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嫩娘：在看清活动中慷慨就义的秦淮佳人，与清兵殊死搏斗的奇女子
葛嫩娘：巾帼生异人，须眉冠帻羞 明末清初的大文人，写有一本《板桥杂记》，记述了当年十里秦淮诸多故事，将
【千问解读】
葛嫩娘：巾帼生异人，须眉冠帻羞 明末清初的大文人，写有一本《板桥杂记》，记述了当年十里秦淮诸多故事，将那沉淀在岁月长河中的金沙银屑，一捧捧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由此，我们记住了，记住了旧院板桥附近的月光。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板桥杂记》记录的女子远不止八艳，其中有位名叫葛嫩的，现在是几无人知了，人们感兴趣的是那些美女们乱世前的轻歌曼舞，的是她们同那些名士的情感缠绵，这些美艳的女子，更因为在后来清兵南下后，以各种离奇的故事，用她们凄美的历程，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血雨腥风的壮丽画卷。
比起这八艳来，这位叫葛嫩的女子当属籍籍无名之人了，除了余怀书中所记载的那区区三百字，就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阅了，可以说，后世所有的有关她的文字，俱是由此三百言铺展而来，其它都属想象，意测之范畴，至于是否合情合理，就看如何解读了。
但不管如何解读，可以肯定的是，她是唯一在抗清活动中慷慨就义的秦淮佳人。
她叫葛嫩，后世一般称为葛嫩娘，大概是女子叫三个字的名来得顺口的缘故吧，比如在余怀书中那叫李香的，也被后人称作了一般。
这葛嫩娘之所以和其它秦淮女子不同，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位由烟花场走上战场，同清兵面对面殊死血拼的奇女子。
想当年，秦淮河畔，画舫缓缓，桨声灯影下，欢歌笑语，尽管那北方战火纷飞，杀声连天，似乎对此毫无影响，依约是旧日时光，尽管其中不少青楼女子，但那战场上的拼杀，当然是那些男人的事情，同她们是毫不相干的，而行走在旧院的文人雅士们，能有几人会记得自己肩上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大厦将倾的危急关头，她们依旧是诗词唱和，歌赋愉情，推杯换盏，迎来送往。
此时的葛嫩娘，也是这一大群粉色佳人中的一员，但与其它女子不同的是，她已亲眼见证了那清兵入关后的暴行，她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的经历，是她心中永远的痛，永远的记忆。
葛嫩娘，字蕊芳，她出身将门，饱读诗书，从小她虽是父母的掌上，享尽宠爱。
并且也随父习得一身武功。
但她父亲后来在抗清的战斗中不幸殉国。
清军破城之际，她和家人走散，被迫和一名仆人一起逃亡，一夜之间，这涉世未深的葛嫩娘便从天堂跌入地狱。
历尽艰辛，她同随行的仆人一起逃难到南京，在盘缠用尽，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之际，那个仆人竟将这葛嫩娘转卖，从此堕入风尘。
她有一头飘逸迷人的秀发，眼如朗星，才艺双绝。
书称：“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加上她自幼习武，身上自带有一股英气，所以，在这一群粉脂香香的美人中，更显得是的美。
当逼她接客时，她义正词严地表明了自己“卖艺不卖身”的立场。
因有武艺傍身，这鸨母也奈何她不得，只好随了她的心愿。
心中只怕是暗暗叫苦，做了笔亏本的生意。
的是，正是凭着这特立独行的方式，她以自己美丽的姿色和胸中的才识，加上不怒自威的冷艳，赢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大家都想争着一睹这“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而她也因此在秦淮两岸的勾栏中，声名鹊起。
在迎来送往的日子里，她，只同文人雅士谈诗论赋，生活过得也算平淡，期间亦无那些欢场中风流韵事。
后来，随着她结识了一个人，便如死水微澜起，直到在她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大波，这个男人叫孙临。
孙临是世家子弟，是安徽桐城的名门望族，他有个表哥便是号称的方以智，他字克咸，聪明过人，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不仅熟读经史，且武艺高强，自号“”，是一个文武双全之人。
书载，他 “于书、传略一涉猎，即解大意。
娓娓而谈，或措之笔墨，皆成文章，尤工辞赋”; 孙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他胸怀大志，满腹文韬武略，一心欲仿效、抗击敌虏、建功立业。
男儿生逢乱世，当以身报国，然而南明小朝廷党争激烈，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把持朝政，热血之士报国无门，苦于无请缨之路的孙临深感前途渺茫，终日沉迷于歌舞声色，以掩饰心中的郁闷，怎奈“借酒浇愁更愁”。
他同余怀是好友，一日，他两人来找秦淮名妓，亦是他们红颜知己的李十娘，更由李十娘结识了这葛嫩娘，孙临对葛一见倾心，葛嫩娘那颗忍痛已久的心，也在孙临这里得到了抚慰，二人情感迅速升温，于是，孙临为葛嫩娘赎了身，书载：“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
