种措施，打击云贵川的人口贩卖活动。
《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称：“贵州地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请饬地方官捕治。
”批准了这一奏议。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对当地人贩子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击，要求“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前后抓获男妇(男女人贩子)大小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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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政大臣贪污如何免死：交纳非法所得即可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明载：“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
”罚俸制度开始施行时，目的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
但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帝的奏疏：“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
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
奴才昼夜惶悚，，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
”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四次工作失误，累计认罚26。
6万两银，但缴纳罚银14万两后，说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
尽管奏疏有哭穷之嫌，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已不止于对官员的惩罚。
目的由惩治转为敛财，其遗患无穷。
首先，“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
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就只能往高里报，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
没有规矩，而又是惯例，潜规则最终只有败坏纲纪的份。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
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法的警惕。
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屡犯屡罚、屡罚屡犯，。
花钱免罪，无疑是犯法渎职这种普世罪恶的包庇与纵容，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
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
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
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你能指望他，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那样他也挣不够这笔巨款。
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
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
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的大管家，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
皇帝清楚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
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
搞来搞去，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抓钱手”。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
你以为犯了错缴个钱就算完事，其实非也，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
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
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珅来完成。
和珅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
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曾经专门为奇丰额给皇帝上过奏疏。
奏疏说奇丰额在织造任内包庇下属被追查，“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
意思是希望缴罚四万两白银免罪，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
奇丰额这样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
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
乾隆皇帝批示，知道了。
其实就是认可了。
当时，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对“议罪银”意见很大，上疏请求“永停此例”。
乾隆虽然生气，但也不好否认此事，便振振有词地睁着眼睛跟尹壮图说瞎话：第一、尹壮图奏请永远停止罚银之例，想法不错，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且又非贪污受贿之罪，若因此革职查办，一时找不到替代者，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薄惩;第三，罚缴的议罪银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贪纵营私的督抚均绳之以法了，从来没有以罚银幸免的人。
尹壮图自然不服，继续上疏跟乾隆斗嘴。
乾隆可不惯着他，不久就把他革职了，直到皇帝主政，才恢复其职务，但议罪银造成的危害，却再也抹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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