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也尊敬中国人？不过只尊重宋朝以前的...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
【千问解读】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
孤儿、聂政刺侠累、刺秦王，一个个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对身边的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这些英雄好汉见到，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皇帝就曾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或者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
(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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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敢染指澳门？
日本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台湾，在二战中又入侵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
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说，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因为巴西的一个照会阻吓住了日本。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
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他还是有名的诗人，董必武曾评价他说：“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
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
太炎先生谓所知乱政时事刘诗略备”。
刘成禺一生著作，主要有《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战史》、《世载堂杂忆》等。
其《世载堂杂忆》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当时广为流传。
此书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
在书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第安人居住地。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
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
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因此，“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
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
巴西，一直苦于无人开发。
葡萄牙人曾给大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
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
中国人向来，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
而大清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葡萄牙殖民者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
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本人移民到巴西。
面对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葡萄牙殖民者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
” 这一阻吓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
所以的日本人屈于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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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为人“残暴”，为什么在日本人气却依然很高？
对比之下，似乎织田信长更为“残暴”，而且他还做下3件“暴行”，那么为什么织田信长在日本的人气却依然那么高呢? 一 众所周知，织田信长脾气暴躁，年轻时的他我行我素、放荡形骸，其父信秀死后，家臣们看过他这德行，自然而然就倒向他弟弟一方。
不过织田信长还是继位了，继承大名之位的他不改过去的行为，依然我行我素。
织田信长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争议是难免的，其中有不少人认为他为人“残暴”，关于他的“暴行”主要有以下3件，不过都有待商榷： 1、朝仓浅井之头颅酒杯说 据传，信长在灭亡朝仓家后把浅井久政、长政和朝仓义景的头颅带回京都，并做成了酒杯进行展示。
但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以讹传讹，其实织田信长是把这三人的头颅做成了薄浓。
所谓薄浓是将头骨涂上金粉，乃是对死者一种尊重。
2、火烧比叡山 织田信长火烧比叡山的事件并不简单。
比叡山作为传统的强大宗教势力，影响力实力强大，而且比叡山处在北国街道、东国街道及前往京都通路的汇合点上，地理位置也很重要。
信长曾经和试图讲和，不过对方坚持敌对，不得已他只能先下手为强。
按照《信长公记》的说法，确实杀死了数千人。
不过人们对信长的行为并不是一边倒的否定，毕竟比叡山的僧侣荒淫堕落，生活极其不堪。
当然也有人认为信长火烧比叡山是否定中世宗教的权威，是非常必要的政治行动。
3、对武田旧臣赶尽杀绝 其实，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要说残暴还真的不少，织田信长对武田旧臣赶尽杀绝的行为根本没有理由受到指责，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指责他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战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换做武田信玄如果击败了织田信长，他估计也不会轻易放过信长的旧臣。
如此看来，织田信长之残暴根本就是一个很难简单二分判断的事情。
他的“残暴”如同旧时代的封建领主，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而采取了一些过于强硬的措施。
试问，历史上有多少成就霸业的霸主不“残暴”呢?至于织田信长为何备受日本人喜欢，我们还需要继续分析。
一个历史人物的人气靠的是宣传效果和人物形象塑造，和他残暴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
日本人对织田信长的宣传和塑造极为成功，但这种成功是以织田信长自身的传奇为基础的。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传奇，日本人又怎会对讲述和润色他的传奇那般不遗余力呢? 日本战国时期就是一个重要转型期，织田信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促成日本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纵横天下五十哉，天下布武凤鸣岐山。
织田信长一介地方大名出身，生死决战中意外战胜了东海道第一弓取今川义元;打着为岳父复仇的旗号，成功夺取美浓;收服德川家康不说，还逼得他杀妻灭子;举兵上洛，拥护流浪将军即位，维护幕府权威;2次冲破信长包围网，成为日本第1大名;甚至在经济发展上也颇有建树，乐市乐座、兵农分离、检地等都是他的功绩……这样的人物谁不爱。
雄才伟略的织田信长有2个非同凡响的特征，一是反传统，敢于挑战旧秩序;二是视野开阔，敢于接受新事物。
同时代的其他人鲜少有人能有他的胸襟和眼光。
除此之外，织田信长的死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大业即将成功前夕突然遭遇意外身亡，这种壮志未酬的悲壮结局很符合东方人对英雄的定义。
东方民族喜欢赞颂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英雄。
日本人并不以樱花开放为美，而是以其凋落为美，织田信长人生的落幕和这种日本的审美如出一撤，他在日本的人气当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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