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埃战争：英国血腥占领埃及
这场战争以埃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为开端，以英国侵略军彻底占领埃及而
【千问解读】
这场战争以埃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为开端，以英国侵略军彻底占领埃及而告终，战争结果使埃及从半殖民地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6世纪，帝国侵入埃及，结束了麦木鲁克王朝。
1769年，埃及麦木鲁克军团驱逐了土耳其统治者，宣布埃及独立。
1798年，率军侵入埃及，建立起法国殖民统治。
1801年，英国乘埃及人民反法斗争高涨之际，伙同土耳其军队打败法军。
法国退出后，英国势力乘虚而入，但让土耳其总督统治埃及。
1805年，埃及军官穆罕默德—阿利发动兵变赶走土耳其总督，打败继任的麦木鲁克贵族，夺取政权。
1807年，英军侵入埃及，但被阿利领导的埃军打得。
阿利代表新兴地主、商人集团的利益，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推动了埃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1831—1833年的第一次土埃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占领了苏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英国极端仇视埃及的强大，它先是唆使土耳其进攻埃及，发动第二次土埃战争，土耳其失败后，它又联合俄、普、奥等国对埃及施加压力，并出兵干涉。
1840年11月，埃及战败，被迫签订《英埃协定》：埃及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军队由25万减至1.8万，关闭造船厂，接受1838年英土商约(外国商品只交5%的关税，外国人有权在埃及从事贸易，禁止对任何物资实行专卖)。
《英埃协定》使埃及的独立遭受沉重打击，标志着阿利改革的失败和埃及走向半殖民地。
《英埃协定》为英国加紧对埃及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1851年英国取得修建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的特权，1856年法国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权。
经过10年施工，以12万埃及民工的生命为代价，运河于1869年开通。
英国为控制运河，于1875年买下了埃及的全部股票，获得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票，取得了运河的控制权。
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英法趁机掌握埃及的财政大权，对埃及实行“双重监督”，英国管理埃及的收入，法国管理支出，英法资本随之拥入，在埃及开银行、办工厂、经营公共事业和航运，从而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
1878年8月，在英法策划下，埃及成立“欧洲内阁”，英法成为埃及太上皇，埃及总督成为他们的傀儡。
1879年，埃及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爱国军官成立“祖国党”，以陆军中校穆罕默德·阿拉比一帕沙为领袖。
祖国党提出埃及独立、反对“欧洲内阁”等主张，利用人民群众斗争的威力迫使总督伊斯改组政府，辞退外国官员，通过宪法，加强议会权力。
英国怂恿土耳其废黜伊斯迈尔，任命他的儿子杜菲克为新总督。
杜菲克听从英国摆布，组成反动政府，解散议会，逮捕祖国党人。
1881年9月，阿拉比率陆军起义，包围王宫，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杜菲克被迫召开国会。
1882年祖国党组阁，阿拉比任陆军部长，取消“双重监督”制度，通过1879年宪法，英国眼看无法通过总督和内阁控制埃及，便决定进行武装干涉，以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占苏伊士运河和整个埃及的野心。
英国侵略埃及的英埃战争随之爆发。
1882年7月11日，英国分舰队炮轰亚历山大港。
这支分舰队由8艘装甲舰、5艘炮舰和1艘驱逐舰组成，装备有69门大口径舰炮、88门中小口径舰炮和70门“米特拉约兹”炮，有舰员5700人。
当时，亚历山大港的埃及守备部队有7500名训练较差的士兵，工事阵地简陋。
经激烈交战，埃及伤亡2000人。
英军2.5万人登陆，占领海港，并大肆洗劫。
面对英军的侵略，祖国党立即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埃及民族和英国人之间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战争”，允诺农民废除所欠外国人的债务。
广大农民响应号召，踊跃参军，开罗等市举行反侵略示威游行。
埃及军民在阿拉比的领导下，重点加强了开罗的北部阵线。
7月28日，埃及军队在道瓦尔村交战中使英军受挫。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埃军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使英军无法从北部进攻开罗。
但是，阿拉比等人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只加强了开罗北部的防线，而对东线防御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他们轻信了资本主义国家会遵守苏伊士运河区中立的保证。
结果，英军把进军开罗的突破口定在苏伊士运河方面。
8月，英军大量兵力在运河区登陆，20日占领运河区塞得港等要地，接着向开罗进犯，9月，在通往开罗的接近地泰勒凯比尔附近，双方进行了一场决战。
埃及军民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达两个星期。
英军改变策略，收买了游牧部落的封建贵族，特别是收买了参加的贝都因族酋长。
结果，英军于9月13日突破东部防线，埃及军队被迫退守开罗。
阿拉比力图利用正在泛滥的尼罗河天险抵御敌人，并决定发动开罗十万军民进行首都保卫战。
但是，开罗城内的官僚地主和部分军官动摇叛变，乘阿拉比指挥军民在城郊修筑防线之机，开门引敌入城。
9月15日首都陷落。
阿拉比等爱国将领被俘，大量军民遭屠杀。
英军攻陷开罗后迅速占领了整个埃及，战争以埃及的失败而告终。
英埃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埃及从半殖民地进一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占领埃及后，担心法、俄效尤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他领地，损害自己在中近东的殖民利益，于是一方面宣称对埃及的占领是“暂时的”，一旦秩序恢复，英军即行撤退;另一方面派遣其代理人以总领事的名义进行谈判。
实际上，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贝林是埃及的独裁者、英国殖民统治的代言人。
