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败选者哈里斯:误判主要矛盾、失守基本盘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4-11-07 点击数:

【千问解读】

界面新闻记者 | 陈升龙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即使有一众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人物、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集体背书,60岁的卡马拉·哈里斯也没能创造历史。

美国人尚未做好迎接第一位女总统的准备。

大选投票日当晚,哈里斯原定出席团队在她母校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守夜派对,活动甚至还包括胜选后的庆祝环节。

但随着计票结果渐趋悲观,现场支持者情绪开始低落,她决定取消当晚的活动。

直到第二天下午,她才来到这里,发表讲话接受了输掉选举的结果,并鼓励支持者们着眼于未来。

哈里斯败选,原因有其自身局限性,更大的背景则是社会鸿沟加深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阶段“两个美国”对抗下的结局。

据美国民调机构分析,特朗普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年轻男性的踊跃投票。

非洲裔和拉美裔等民主党重点依赖的少数群体逐渐倒向保守阵营。

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的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则认为,民主党拜登政府在种族、性别和移民问题上肆无忌惮,终于导致美国社会反弹,反倒推动了美国的右翼化。

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的存在感原本就不强,针对南部边境治安危机的应对不力更是屡遭共和党人抨击。

在全力投入竞选的3个月里,求稳的哈里斯政策亮点乏善可陈,“自由”“女性堕胎权”等带有城市中产属性的口号出现频率最高。

客观来说,这显然无法覆盖到足够大的选民群体。

移民之女,成长于民权运动

相比其政策主张,在公开场合习惯性哈哈大笑是哈里斯最为网民热议的谈资。

在今年4月接受前好莱坞明星德鲁·巴里摩尔的采访中,哈里斯称自己开朗的性格正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身边女性的影响,尤其是母亲。

她想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女性观众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时刻保持良好心态。

哈里斯的母亲Shyamala Gopalan是来自印度的乳癌研究者,父亲则是牙买加的非洲裔经济学专业学生。

人在加州伯克利留学时相识。

哈里斯于1964年10月20日出生在加州奥克兰。

时值黑人民权运动鼎盛期,还在婴儿车里的她就被父母推着上街加入游行队伍,对少数族裔的呐喊耳濡目染。

7岁那年,父母离异,她和妹妹马娅随母亲迁到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在当地度过小学和中学生涯。

在当地就读高中时,她的非洲裔同学Wanda Kagan受到继父虐待,哈里斯和母亲邀请她一起居住了几个月。

Wanda Kagan后来回忆,哈里斯帮助弱势群体发声的仗义形象使她的内心强大起来,并在医疗行业取得了事业成功。

高中毕业后,哈里斯回到美国,在历史悠久的霍华德大学主修政治学和经济学,后又考取了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的博士学位。

哈里斯从基层实习文员一路做到了州总检察长,成为加州史上首位女性总检察长和非洲裔检察长。

期间她经手的最著名案件,是推翻加州对同性结婚的禁令,还在次贷危机中促成了抵押贷款机构的和解。

但在警察针对年轻非洲裔男性的枪支暴力案件中,哈里斯没有使出更强力的手腕。

49岁那年,哈里斯在演艺圈好友安排的相亲中与后来的丈夫、律师埃姆霍夫相识,并于次年8月结婚。

哈里斯在那之前有过两段恋情,但没有结婚。

埃姆霍夫是犹太人,此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与孩子的老师有婚外情而离婚。

哈里斯自己并未生育,但与埃姆霍夫共同抚养他前一段婚姻的一对儿女。

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

而哈里斯也在那一年进入国会参议院,相继成为司法委员会、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以及情报委员会成员。

期间,她强烈反对特朗普“禁穆令”、反对保守派法官戈萨奇进入联邦最高法院。

而戈萨奇正是日后推翻“罗诉韦德案”、取消美国宪法对堕胎权保护的关键人物。

上一届大选中,哈里斯也参加了民主党初选,但因为辩论中表现不佳而宣布退出。

后来拿下党内提名的拜登选择哈里斯担任副手,在向全美观众面前介绍她时直言不讳:最看重的是她所代表的政治符号——女性、少数族裔

值得指出的是,拜登已故的大儿子博(Beau Biden)在担任特拉华州总检察长时就与哈里斯私交甚笃,联合处理了过几个大案。

在担任副总统的4年里,哈里斯最拿得出手的政绩是利用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保护引发的争议,来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大胜。

