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意思出处及全文赏析

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人一日两餐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一日三餐”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司惯的生活习俗。

甚至在很多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地区，到了深夜时分还会吃一顿“宵夜”，如果再算上“下午茶”就是“一日五餐”了。

虽然现在“一日三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但是“一日三餐”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如果从末年开始算起，“一日三餐”的习俗到现在，也只不过才短短的一百多年。

实际上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一日两餐”才是古代中国人的日常习俗。

曾在《论语集注》中记载“朝曰饔，夕曰飧”。

也就是说古人每天的第一顿早餐被称为“饔”;而第二顿饭也就是晚餐则是“飧”。

古人“一日两餐”习俗的由来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都一直秉承着“农业立国”的基本理念。

尤其是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来说比较低，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候，必须依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

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活动。

所以每天除了干农活或者放牧之外，剩下的时间也就是吃饭和睡觉两件“大事”。

由于古代并没有电灯，而普通人家又用不起油灯或蜡烛，所以人们在太阳下山之后就会上床睡觉。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之后他们才会起床，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着一年又一年。

实际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完全符合大自然的运行规律。

这种原始而落后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古人“一日两餐”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1.争取更多时间进行劳作 相信大家都知道种地是一种靠天吃饭的职业。

在的年头可以多获得一点收成，但是遇到干旱或者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很容易导致颗粒无收。

所以古代农民只能尽量争取，在白天的时候多做一点农活。

这就会不断挤压吃饭的时间，这也是“一日两餐”出现的一个原因。

古人吃第一顿早餐之前，其实已经至少劳作了2-3个小时。

也就是说太阳刚升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起床去田间劳作，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小会。

而吃第二顿饭也就是吃晚餐的时候，太阳也已经基本上要下山了。

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填饱肚子之后也就会洗漱睡觉了。

笔者认为古人之所以会“一日两餐”，实际上最基本的就是为了节省劳动时间。

2.节约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农民，一直都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

所以即使他们每天都辛勤劳作，而且在秋收之时也能收获大量粮食。

但是这些粮食中的一大部分，都会被统治阶级以各种名目和理由收缴。

而辛勤付出的农民阶级，最后能够剩下的粮食也仅够糊口。

如果遇到连年灾害粮食收成不好，农民的粮食就会。

所以他们为了能够生存，在不得已的前提下，只能够以“一日两餐”拮据度日。

笔者认为如果从缺少粮食的角度，去分析“一日两餐”的重要意义，其实总会给人一种悲凉之感。

古代的农民们每天起早贪黑照料庄稼，但最后却获得个无粮可吃，或者说不得不以减少，用餐次数的方式来达到生存的目的。

3.生活习惯使然 由于古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人们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也就是说当太阳彻底升起来之后，才会从被窝中慵懒的爬出来。

所以古人吃的第一顿饭叫朝食，又称为“饔”，时间大概相当于早上9点左右。

“朝食”中的“朝”字，实际上是按照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位置，来判断时间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当太阳高度达到“隅中”时刻，就应该起来吃“朝食”了，又可以被称为“食时”，具体的时间大约为9点。

而第二顿饭叫“鋪”又可以称为“飧”，大约是每天下午的4点左右。

此时太阳开始西斜黑夜也即将到来，基本上吃完晚餐之后就可以开始休息了。

据《淮天文训》记载“日至于悲谷，是为鋪时，”而“悲谷”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后汉书·王符传》中，也曾有：“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

”这句话中的“朝铺”实际上，指的就是“朝食”和“鋪食”，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早餐和晚餐之意。

也就是说古代人的早餐，一般都是在9点左右吃。

而晚餐则是在太阳落山之时，也就是下午4点左右进食。

这不仅符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而且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

4.“一日两餐”习俗中晚餐竟是“食之余” 笔者认为关于古人“一日两餐”的习俗，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那就是晚餐即“鋪”或“飧”，往往都是将“朝食”所剩的食物，热一下然后当做晚饭来吃，这一点可以从《说文·新附》中获得重要线索。

《说文·新附》中“飧”作馂，即“食之余也”。

如果从古人的饮食习惯上去分析，可以获知由于古代社会条件比较差，生火做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早餐基本上都是现吃现做而晚餐多吃剩食。

据《说文》记载：“饔，孰(熟)食也。

”大概意思就是“朝食”，都是现生火现做饭。

这就意味着与“朝食”相对的“飧”是“食之余”。

这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粮食稀少、物质资源匮乏的现实。

5.意识形态影响 古人“一日两餐”的习俗，除了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关系之外，其实还受到了古代意识形态的影响。