他统治埃及25年(1883—1907年)，恣意摧毁埃及的民族工业，奖励外国主要是英国投资，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制度，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使埃及成为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产地。
埃及的国民经济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埃及成为英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
英埃战争中埃及的失敌，原因是十分明显的。
阿拉比虽然是陆军中校军官，但他代表软弱的埃及资产阶级，对英国侵略的危险不做任何准备。
英军发动战争后，他又没能制定出一套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策略。
在战略战术上毫无创造性，也没能发动全民族力量，对英军进行以袭扰、伏击、游击为主的积极抗战。
当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英军占有明显优势。
但是，作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巨大潜力在阿拉比所领导的这次抗战中毫无显现，以致仅仅进行了两个月的交战就遭到失败，这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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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奇怪在哪里
在这部作品中，费吉斯将目光转向了这场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战争。
在公众记忆中，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战争，早已被两场世界大战所掩盖了。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可以说是一场相当奇怪的战争。
费吉斯在本书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集中关注地缘政治、帝国纷争、民族主义兴起等方面，却往往忽略了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
19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神圣宗教使命，要把巴尔干地区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
而在欧洲列强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
2014年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冲突，显示出160多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在当今依然在起作用。
在欧洲和美国看来，21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扩张性的民族，还未摆脱其“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遏制，这一观点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欧洲对俄罗斯的认识惊人地相似。
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被同属基督教大家庭的西方列强背叛，这其中深深的伤害和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存在。
虽然东正教已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列强环伺下重现帝国昔日光辉的愿景，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亚半岛本身，除了其战略位置外，还与俄罗斯的历史息息相关。
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强调，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
根据俄罗斯编年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就是在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城外接受洗礼，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的。
而塞瓦斯托波尔正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焦点，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围困之后，英法联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
然而俄罗斯对此战的诠释却截然不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塑造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上有着重要意义。
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
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克里米亚战争》作者费吉斯的文笔出色，在本书序言的短短几页间，作者就描绘了出这场战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留下的印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勾勒出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独特之处：这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这又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投入用于军事用途，改变了战争格局;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
费吉斯凭借清晰流畅的文笔，把复杂的情况讲得简明生动，书中引用大量参与各方的叙述，大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记者报道等第一手材料，与作者的叙事编织起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却并没有因此影响叙述的流畅。
同样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采取的中立立场和对各方史料的尊重。
作为一本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创作的英文作品，书中不免会引用较多的英语史料、英国方面的视点。
但是费吉斯非常注重资料的全面，搜集了大量法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文献，他本人也以这一点为自豪。