也正因为此,民主党人发现女性选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并帮助他们在最近的三次联邦选举(2018年国会、2020年总统和2022年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只要女选民投票率提高,哈里斯就有很大机会赢。

美联社选情汇总一览。

截屏时间:2024年11月7日07:00

临危受命,高开低走

今年7月,因首场电视辩论表现糟糕,82岁的拜登迫于党内压力退选,同时提名哈里斯取代他继续参与竞选。

这意味着哈里斯并不是正常程序选上来,而是“硬塞”给选民的

从随后拜登本人和奥巴马的犹豫可以看出,民主党高层对哈里斯的态度也有所保留。

但之后令民主党人惊喜的是,哈里斯以沉稳大气的电视辩论表现,一度在民调中领先特朗普。

哈里斯将自己塑造成“新一代人的领袖”,将跨越党派,寻求解决方案,而非政治斗争,以解决美国人对生活成本和住房负担能力的担忧。

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贝克对界面新闻说,总体而言,哈里斯在有限的时间里表现算不错,扭转了民主党的颓势。

如果换成拜登继续参选,可能会输得更惨。

临近投票日,哈里斯似乎忘记了初衷,陷入了与特朗普方面的对骂,尤其着力回击特朗普和马斯克等人对女性的口头冒犯。

在万圣节前夕,拜登公开骂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垃圾,则被认为是打击哈里斯选情的另一根稻草。

哈里斯团队在战术上也出现了重大失误。

《外交杂志》的文章指出,哈里斯犯了和当年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的错误,花费太多精力来自证明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自己是更好的选择,尤其是没能就经济和移民等关键议题推出令人信服的纲领,似乎只是拜登的一个替身。

在具体执行方面,团队试图将女性生殖权利与其竞选主题“自由”挂钩。

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KFF)在11月初的调查,全美约40%的30岁以下女性表示,争取堕胎权确实是她们走向投票站的最烈强动力。

团队还邀请了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出演竞选广告,鼓励女性选民“即使丈夫支持特朗普,女性仍然有选择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

但共和党人指出,关键摇摆州的郊区女性会出于对经济的担忧而选择特朗普。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威尔逊也对界面新闻表示,在拜登过去4年领导下,美国经济已经严重偏离对自由市场主义,更多地依赖政府有形之手在支持产业方面的调控,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过去4年里,拜登-哈里斯政府过多强调自由、包容与文化多元等意识形态,比如下令公立学校取消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禁令,反而忽略了蓝领阶层的实际利益需求。

民主党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曾发出警告,这种趋势已经成为该党争取男性选民的主要障碍。

8年前,高举民粹主义、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正是依靠着受全球化冲击的中西部白人从政治素人成为白宫主人。

而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此前一直被美国主流媒体所忽略。

在投票前铺天盖地的民意调查中,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

例如10月14日至18日进行的《今日美国》/萨福克大学联合民调发现,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以53%对36%(男)领先,而特朗普则在男性支持者中同样以53%对37%(女)领先。

在11月5日正式投票之前,已有近7800万选民提前远程投票。

选民们不会公开自己投给了谁,但可以透露自己的性别等信息。

有民主党背景的政治数据分析机构TargetSmart统计,在7个摇摆州里,女性占提前投票者的55%。

不过按照以往经验,男性往往会在正式投票日当天才投票。

美联社VoteCast数据显示,30岁以下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民主党对该群体的吸引力较4年前变弱了。

少数族裔原本是民主党依赖的基本盘,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贝克指出,特朗普对拉美裔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哈里斯,“摇摆州”之一内华达的选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奥巴马在一个月前亲赴宾州第二大城市匹兹堡为哈里斯拉票。

期间他罕见批评部分非洲裔男性认为选出首位女总统是对权力体系威胁的想法。

如此一来,哈里斯的明显优势仅剩下城市中产和自由派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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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是怎么回事?财产为美国富豪3倍

大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世界从来都不缺少富豪,尤其是古代,富豪更甚。

早在清朝的时候,广州就出了位“世界首富”,他叫伍秉鉴。

在当时他的资产总共有2600万元,是当时美国富豪的3倍之多! 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

”“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

”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

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

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一向重农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的“黄金口岸”。

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

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但是,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而非发达的充分条件。

十三行首次被官府指定的外贸代理洋行有13家,此后,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可见这个行当的风险之大。