清兵南下，兵锋直逼金陵，弘光小朝廷作，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福州守将自知将弱兵薄，难以抵抗清兵的压城之势，他早听说堪称文武全才的孙临，便派部将前往聘邀。
孙临正寻求报国之路，遂带着葛嫩娘及李十娘、侍女美娘，星夜赶往福州。
孙克咸一到福州，就开始替杨俊出谋划策，将有限的兵力作最佳的部署，以待强敌攻城。
葛嫩娘也不闲着，她负责动员全城的妇女，对她们进行编排和紧急训练，以便作战时充当后援力量，必要时还可拚死一战。
清将博洛所率领大军进攻福建，一路，以福州之兵根本不能支持，围困日久，渐渐不支，葛嫩娘请缨杀出重围求援于郑芝龙，但郑已决心降清，拒不发兵，葛嫩娘无功而返。
随孙临一路退却至蒲城，后被清军追及，在同清兵血拼之后，力尽不敌，终至全家被俘。
葛嫩娘被俘后，博洛见其年轻貌美，欲私自占有，持刀胁迫她就范。
嫩娘坚贞不屈，嚼碎自己的舌头和着满口鲜血向敌将脸上喷去，抗节被杀，书载：“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
嫩娘血噀敌酋的壮举，如同一朵盛开在血雨腥风中的美丽鲜花，她以不屈之中华民族的死节精神，让那些跪在清人面前，号称忠臣虎将的无耻之徒们汗颜，她从以勾栏卖笑的生涯走到抗清最前线，其侠义忠贞，留芳千古。
在明清鼎革那个天崩地裂的乱世里，一些平日高喊忠信礼义、气节操守的名流高士，在利害和生死攸关之时纷纷忝颜惜命，变节屈膝。
倒是一些平日被人们鄙视的风尘女子却能正气凛然，以身赴死。
她们的人格、品行远远超过了许多须眉男子。
葛嫩娘，她以她年轻生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反衬出无数精神委琐、道德崩塌之软骨头的丑陋。
也印证了一句名言：“侠义每多屠狗辈 由来侠女出风尘”。
今天虽然葛嫩娘不太为人知晓，但在那抗日烽火燃遍大地之时，著名剧作家钱杏邨为宣传，以葛嫩娘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一部话剧《碧血花》，此剧通过赞颂葛嫩娘在南京沦陷时，勇赴国难，壮烈牺牲的壮举，宣扬民族气节，激发人们的抗日斗志。
随后华成影业公司还将葛嫩娘的事迹摄制成故事片，以进一步传播她的精神，激励人们奋起抗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助学制度最早出现在何时？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学而优则仕，实古代寒门士子唯一改变人生的通道。
从隋唐到清末的十万中，有的学子因为贫困不得不面对许多双重压力。
与在绝大多数私学里盛行的学生或门徒必须向先生交纳脩的情况不同，在这里，不仅免除学费，而且还给学生以一定的物质资助，让其安心于学业。
助学制度，是伴随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雄才大略的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继宣布，独尊儒术之后，又在中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太学，开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官学之先河。
在这一中央太学中，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汉一书·儒林传序》),所谓”复其身”有两个意思，一是免除这些弟子的徭役，二是向其提供食宿。
中央太学的设立，给地方设学以积极影响，在汉政府的号令下，地方设立了各级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东都赋》曾对此状况进行描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
”在这众多的官学中，也仿照中央太学的规程，一律对学生免役，提供食宿。
汉代的学制和多种措施，均为后代所承袭，这种在官学中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的做法亦在其中。
如在官学时兴时废的魏晋时期，太学生们均是为避役、为食而来， 多皆相从饱食而退”，以至时人感叹：“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志》卷13注引《魏略》)官学大兴的，亦有“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的记载(见《册府元龟.学校部》),到了明清，更有了廪生之称，所谓康生就是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生员(在官学中就读的学生称生员)。
除了官学以外，书院也是给予学生食宿之地。
书院兴起于它一般都远离府县，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向求学者提供食宿。
以前，书院多为民间集资而设，但它维持学生食宿的经费却很充裕，如全祖望说有的书院是“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福，纤悉毕备，有田租以资学者。