在本书序言中，他特别提到作为一名作家，没有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了，其《塞瓦斯托波尔速写》和从前线寄回的家信，既有对战场实况栩栩如生的描述，又为读者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础上，费吉斯在分析阐述时局发展、公众心态、各方动机、决策过程时，尽量做到平衡。
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巴勒斯坦。
19世纪时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是两座被基督教徒视为圣地的教堂：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
问题在于教士们分为两派：由法国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教士，双方各以自己为正统，长期以来为谁是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一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终导致两派的后台卷入了一场直接对抗。
而交战的每一方在上战场时，都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发动这场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而上帝在自己一边。
费吉斯把各方世界观的差别、看问题的局限性、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对各方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做出指责时亦毫不留情。
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看出作者是如何努力站在一个全面客观的位置上的。
《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相当篇幅提到在这场战争中一举成名的南丁格尔，讲述她在改善军队医院管理和卫生条件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虽然她推行的护理原则并非她的发明，许多已经在法军医院贯彻实行，但是她个性强烈，手中又掌握着资金，能够克服阻力并坚定有效地推广医院管理改革。
不过她的改革成果被夸大，成了一套脱离事实的神话。
而且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剧上升，原因是医院修建在一座污水池上，饮用水因下水道渗漏受到严重污染，然而南丁格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她一直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
对于另一位近几年来被一些人推崇为“现代护士先驱”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克里米亚战争》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参与归类于战争期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意的商业行为，同时还指出她的主要客户是英军军官，所以在改善英军普通士兵饮食质量上，西科尔和其他商贩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
索耶在克里米亚英军中建立了战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并为军队设计了野战炉，这种设备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
南丁格尔 在费吉斯看来，为战地救护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士并非来自英法两国，而是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
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就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战地医院手术管理系统，而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有类似举措。
与英法联军相比，俄罗斯军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医疗条件更为落后，战地医院根本无法应付大批伤员。
皮罗戈夫为此创建了一个伤员分流系统，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伤员，同时积极使用麻醉术，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效率。
他还采取措施防止手术后感染，并且对护士的作用也极为重视。
在他领导下，俄军医院内伤员存活率远远高于英军和法军医院。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罗斯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
作为一部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着大量战争场面描写，但同时非常注重冲突爆发的前因后果。
本书一开篇作者就声明将会花上许多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起源、俄罗斯与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冲突、英法两国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等等，因此要到第5章战斗才真正打响。
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不少著名战役，在本书中都得以展现：阿尔马(Alma)战役是英法联军与俄罗斯军队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因为联军士兵自发找到了发挥来福枪威力的办法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战役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英军“轻骑兵冲锋”和苏格兰高地师“一条细红线”(a thin red line)阻挡俄罗斯骑兵冲锋的故事;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近8个月的围困后，英法联军终于开始强攻城堡，牺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狮却被驴子指挥”(lions led by donkeys)的话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役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流行着不少错误的说法，例如大部分人对“轻骑兵冲锋”的理解，是来自于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同名诗歌，然而这首诗其实是出于诗人对战场情况的想象，而且缺乏对前因后果的解释分析。
