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哪个景点？

郭《图画见闻志》说: 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

又说 : 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之风也 ,李、关、范的画风，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实为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五代时期后梁画家荆浩开创了北宋北派画派，并著有经典的《笔法记》，对山水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荆浩，包括关仝、李成在内则没有一幅作品传下来。

我们从实际的记载中和后人的有关摹本可以了解到，荆、关、李三人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是李成。

米芾曾云: 李成真见两本，伪是三百本。

可见李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画的水墨山水，善用淡墨的情韵，体现山水的灵秀，展现的是文秀的一路。

米芾又谈到: 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山动。

李成创造了 卷云皴 ，他的作品虽没有留下，但从师承李成的郭熙的画中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形式。

卷云皴 是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山水画皴法之一。

荆浩出生于河南济源。

济源北倚太行，西望王屋两山，南临黄河，与古都洛阳相邻，历来文风颇盛。

沁河由西北截太行而出，两岸峭壁如削，谷幽水长。

荆浩故里位于今县城东北十五里的谷堆头村，现存荆浩墓遗址。

背景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60年)，天下局面战乱，但是并没有使绘画的创作陷入停顿。

五代时，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逐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画家描绘的题材。

很多画家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又有提高。

在技法风格上向两大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用笔更加多变，色调比有所丰富;水墨除了变形发展以外，还出现了水墨大写意的画法。

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是最大的，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山水被作为环境艺术加以描绘。

荆关董巨 四大家的出现，成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的里程碑。

荆浩和关仝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开创了独特的构图形式，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

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善于表现江南景色，体现风雨的变化。

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 皴法 ，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墨法逐渐丰富，水墨和水墨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

特点 北方山水画派的几位画家是各有特点;关仝的 峭拔 、李成的 旷远 范宽的 雄杰 、历来被称为 三家山水 ，他们都因为各具个性而自成一体，而三家又都来源于荆浩，表现雄伟峻厚、风骨峭拔的突兀巨壑，用硬性的 钉头皴 、 雨点皴 、 条子皴 描绘出北方石质坚凝的山体，是他们共同的特色。

所以，他们共同组成了五代至北宋初山水画中的 北方流派 ，与以柔性线条描绘平缓温润的江南山水的 南方画派 有着本质区别。

北方画派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代表。

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

关仝是荆浩的弟子，他画山水常常表现出陕甘一带山川的特点。

北宋米芾说他 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 。

关仝的在意境上甚至超过了荆浩。

有了自己的一套风格，被称为 关家山水 。

他的画风很纯朴，被誉为 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 。

关仝喜欢描绘的山林，身居山中的村人和隐士的生活，画面细致微妙，非常逼真，像身临其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他与荆浩并称为 荆关 。

北宋人将他与李成、范宽并列为 三家鼎峙 ，具有很大影响。

关仝传世作品有《山豀待渡图》及《关山行旅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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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与湖广清军相距甚远，后方已形成严重的威胁。

然而，孔有德自视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将孙龙、李养性防守全州以外，并没有把分镇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的驻军抽回，继续分兵把口，一心做他的广西王。

当时奉使广西的著名文人施闰章描写他在桂林拜谒定南王的情况：孔有德“具言其生平及粤西用兵曲折”，“王顾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诺，无能后”，骄横之状，跃然纸上。

六月间，李定国率领精锐兵马由武冈、新宁直攻全州，二十八日歼灭全州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

孔有德闻报大惊，第二天亲自带领桂林留守军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被定国军击败，“浮尸蔽江下”；当日傍晚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午后，明军进抵桂林城郊。

孔有德见定国军威甚壮，知道仅凭身边有限兵力难以守住桂林，于七月初二日飞檄镇守南宁的提督线国安、镇守梧州一带的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柳州一带的右翼总兵全节放弃地方，领兵回援省会。

同一天，李定国大军即将桂林包围得水泄不通。

降将成当时正在孔有德藩下，他过去同马进忠关系良好，人称“王、马”。

马进忠随李定国参加桂林战役，在城下喊话要王允成反正。

王允成不敢答应，报告了孔有德。

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单薄，必破无疑，考虑再三，对王允成说：“汝姑出应之，观彼何所云以报我。