”(《杜州六先生书院记》)也有一些书院是接受政府资助的，使得“其田上之赐， 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 《文献通考》卷46) 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官学施行这种助学制度，或是资助书院以供给学生食宿，其实质乃在于让学生安心于统治者提倡的学问道德，礼盘之说、，是一种更为精巧的学术，思想控制的方法，但向时也在客观上扶持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即这种制度在使一些人为食面来的同时，也为一些有心问学者提供了便利，不少贫苦学生就是得益于这一制度而苦心攻读，最终近入仕途的，《崇安县学记》说“诸生无所仰食，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记，斋馆芜成， 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
”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地方官学提供食宿的重要意义。
在清代以前，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仅是向学生提供食宿，尚未发现给予钱财的记载。
以降，或许是由于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更为通行，在有关官学、书院的文献中开始出现了给银两的记载，如《清朝文献通考》卷96说:“令汉官记名旧家子弟无力延师者入官学，肄业左翼二十一人，右翼十一人，每月给银二两，令旗名就本旗官学肄业。
”显然，这时的官学中已实行了除食宿外还给一定银两的制度。
清以后，书院逐步沦为的附庸，许多书院完全官学化，不仅学生入院要通过州府的考试，而且书院的山长、教习也多由官府委派，由官府出资办理，因而这时的书院与官学相同，也有了发银两的定制，比如在年间，正课生每月有米有银，银为每月一两。
这种做法的出现，标志着延续至清的助学制度有了新的发展，给予学生的津贴费用(银钱等)，被人们称之为膏火。
膏火，原义为灯火，《庄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发愤于寒窗的读书人，往往是灯火相伴，，膏火两字就常常与读书结合在起，如就有诗:“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
”随着时光的推移，膏火两字被引申为给读书人的银钱资助了。
最早较为完整地表述此意义上的膏火的，是清人吴荣光，他在刊行于十二年的《吾学录》中提议:“直省省城设立书……皆奉冒赐帑赡给师生膏火，令有志向上而无力就师各生入院肄业。
”在谈到义学时说:“京师由顺天府尹慎选文行兼优之士延为馆师，诸生贫乏无力者的给新水，各省由府县董理酌给膏火。
” 这种传统的助学制度，特别是清代以来形成的膏火制，在近代的兴学中得到了突出的应用，也同时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历程。
1862年，迫于办理洋务的需要，早期洋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
建立伊始， 该馆限招八旗子弟， 但在“朝士皆耻言西学，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
”(见《饮冰室合集.未集》)的状况下，问津的八旗子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入馆者“厚其薪水”，将膏火制作为吸引学生的方法之一。
1863年， 在上海设广方言馆，也规定“建业膏火每日银一钱”。
1866年，左宗堂办福州船政学堂，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学堂招收的几乎全是非贵族学生，为了维持学生的生计，使其安于学业并鼓励上进者，该学堂规定:“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此后，在洋务派设立的所有学堂，无论是语言学堂，军事学堂，还是实业学堂，均实行这种包括膏火制在内的助学制度，比如1895年设立的著名的天津中西学堂，除供给食宿外，还给膏火，而且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学生的膏火银数量不同，就是同等学堂中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膏火银也不同。
显然，在近代学校的兴办中，在时人对西学不甚了解，风气未开的条件下，对这些招收普通人的新式学堂来说，供给食宿并给予较优厚的膏火，在扩大招生人数并稳定在学学生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各学堂的管理中，如考勤和奖励学习上，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种助学制度也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比如1898年以前的京师同文馆章程就规定:“大考、岁考、季考、月课，各学生除穿孝、完姻、告假外，俱不准托故不到，如不到者，月课罚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岁考半月，大考一月。
