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最强家族：两次造反失败帝王却不敢处理
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的家族、的长孙家族等等
【千问解读】
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的家族、的长孙家族等等。
东晋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明清较少，可在清末也出现了家族。
政治世家涌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现象。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
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
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的主儿;二是皇上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
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
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
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
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
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
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
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
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
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
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
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
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
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
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
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
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
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
东南人心不附。
王导着急了。
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
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
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
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
江东的纪瞻、顾荣等着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
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
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
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
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
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95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
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
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
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
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
如今司马睿大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
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心焉。
” 王导立下了如此大功劳，成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柱力量。
公元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遇害。
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
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
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
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
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
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不得不搬出“，国无二主”的大道理说服司马睿。
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王导可以成为和司马睿一样的太阳和国主，只是他不愿意做。
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
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
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
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
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
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
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
“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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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公司：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仗着有权有钱有枪炮，这个公司积聚了数不清的财富，还征服了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整个南亚的主人，而且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这个公司干的!这个强大、凶猛又蛮横的公司就是活跃于17世纪—19世纪的英国的(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曾几何时，它在地球上可是，无人敢惹!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是一帮很有本事的伦敦商人出钱组建的，当时中国是年间，而英国是著名的“童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代。
公司刚建立，就获得了女王颁发的特许权——可以垄断在“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和马来群岛等地的贸易。
要知道，这伊丽莎白一世雄心勃勃，她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使英国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海外扩张，她自然也是颇感兴趣。
一切，都为了英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 东印度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在东南亚一带的香料群岛做生意，但竞争不过在这里占绝对优势的荷兰人，于是乎他们就转而把重点放在了印度，在印度沿海一带搞了好多个商站。
当时印度大部分领土(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地)处于伊斯兰教帝国——莫卧尔帝国的统治之下，举世闻名的就是这个帝国建的，不过此时这个帝国早就衰落不堪，这可乐坏了英国佬，他们开始在印度旁若无人地占领地盘。
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的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搞了三大基地，建立堡垒，驻扎军队。
1757年，东印度公司很兴奋地征服了孟加拉，从此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
1775—1782年、1803—1805年、1817—1818年，东印度公司发动了三次马拉塔战争，征服了印度中部和北部的马拉塔人;1799年，他们又大举进攻印度南部的迈索尔王国，将其大片领土并入东印度公司，还抢夺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的。
当时的南印度是最强大的抵抗英国殖民者的中心，迈索尔的沦陷使这个中心也随之崩溃!1845—1849年，东印度公司发动了锡克战争，把印度唯一剩下独立的旁遮普地区也吞并了，整个印度至此全部沦陷。
可怜古老的天竺呀，现在彻底被来自遥远地方的白人给压迫了! 在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的战争中，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军人崭露头角，他指挥英军打败并杀死了印度迈索尔王国的苏丹，洗劫了迈索尔的首府塞林伽巴丹。
几年后，他又在侵略中印度的战争中，以配备22门大炮的四千英军击败了配备100门大炮的四万印度大军。
此人为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立下，，回国后就晋升为将军，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和爱尔兰事务大臣，从此他在英国军政界扶摇直上，一直做到了首相的位子上。
这个英国军人后来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代名将，这倒不是因为他征服印度，而是因为他在中彻底打败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公爵。
当然，对他来说，其毕生荣耀的巅峰，是滑铁卢，而荣耀的源头，则是印度。
回过头来再说说东印度公司干的那些损人利己的缺德事儿。
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分为两部分，它征服的地区呢，由自己派的官员管辖，其他地区呢，就通过签订的条约来强迫当地的印度王公依附公司，接受公司官员的监督。
反正就是服了就给你点好脸，不服就往死里打。
除了军事征服，东印度公司另一个捞钱的手段就是搞鸦片，这点那是相当无耻!他们强迫孟加拉的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到处贩卖，获得巨额利润。