也就是古人认为两餐之间为“昼夜”，所以在“朝食”和“鋪”之间，只能够劳作或者学习，如果睡午觉就是不合礼法的行为。

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大概意思是的学生宰予在白天睡觉，这种做法让孔子大为光火。

很多人也许会不理解，为什么只是睡个午觉，孔子就如此生气呢? 原因就在于孔子认为“昼寝”，不符合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昼寝”也必在两餐之间。

宰予吃了睡醒了吃的做法，不仅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这种做法也会让一整天都白白被浪费。

所以孔子才会说他“朽木不可雕也”。

“一日两餐”、“昼出夜寝”，完全符合古代人推崇的自然法则。

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要想健康长寿就应该遵循自然规律。

否则就会因违背自然规律而受到惩罚。

还有就是这种用餐习俗，也完全符合古代的生产、生活。

白天的时候抓紧干农活，晚上的时候早点入睡，不仅可以增加劳动效率，而且也会让身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虽然古代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高，但是却很少有人因为正常劳动而死亡。

这说明古代人“一日两餐”的用餐习惯，完全符合人类发展进程。

王公贵族的“一日两餐”，只是标榜传统的噱头 “一日两餐”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吃不起“第三餐”。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每天都从事，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体的消耗一定要比，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们更多。

但由于家庭比较贫困或者说，经常遇到青黄不接的状况，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下，即使贫苦人家也想每天三餐，但由于实际情况不允许，所以也只好以“一日两餐”聊以度日。

这其实都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所致。

而那些掌握了社会90%以上资源的王公贵族们，即使每天不参加体力劳动，也会过着锦衣玉食、奢靡腐朽的生活。

他们之所以会遵守“一日两餐”的习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一日两餐”的正餐之外，他们还会吃点心、零食和水果。

而且如果从贵族们的每餐上来看，无论是早餐还是晚餐都特别丰盛。

就算是一顿普普通通的“朝食”，各种粥品、主食和咸菜等，数量加起来就会超过二十几种。

尤其是在吃晚餐的时候，动辄就会有十几个荤素搭配的菜品。

尤其是生活在皇宫内的皇族，他们的餐桌上更是数不清的山珍海味。

所以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实际上就可以抵老百姓吃几天甚至几个月了。

但这些皇族和贵族之所以会遵守“一日两餐”的用餐习俗，主要的原因就是标榜自己合乎礼法而已。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王公贵族们就算“一日两餐”，也根本不会感受到挨饿的滋味。

反之广大贫苦的劳动者们，“一日两餐”不仅吃不饱，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断顿。

这其实就是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的悲哀和残忍。

“一日两餐”转变为“一日三餐” 事实上在我国秦汉两代以前，之所以会实行“一日两餐”的习俗，除了与物质资源匮乏有关系之外，其实还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息息相关。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始”，大意为天子和老百姓一样，每天只需要吃两顿饭即可。

笔者认为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人，之所以会遵守“一日两餐”的习俗。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粮食匮乏。

如果贫苦人家也像贵族们一样，恐怕在断粮之后就只能等死了。

随着时间推移和朝代更迭，再加上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广大劳动人民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也逐渐增多。

在这种前提下人们在用餐的时候，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吃饱吃好。

所以才会逐渐由“一日两餐”转变为“一日三餐”。

这种用餐习俗 结 语 笔者认为古人的“一日两餐”习俗，其实除了与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有关系之外，其实这种习俗的根源就在于，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状态。

但实质却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所致。

虽然这种“朝九晚五”每日两顿饭的习惯，看起来与现代人所推崇的养生有关系，但古人却未曾有过此种想法。

他们只是依照最原始的生活习俗，以及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去做事。

笔者猜想如果他们的粮食足够多，相信也一定会选择“一日三餐”。

【参考文献】 李开周《从一日两餐到一日三餐》 辛羽《一日三餐始于何时》 谢芳琳《谈谈古人的饭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于是上行下效，朝野内外每日酣歌宴舞，通宵达旦。

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

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其祖父——明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秀女，一天就娶了九个嫔妃。

而且，朱翊钧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

当时朱翊钧宫中有十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小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为“十俊”。

有的笔记中说他还爱“吸大烟”，爱好可谓广矣。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

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

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有一点相像。

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

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

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

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按照的制度，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

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

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

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

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

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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