” 随着的开展，特别是甲午之后维新蒙运动的出现，近代科学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社会风气有了一定的转变， 不少人对西学由“不齿”到愿学甚而争学，从而使新式学堂由生源不足到人满为患，另一方面，由于诸多的洋务学堂不仅有食宿，膏火，而且毕业后可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可直接由洋务学堂获得一定的官职，这也给不少不堪忍受科举之苦的人以获得出身的希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新式学堂的人满为患。
这样，在新学堂就学的中，有真心求学者，也有实图膏火者，想从异途获取官职者，而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无心向学，成了形成新学堂弊端从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时人就批评京师同文馆说:“学生等平时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
”故此，对这些新式学堂从生员质量上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1897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宣布必须经考试合格方可入学，并规定除火食外，每月有膏火银五元。
由于报考人数大大超过招生人数，一个月后，张之洞修改了章程，公布了《自强学堂不给膏火示》，规定只给学生伙食和日用品，废除膏火，他认为:“在有志之士就学情殷，本不以膏火之有无为进退，倘有名为向学，实图膏火者，自必废然而返，变计不来，则入学之人皆系有志求益之士，学堂规矩更形严肃。
”(《张文襄公公牍稿》卷38)力求通过废除膏火来精选学生。
张之洞废除膏火制，这是在兴办近代学校中的一个重要变革，它显示出时代观念的转变，即对近代科学知识的尊重，由为钱学变为我要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终于在一定范围得于普及的历程;同时，它也标志着近代新式学堂在学校组织上向的近代学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张之洞废除膏火制后，不断有学校仿效之，这种兴起于清代的膏火制，虽在近代新学堂的兴办中曾有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又成为新学堂发展的阻碍，最终被人们所抛弃。
接着，经过了数十年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1904年， 我国终于颁布并实施了《奏宣学堂章程》。
该章程规定在全国设立有初等，中等、高等学堂，并有相应的实业、师范学堂在内的统一的学校系统，并规定除师范学堂的学生可以不交学费外，其余学堂的学生必须交纳学费，并废除膏火，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助学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束。
尽管此后仍有一些学校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传统的助学制甚而给膏火，而且去除助学制度的利弊如何也待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学校的组织发展上从此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什么是祺祥政变？在那之后顾命八大臣最后结局如何样？
说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临终之际，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另以、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总领朝政，以两宫(、)持印监理朝政。
但不久，顾命八大臣便与两宫太后因争权而矛盾加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顾命八大臣全面败北，其中三人被杀，一人流放，四人免职，而身为顾明八大臣之一的景寿却在数月后便再度进入朝堂，这又是为何呢? “祺祥政变”顾命八大臣完败 “祺祥政变”爆发后，对顾命八大臣的处理原则 虽然同为顾命大臣，但处理结果却各不相同，其中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被赐自尽，爱新觉罗·肃顺被处斩，托和络·穆荫被流放，、匡源、杜翰和焦祐则仅仅被免职，而从不同的处理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慈禧他们关于八人的处理原则。
1、威胁最大者，皆被处死。
在顾命八大臣之中，被处死的载垣、端华、肃顺不仅仅是顾命大臣，他们还是皇亲贵胄，其中载垣和端华分别是怡亲王、郑亲王，乃是大清世袭罔替的“”，也是咸丰最为信任的两位亲王，而肃顺则是郑亲王端华的弟弟，官居协办。
