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怎么回事?湖广填四川简介

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千问解读】
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
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历史背景 四川移民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
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 据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
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
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
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效忠朝廷。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
”《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
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移民措施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
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
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
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
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陕南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
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
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
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陕南都被殃及。
虽然在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
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
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
《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
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
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
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
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
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
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
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当然,陕南在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移民历经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
至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
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
直到现在,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
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的”移民区。
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
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
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
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
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
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
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
公乃为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
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
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
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
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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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的正负影响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什么破坏
负面影响 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
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
”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
“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
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
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
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
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
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
”“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
”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
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
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
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
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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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之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四川人口会这么少
持此观点的人都是源于一本叫《蜀碧》的书。
其作者彭遵泗是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也就是说专门给写书的。
按照儒家主流思想农民起义一般都被称为寇或贼。
身为天下主人的满清,彭遵泗不写满清的文治武功,写满清人的屠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出于统治阶级稳定民心的考虑,彭遵泗在此书里制造了张献忠屠四川的伪证。
依据历史常识来看,自古以来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建立、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
身为大西政权的领导人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退则可割据一方。
一些史料记载: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张献忠建国之后的施政,却不是大开杀戒,而是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
建国二年后局势未稳,满清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
在大军压境,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张献忠不去抗击清军,反倒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就算张献忠愚蠢至极,把六百万四川人杀得只剩下七八万人,这何以能够抵挡清军侵略?如果说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主张屠杀四川人,真的没有理由。
但满清人就不同,满清有足够的理由屠川,其一,杀四川人以立威,让皇权震慑民众,不敢反抗,因为四川人富有血性,不屈不挠;其二,杀人灭口,斩草除根,历史上有名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难看出清军屠杀四川已是蓄谋已久。
根据现有掌握的材料,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
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
然而在《》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斩首数万级。
”这样来说清军对待四川的军民是一律斩杀。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
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
事后满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清军所到之处杀人成魔。
相比前两次,清军第三次屠川更为严重,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怂恿。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
先是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或涉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怨声满路。
”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满清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
其中比较典型的屠杀事件如令人毛骨悚然的“”“”“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等大规模杀戮。
此外,满清军队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也进行了的屠杀。
鲁迅说过:“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 但是,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至今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
据说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
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
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
几经反复,如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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