伍秉鉴走上十三行舞台时,行商的领袖,即“总商”,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

伍秉鉴的父亲也是靠曾在潘家担任账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才创办了怡和行。

伍秉鉴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成为行商总商,更让伍家的资产达到十三行的顶峰,这自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

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

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

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

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

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

后来一位老行商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

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

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

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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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外交博弈:与苏联签订条约是怎么回事?争取美国

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高层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对正进行艰难抗战的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这样做不足为怪,但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此举,则令人大感意外,国民政府对此也极为不满。

严正声明,但避免造成反苏之印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发现原来设想的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预计完全落空。

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扭转苏联援华制日的政策,做好对付英美的准备,日本加紧了对苏的外交谋略,1940年7月和10月两次主动向苏提出签订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

但因双方在北库页岛等问题上分歧太大,未能达成协议。

1941年春,日本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主动打破僵局。

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出访德意国,意图借助德意促进苏日谈判的进程。

3月23日,松冈抵达莫斯科,与苏外长举行了首轮会谈;4月7日松冈重返莫斯科,又进行了三轮会谈,但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再度陷入停顿。

松冈沮丧地准备于13日返回日本。

谁知,4月12日,松冈向辞行时,斯大林突然主动让步,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4月13日,双方正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该约全文如下: 大日本帝国及苏维埃联邦为巩固两国间和平及友好关系之希望,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

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同时发表下述宣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蒋介石得知条约内容后,对苏联的做法倍觉失望,也相当不满。

其在13日的日记中称:“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时签订中立友好条约,闻其内容有互认满蒙、伪领土完整之条,此俄损人利己必有之惯技,自在意中。

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此字缺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

”翌日,蒋又愤恨地觉得:“苏俄外交方针,渐渐显白矣!其偏袒侵略国,反对英美,且诱引日寇,使加入彼之集团,左日右德,辅助其称霸欧亚两洲之企图;其素所自诩扶助民族独立之口号,至是乃完全放弃而不提矣。

”这使蒋感到深受刺激:“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

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4日晨,国民党举行中央常会,讨论达三个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

”14日中午,蒋介石约程潜、白崇禧、张治中、贺耀祖、刘斐、卫立煌、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午餐,“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

徐永昌判断:“苏日新约,在日是夙愿,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并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但亦不妨作一种对德双关的表示,即也示威也助德),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且多少有助于中共。

”至于苏联对华政策暂时不会改变:“最近之将来,苏必仍照过去之援华政策继续履行(待必要时将移此种物资援中共,仍号称援华,其时期则视国际环境与我之前途情形而定),目前则仅增长倭寇勇气与侥幸心。

”蒋介石判断:“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压迫其退到乌拉山以东,英更无如德何。

”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当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未对条约本身多作评论,但对所附损害中国主权的宣言表示决不承认:“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

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4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向各宣传机关和报纸发出《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包括三点:1.该约违反了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关规定;2.根据苏联“立国之精神”,以及苏联屡次发表之外交政策声明,苏联有不在法理上及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之义务;3.该约违反了1924年5月31日中苏协定关于尊重与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的规定。

并指示“一切评论此事之文字,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

投石问路,探询研判苏联动机 15日下午,驻苏大使邵力子往见苏外长莫洛托夫,“询苏日条约第二条是否适用于中日战局”。

这是国民政府关心的又一重点,因为如果按条约本身解释,苏联就应对中日战争也保持中立,那就不能继续给予中国以援助,这比满蒙问题更具现实威胁。

稍后,邵力子向外交部报告称,苏方表示“该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涉。

谈判时亦未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

“其意似谓苏联对华接济将不中止也。

”但邵力子也报告称,斯大林亲往车站为松岗送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 4月19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示:条约“未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俄国对华政策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蒋请潘友新转告苏联政府,今后讨论俄、日关系时,“应于事前与我政府开诚磋商,以免造成严重误解。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第673-674页)另外,国民政府从外交渠道得来的情报,也获悉苏联并不完全相信日本,还寄望于中国牵制日本的力量,所以苏联签约时“根本没有提到中国”,换言之,条约没有规定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抗战。

稍后,又从英美等国大使处获知苏日两国没有签订任何秘密条款或作出任何口头承诺。

4月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和各省党部、省政府,对苏日签约各自的动机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苏日签约后已过十日,“经此十日来之观察,真相渐明。