”王允成即登上城头，同马进忠接洽归顺事宜。

据王允成后来说，孔有德实际上有投降的企图，因受部将挟制错过了时机。

初四日中午，明军攻破武胜门，一拥而进，清军抵敌不住，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付之一炬。

其妻自缢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

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

”孔庭训被明军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他的妹妹乘乱逃出。

桂林城里的明朝降臣原庆国公陈邦傅、其子文水伯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被活捉。

接着，明军南下平乐，杀清府江道周令绪，擒平乐知府尹明廷等；收复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汉蕙。

在一段时间里，李定国亲自坐镇桂林，派出军队收复广西各府县，他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且设置了“布、按、有司”各官。

八月初二日，李定国派人把“伪庆国公陈邦傅父子二人”和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解赴贵阳。

九月初二日，秦王孙可望下令把陈邦傅父子押赴市曹剥皮，王荃可、张星光处斩。

然后将剥皮揎草的陈邦傅尸体送往安龙等地示众，“大书于牌曰：逆犯陈邦傅先经肆劫皇杠，摽掠宫人，罪已漏网。

不思建功赎罪，辄行背主反叛。

今已拿获，解赴军前，立将邦傅父子剥皮，传示滇、黔，云云”。

这种处理方式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内引发了一件流传颇广的轶事：御史李如月上疏劾奏秦王“擅杀勋爵，僭窃之奸同于莽、操，请除国患；兼敕邦傅罪状，加以恶谥，用惩奸凶”。

永历帝既畏惧孙可望的专横，也觉得李如月的奏疏是非不明，便以小臣妄言为名廷杖四十，奏疏留中不发，用意是加以保全。

不料李如月性格倔犟，偏要，自己把奏疏另抄一份，封面上写“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递交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总提塘张应科。

孙可望得报后，立即派人到安龙请命将李如月按处置陈邦傅例剥皮揎草。

李如月临刑时大骂不屈。

这件事后来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渲染，把李如月吹捧为忠臣义士。

就事情本身而言，陈邦傅在南明时位居庆国公，跋扈殃民；降清时劫驾未成，又诱杀宣国公焦琏，是个典型的，人人得而诛之。

孙可望将他处死，无可非议。

李如月把早已降清的陈邦傅仍称为“勋臣”，这不仅是昏庸，而是同他以及南明许多官僚一直把原大顺、大西军视之为“贼”，而对降清的明朝旧官藕断丝连的阶级偏见一脉相承。

不过，孙可望命人把这样一个迂腐冥顽小官处以极刑，手段又如此残酷，难免授人以口实。

李定国占领桂林以后，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带领府、州、县官先后窜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

其中以右翼总兵全节最为狼狈，他本人于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马尽行哗散”，左营副将何九成在途中受伤而毙；右营副将郑元勋和中军游击蔡斌带领兵马往桂林投诚；后营副将沈邦清被击毙。