虽然当时的中国清政府是禁止鸦片入口的，但公司依旧我行我素地搞鸦片走私，输送到广州等地，导致遍地“瘾君子”，中国的白银更是大量外流!清政府无奈，不得不派出钦差大臣禁烟，而禁烟之举算是为英国找到了侵华的借口，最终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当然，比中国更惨的，还是直接被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的印度，印度的手工业彻底被他们废了，数不清的失业者被活活饿死，而公司的残暴统治导致的连年饥荒，更是饿死了孟加拉人口三分之一，大约一千万人! 在世界历史上，再厉害再辉煌的王朝或帝国，也最终会走向崩溃和灭亡，更何况一个公司呢?导致东印度公司最终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英国人自己!你公司再厉害，也得听政府的不是?随着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垄断贸易过时了。
英国政府觉得不再需要东印度公司了，便取消了公司的很多特权，再加上公司内部、贪腐严重、浪费无数，公司逐渐走向衰落。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后，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撤销了，英国政府开始直接管理印度。
这个为大英帝国捞到无数好处的公司被“”了!而殖民地遍布全球的大英帝国到头来也玩不转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虚弱的英国政府无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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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唐宋时期的有期徒刑为什么很少超过两年？
其实我们俗称的“坐牢”，有个比较正式的称谓，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现有刑罚中较为常用的一种。
即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并监禁于一定场所的刑罚。
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国规定不一。
中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
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死刑缓期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有期徒刑2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不得少于13年，也可延长到20年。
相对于动辄数年、十数年的有期徒刑，比较一下唐宋时期的司法状况，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过两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几年，不过几个月就把他放了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的法律文献，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徒刑，他们的刑期最高都不超过三年。
徒刑以三年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为五个刑法等级。
为什么呢?一是受当时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寿命普遍不高，能活过四五十，已经算是长寿了，一下子判个十几年，很有可能大多数都老死狱中了，客观上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二，古代不像现在一样人力资源及其低廉，当时人口总量并不多，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用于生产和耕作，如果大面积长期地拘禁起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古时候的刑罚目的是为了让犯人知错，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法定刑期较短，给予犯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道犯错以后的严重后果，以后就不会再犯。
最后，古时候的徒刑，不仅仅是把人关在监狱里，还有强制性的高强度劳役，相当于现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劳动改造，刑期过长的话，很多体质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狱中，这也是刑期较短的客观因素。
实际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虽然法定刑期较今天的水平大大缩短，那也是最高不超过三年啊?为什么说是很少有超过两年的呢? 这个就与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司法现象有关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是一种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体实施起来，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词，叫大赦天下。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常以为名赦免犯人。
如在登基、皇帝驾崩、更换年号、皇帝生儿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
天下大乱或者自然灾害，也会大赦，因为自然灾害的时候，民不聊生，犯罪现象就会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
也有一些情况正好倒过来，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然后皇帝一高兴，也宣布大赦，来缓解阶级矛盾。
来缓解社会矛盾。
具体实施起来，即效力及于全国的赦宥。
对于一定时限内的犯罪，不问已否发觉，已否结正，都予以赦免。
已经赦免的犯罪，不许他人再向官府控告。
谁以赦免的犯罪事告发别人，就以所告的罪惩罚原告。
赦前犯罪已执行的，不认为有前科。
这种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数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庆贺一下。
这种大赦的起因十分广泛，有关于皇帝的私生活的，比如皇帝生了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册封了皇后或册立了太子、新皇帝登基等等;还有是关于朝政的，比如朝廷打了胜仗、大丰收、人口连年增长等;反过来有时也同样大赦，比如天灾、皇帝驾崩、打了败仗等等。
因此在古代的中国，大赦的频率相当的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从到隋唐，大赦的频率在逐步的增加，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唐宋时期，平均十八个月，皇帝就会发布一次大赦令。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徒刑的年限一般都比较长，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还有无期徒刑。
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唐朝，徒刑最高期限只有三年，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在大赦的频率高达1.57年一次的情况下，刑期未满就被赦免放出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订更高的年限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大赦之外还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许多门道。
有一种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后颁行的大赦。
十五年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
自晋以后，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时行大赦，郊祀年年举行，并不是每次都行赦。
到，郊赦成了定制，皇帝每三年一次亲祀南郊，同时颁行大赦。
还有一种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庆典进行的赦免。
一般除谋反大逆、谋杀故杀、十恶等真犯死罪以及军务获罪、隐匿逃人、侵贪入已不赦外，其余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寻常的或按常例进行的赦免。
一般限制较严，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条开列的罪名，除非诏旨临时有特别规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时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宥。
亦称“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称,最初见于西晋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宋代赦宥制度的记载：赦免只限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的，称曲赦。
而颁布赦令的诏令，被称为赦书，五代、唐、宋亦称“德音”。
唐、宋时，赦书须在举行赦典的公开仪式上宣读，然后由宰臣交刑部颁发各地方，广为宣布。
赦书有一定的体式，须写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范围等内容。
《唐律疏议·名例》载，发出赦书当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旧唐书·刑法志》载，行赦那天，宫城门外右边设置金鸡和鼓，将罪犯集中到门前，击鼓一千下，宣读赦书，然后将他们释放。
该赦书用绢写好，颁布到各州。
有这么多赦免的门道，犯人们想坐长久一点的牢狱都比较困难，更别谈高出两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
到了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大约是平均五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
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于法令 对于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18世纪法国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
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的确，皇帝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总是在亲手破坏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说到底，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更多是一种摆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刑罚成为统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 近代各国也有大赦，但与中国古代的大赦已大为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
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
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
由於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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