故其利害得失,亦不难分析判别而获得一正确之概念。

”自订约以来,“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

”15日莫洛托夫约见邵大使,19日潘友新来见我,都表示不会改变对华政策。

故此约对于“我国方面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

且指出此约之订立,“其主动权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

后面这个说法,与中共所言是苏联外交胜利的说明,几近一致。

蒋也对苏联此举损害中国利益之处委婉提出了批评:“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

”但强调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此区区一纸不法声明,岂能成为我收复主权之障碍。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20-227页) ,争取美国加大对华援助 在苏联有可能背弃中国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大。

14日,蒋介石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让其急询美方态度,希望能得到美方援华的切实承诺和保证,电称:“俄日中立友好条约,据日讯,其中有互认外蒙与满洲二伪国领土完整之条,此必属实无疑,以后俄对华外交方针自当更恶也。

请急问美当局对华方针,如其果真援华,则望速提具体有效之整个计划与保证,以慰我人民怀疑之心理。

” 15日,驻美大使胡适致电国内,报告14日曾探访美财长摩根索,摩根索表示,“自苏、日协定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之同情只有增浓,绝无减退。

”并建议就此即与总统一唔。

15日午,胡适与宋子文同访罗斯福,罗斯福称,“苏、日协定并非全出意外。

所不可知者,苏俄此后是否仍继续资助中国抗战。

甚盼中国政府有确切消息见告。

”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及远东之形势极其严峻,中国急需要得到美国切实的援助,希望罗斯福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的具体方案。

罗斯福允予考虑。

谈话时间15分钟。

当日下午,罗斯福在白宫对报界谈话时即声言:美政府援助被侵略国家之政策绝无变更,当然中国亦在其列,今晨与中国大使胡适及宋子文先生商洽援华详细办法。

中国所需各项物资已加以分析考虑,现正在筹办中。

十几分钟的谈话,作为战略家的罗斯福态度很明确,表态也颇高明:苏日签约,你们国民政府很着急,跑来求援,但签约不全在意外(潜台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一是看苏联是否继续援华(这才是实质性的),二是与苏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此后的态度,政府可否将之拉过来,以壮大抗日力量。

这实际上是除允予扩大援助之外,又给了蒋介石缓解这次危机的另两点提示,特别是后者,可能也意在提醒国民党人,不要因对苏不满而借机反共,影响对日作战的全局。

4月17日,美国决定以价值四千五百万美元之军用器材对华军援,此为美国对华军援之始。

下下之策,做联德和日之准备 除上述较为公开的一些应对外,国民党高层一度还有一种最机密、最的准备,即在事起之初情况不明、又十分愤激的情绪下,蒋介石可能也表示过、提过如下一种设想:即在的情况下,苏竟与日勾结、轴心集团实力大增(据苏联学者斯拉温斯基著《苏日中立条约》一书首次披露的苏联外交档案文件,斯大林认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第一步,是进一步在“大问题”上合作,使“三国条约”变成“四国条约”,即用德意日苏联盟对付英美的一个步骤)。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美又不肯对我提供一点像样的援助,也倒向德日一边!这种万不得已就“和日”的说法,在与蒋接近的人员中,可能不止一人听到,蒋侍从室的唐纵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透露:“为日苏中立协约,我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往见美总统罗斯福。

事后日方广播,谓我似以美国苟不大规模给予中国援助,则唯有驰向日华和平之途为理由逼迫罗斯福云。

此虽推测,但近于实际。

宋子良之赴美,即有传达此意之任务。

”唐纵这个话的来历,是蒋有可能在私下议论时,愤愤而言:苏俄如此不顾信义,英国更是滑头,这次美国人如果再不给点像样的援助,大家都玩花样,我也与日本人讲和算了! 随着苏联作出解释、罗斯福态度明显积极后,蒋的态度有所缓和。

同时,蒋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更为自信,5月18日上午,蒋约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熊式辉、刘斐、徐永昌等谈话,“关于国际,蒋先生认为德必攻苏,日必南进,美必参战(坚决认定)。

”徐永昌则认为,蒋说的三种情况,无论任何一项发生,皆于我有利,并判断“德只要在未和英前攻苏,美必参战,即等于苏联加入英美,久之必渐形成似第一次欧战之情形,是倭之南进北进皆成问题。

”“特恐德不攻苏耳”(《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5月18日)。

此时离苏德战争爆发还差一个月零四天。

总之,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作为在外交上处于劣势的弱国,面对突发的外交危机,基本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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