八月，李定国乘胜挥军进攻梧州，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

这月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

镇守广东的平南、靖南二藩得到孔有德城陷自尽的消息，极为恐慌，急忙命令同广西接境的“州县文武官员如贼果薄城，即便相机护印入肇（庆），以固根本”。

广东德庆州属开建县（在今封开县东北）协守副将谢继元当即率领部下弃城逃到肇庆。

这说明广东清朝当局已成，有意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

由于李定国很快率领主力北上湖南，不仅未能乘胜进军广东，连广西的局势也远没有稳固。

这年九月间，清军重新占领梧州；十月，派官进驻开建。

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功绩非常巨大，在南明史上堪称空前。

它同1648年江西、广东反正来归大不一样，是力歼强敌的辉煌战果。

以前广西虽曾处于永历朝廷管辖之下，瞿式耜、陈邦傅以及忠贞营等却各自为政，不可能把广西经营成坚固的抗清基地。

李定国军以之势，一举攻克桂林，使广西、广东清军闻风丧胆，本来可以先行稳定广西，相机收取广东部分地方，扩大南明控制区。

可是，孙可望得知清敬谨亲王尼堪军即将进入湖南，竟下令调李定国部由桂入湘迎战。

这一决策固然成就了李定国衡阳大捷，但从战略上看，孙可望本应留下一部分军队牵制辰州守敌徐勇，自己同白文选、冯双礼等大将率领主力入湘迎战尼堪。

即使需要李定国出兵会战，梧州重镇也应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

联系到下文所述清廷戒谕尚可喜、耿继茂等切勿轻易出兵广西，可以看出孙可望在军事部署上的失算。

十月三十日，李定国亲自统领兵马进抵衡阳。

定国主力北上后，留在广西的兵力非常单薄，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机令线国安、马雄、全节挑选甲兵会同广东水师副将强世爵等从广东封川出发，水、陆并进，于九月初五日重占梧州，由马雄镇守该地。

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天佑率部撤往柳州，桂林仅有明朝宗室安西将军朱喜三留守。

清军乘虚而进，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平乐击败明义宁伯龙韬、总兵廖凤部，占领该城。

次年（1653）正月十五日清军占领阳朔，朱三喜部下只有一千多杂牌军队，抵挡不住清朝正规军。

十九日，清军重占桂林，线国安、全节和新任广西巡抚陈维新盘踞该地。

四月间，明将胡一青曾率军来攻桂林，被线国安等击退。

七月二十一日，李定国虽曾再次进攻桂林，却未能奏捷。

衡阳大捷 李定国等部明军连续攻克湖南大批州县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帝大为震惊。

七月十八日他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精兵南下，二十日离开北京，原定计划是经湖南进入贵州，同、李国翰所统四川清军合攻贵阳。

孔有德兵败身死的恶耗传来，清廷于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变进军方向，先占湖南宝庆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阳市），然后进军广西。

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强，桂林失守后，定藩兵马逃入广东，顺治帝惟恐广东有失，特发专敕告诫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等候定远大将军尼堪军至广西后，两潘兵力听从尼堪指挥。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县；明将马进忠引部众退往宝庆。

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州府（今衡阳市）三十余里处。

李定国派出部将领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阵，随即后撤。

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即于二十二日夜“兼程前进”，次日天色未明到达衡州府，与李定国大军相遇。

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决定以计取胜，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士对阵时稍一接触即装出兵力不敌的样子，主动后撤。

尼堪“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

定国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仓皇失措，迅速被明军击败，主帅尼堪也在混战中当场毙命。

同时被明军击杀的还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随身护卫多人。

定国军士割取尼堪首级献功，“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全军欢声雷动。

清军不敢再战，在多罗贝勒屯齐（或译作吞齐）的率领下垂头丧气退往长沙。

李定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指挥攻城、野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他用兵机动灵活，英勇果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

时人张怡根据李定国委任的桂林知县李楚章的话说，“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

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

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

陈聂恒也记载，“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

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

故所至有功”。

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的相继败亡，对于明清双方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

就其影响而言，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

攻克桂林之后，李定国趁势收复广西全省，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尼堪贵为亲王，统率满洲八旗精锐出征，竟然兵败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连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跟随尼堪出征的贝勒吞齐（即屯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高级将领后来都受到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如顺治六年湖广辰常总兵徐勇在题本中说：“总之，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

”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

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丧。

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幸免于桂林之厄。

顺治十一年他已痊愈，吏部仍推荐他复任广西巡抚，王一品如临深渊，规避不前，行贿托人题免，发觉之后被清廷处以绞刑。

谈迁也记载，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探筹（即抽签决定补用何地何官缺）得广西，“悸惧却不能手”。

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

人们常常引用黄宗羲的一段话：“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所以呵笔而问天也！”他写这段话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发出的无限感慨，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听到桂林、衡州大捷时那种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

当时在长江下游从事秘密复明事业的顾炎武闻讯之后赋诗云：“廿载吴桥贼（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吴桥县叛变，故称吴桥贼），于今伏斧砧。