这三人乃是一党，也是“顾命八大臣”的领袖，更是八大臣中权势最重、影响最大、党羽最多之人，自然也是对慈禧、慈安等人威胁最大之人。
正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因此这三人事后均被处死，不同的是更为尊贵的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而肃顺则被处斩。
2、打击面偏小，稳定局势。
之所以没有将八人全部处死，其实也是出于迅速稳定局势的考虑，尤其是对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的处理，除穆荫因“在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节尤重”的原因被判流放之外，其余三人则只是被免职。
这四人在担任顾命大臣之前，乃是五位军机大臣之四，在朝臣中影响甚大，为了降低朝政动荡程度，因此处理较轻。
此外，朝臣之中，也仅有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等与肃顺等人关系密切的官员、共19人，分别被革职、发配，并未持续扩大打击面。
简单迅速的了结此事，也是为了防止朝政持续动荡。
3、尽力收拢人心，稳定朝政。
虽然是血腥的权力争夺，但在处理顾命大臣之时，慈禧等人仍然做足了功夫，例如谕旨中说载垣、端华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恶极，本应凌迟处死，但朝廷还是“加恩赐令自尽”，而肃顺则“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该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但毕竟还是皇室宗亲，故而“著加恩改为斩立决”。
慈禧等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即使这些人罪大恶极，但朝廷鉴于他们曾经的功劳，朝廷已经是法外了。
此外，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还将从肃顺府中查抄出来的往来账目和书信，全部送到军机处当众焚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收拢人心。
从这种处理原则来看，慈禧等人意图尽快结束这场动乱，使朝政迅速回到正轨。
正是在这种原则之下，景寿得以逃过一劫，而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再被用，则与他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关。
同为顾命大臣，景寿被启用与其身份和立场有关 顾命八大臣之中，虽然只有三人被杀，一人被流放，四人被革职，但除了景寿之外，其余得以活命的四人却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堂，为何景寿却能在政变仅仅数月后便再度被启用呢? 景寿的情况较为特殊 首先，景寿的身份和成为顾命大臣的原因均较为特殊。
顾命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是皇亲，穆荫、匡源、杜翰、焦祐四人则为原军机大臣，他们七人乃是一党，而只有景寿的身份比较特殊。
景寿是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驸马，也就是咸丰帝的姐夫，作为，景寿在热河行宫的主要职责便是陪大阿哥载淳读书，以他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原本是不够资格当顾命大臣的。
然而，祖制规定，顾命大臣必须有“亲”、有“贤”，载垣、端华、肃顺虽为皇亲，但毕竟是皇族远支，因此顾命大臣中还必须有咸丰的亲族在列，原本恭亲王奕訢不论是身份、资历、人望方面都完全够资格，奈何咸丰对其忌讳极深，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是政治对手，因而被排除在外，就连与恭亲王奕訢一党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文祥，同样被排除在外。
如此一来，身为咸丰亲族，又恰好在热河，且并无政治威胁的景寿便被抬了出来。
可以说，景寿被列入顾命八大臣，一开始就是被裹挟进去的，他并非载垣、端华、肃顺一党。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景寿在于慈禧等人的权力斗争中，表现的也没有那么积极，慈禧等人自然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并未对其进行严惩。
也正因为这种身份，他极有可能也受到了肃顺等人的排挤，因而导致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站队慈禧，成为了慈禧等人的“耳朵”、“眼睛”。
因此，当“顾命八大臣”被扳倒之后，在朝局重新稳定下来之后，景寿便又重新出现在了朝堂上，甚至一路青云直上，元年(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御前大臣。
同治三年(1863年)七月赐紫缰，十月授等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