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试图做到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错误、夸张、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对俄罗斯方面文献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费吉斯生动的文笔在描写战争场面时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过他的描述，读者首先能够获得对战场全景的清楚认识。
然后，对于每一个重要军事行动，他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叙事和亲历者回忆交织的写法，令读者身如其境，感受战事的紧张激烈以及双方鏖战的惨烈。
书中还为一些关键战役提供了战场形势配图，在阅读时非常有用。
对于一些历史疑团，例如关于英军“轻骑兵冲锋”的责任与后果，作者还特别分析各种说法的可信度，引导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难得的是，作者并非将战斗当作一个机械的过程来解释，时刻强调在战场上的每一个战士，不管为哪方而战，同时也都是儿子、兄弟或父亲。
他花了许多笔墨描述大战前夕战士们的紧张、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烟过后双方死伤者面临的悲惨处境。
在他的笔下，克里米亚战争的伤亡人数，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克里米亚战争》史料丰富，作者的文笔清晰流畅，阅读本书是一种享受。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了解历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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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战争的起因是什么是怎么回事？戊辰战争简介
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1月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
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 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棱郭(在函馆市)，戊辰战争结束。
战争背景 1853年和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 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黑船事件”)，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又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殖民权益，把日本变成了欧美近代大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日本面临着和同时期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
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日本国内“佐幕”和“倒幕”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德川幕府已经无力挽救民族危机，日渐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障碍。
各方态度 即将爆发冲突之时，十五岁的明治天皇虽然冲龄，但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受宫中人一致地信服。
当时各方对形势的看法也各不一样：法国是明确拥护幕府。
而英国支持萨、长两藩，如果幕府能与之合作更好，对大政奉还也赞成。
美国荷兰无意见。
宫廷内的讨幕派以岩仓具视为中心，与王政复古派联合。
王政复古派只要幕府肯在形式上奉还政权就已满足。
佐幕派主张公武合体。
亲幕派是则是德川庆喜的死党。
亲法派主张强化幕府。
长州藩力主反幕。
萨摩藩反幕，但也赞成大政奉还。
土佐藩、芸州藩、宇和岛藩及越前藩主张大政奉还，但也不反对反幕。
会津藩拥护幕府。
其中土佐藩主张大政奉还最坚决，土佐藩代表山内丰信的心腹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共同提出了著名的《船中八策》(大政奉还案的原稿)。
大政奉还 大政奉还的呼声刚开始的时候，庆喜根据目前形势，知道各强藩正，伺机而动。
对付长州藩已经很吃力，所以，假意同意大政奉还，徐图再起，或者取实弃名，暂时放弃将军之名，以观后变。
山内提出的方案，远比庆喜想象的要缓和得多。
这方案似乎只要庆喜做列藩会议的议长，其他对幕府的态度和要求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
英国大使听到这消息以为从此幕府一切权限都转移到天皇，日本将真正成为以朝廷为中心的国家。
法国大使非常惊讶，立刻召集会议，研判的结果认为日本如果想要近代化，非将军莫属。
天皇密敕 大政奉还案相当缓和，与讨幕派有很大的距离。
坚持讨幕的只有长州藩，其余的强藩都是两面赞成，但这时忽然出现了密敕——即天皇的诏书，文曰： 源庆喜，借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妄贼害之忠良，数弃绝王命，遂矫先帝之诏而不惧，跻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至，神州将倾覆焉。
朕今为民父母，是贼而不讨，何以上对先帝之灵，下报万民之深雠哉。
此朕之忧愤之所在，谅阖而不顾者，万不可以也。
汝宜体朕之意，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之伟勋，而措生灵于山岳之安。
此朕之愿，无敢或懈。
密敕庆喜的大政奉还的奏章同时到达，萨、长两藩暂时吧密敕收起，静观庆喜以后的动向。
庆喜接到大政奉还案之后，本想以退为进，索性把将军的职位也辞掉。
朝廷因此又将讨幕行动延期，各公卿很怕会打起仗来，决定召集十万石以上的诸藩主来京都开会。
于是诸藩主中反幕派和拥幕派两方都调集大军，形成对峙局面。
导火索 1867年12月19日(阴历，下同)，占据京都的倒幕派在15岁的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实行“王政复古”，也就是天皇从幕府收回统治权，下令剥夺德川家的将军之职，废除幕府制度，紧接着要求德川将军“辞官纳地”即交出统治地区。
战争本来就是倒幕派所希望的夺权手段。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曾表示：“二百余年太平旧习污染了人心，一旦动起干戈，反使天下，中原弥定，构成盛举。
决然一战，乃是死中求活的着眼点，最为紧要之务。
” 但幕府不甘灭亡，1868年(农历戊辰年)1月1日，德川幕府发出《讨萨表》，以清君侧为名向倒幕派宣战，次日幕府军和佐幕各藩的军队便开始由大阪出发进军京都。
鉴于兵力上的劣势，倒幕派依托京都采用战略防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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