国威方一震，兵势已遥临。

张楚三军令，尊周四海心。

书生筹往略，不觉泪痕深。

”又云：“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

……不有真王礼，谁收一战功。

”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明确地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

张怡则对孙、李矛盾激化，导致大局逆转，深表惋惜，写道：“使无此内衅，大功成矣。

” 1652年李定国在湘、桂战场上的胜利，对当地和附近具有复明情绪的绅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都闻风云集，共勷盛举。

如安定伯马宝顺治八年仍在广东坚持抗清，李定国大军收复广西后，他立即出兵配合，攻克阳山、连州、连山等州县，活捉清连阳副将茅生蕙、游击马泗汗、守备白守富。

后奉李定国之命率部入湖南，茅生蕙等人均于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衡州处斩，“首级悬挂南门”。

此外，如胡一青、赵印选、陈邦傅旧部彰武将军袁来朝、曹志建部总兵欧正福等都曾“依附李定国、恃险狂逞”。

当时在桂林的瞿昌文记载，广西“八郡中节义大臣，避腥羶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者，皆府君（指瞿式耜）素所荐拔之士，至是咸幸更生，而山薮野泽之哀鸿，亦莫不相庆复见汉官威仪也”。

永历朝廷兵部尚书刘远生、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等人都从瑶族山区出来参见李定国，共商机务，协守桂林。

原广西巡按吴德操也应定国之命出任于梧州，“坐门楼，稽出入”，广西全省都安官设吏。

湖南的明朝乡绅也纷纷出见，就连自弘光时期已经的大臣周堪赓（崇祯时任工部侍郎，弘光初立授以户部尚书，未到任）、郭都贤（崇祯时任江西巡抚，永历帝授以兵部尚书，未就职）等一大批官绅都认为中兴有望，应邀到衡山谒见李定国。

郭都贤在《自叙》中写道：“王辰（顺治九年）恢复湖南，微有赞襄之力。

”只是由于不久形势逆转，参与反清复明的官绅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仅销毁有关文书，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盖，给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绅民动向造成了困难。

李定国在衡州大捷前后，活动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一带以刘京、李文斌为首的抗清武装备受鼓舞，他们一面高举复明的旗帜号召当地百姓收复失地；一面同李定国联系，请求派兵支援。

定国当时正同清军主力周旋于湖南，只派了为数不多的军队配合刘京等部进攻江西吉安府属州县。

据《衡州府志》记载，“定国旋自粤入永，次衡，驻兵四月余。

遣其将张胜攻湘阴，高必贵掠江西之永新”。

十一月初一日，高永贵部攻克永新，接着在刘京等地方义师引导下收复安福、永宁（今江西宁冈县）、龙泉（今江西遂川县）三县。

清驻防安福游击张曾显“全军被围，尽为贼执去”，张曾显被押解到衡州，李定国下令将其斩首。

清江西巡抚蔡士英在题本中说：“该臣看得，逆贼乘犯湖南之势，驱其象马，大股而来，其志意颇为不小。

又兼土寇刘京历年为江省巨害，潜相勾引，习熟路径。

……是以狡贼先设疑兵于袁州插岭关，势欲进窥；而阴以大队突犯吉安，以致永新、安福、永宁、龙泉等处相继沦陷，县令、防将两被执去，更眈眈于吉安府城，思图并力极攻。

”正当刘京等围攻吉安府城（今吉安市）时，清江西巡抚蔡士英向江南总督马国柱告急，抽调援兵入赣会同江西提督刘光弼、南赣总兵胡有升所部兵马火速赶赴吉安。

由于李定国部主力未能入赣，刘京等部抵敌不住清朝优势兵力，十一月初一日李文斌兵败被擒。

定国为集中兵力迎战尼堪，无暇东顾，永新等县驻军“起营退转湖南”，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批精兵撤离永新开往湖南。

清军于二十五日进入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后被清军夺回。

到1653年（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刘京在同清军交战中被俘，赣西的抗清运动被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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