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也尊敬中国人?不过只尊重宋朝以前的...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
【千问解读】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
孤儿、聂政刺侠累、刺秦王,一个个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对身边的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这些英雄好汉见到,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皇帝就曾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或者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
(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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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敢染指澳门?
日本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台湾,在二战中又入侵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
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说,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因为巴西的一个照会阻吓住了日本。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
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他还是有名的诗人,董必武曾评价他说:“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
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
太炎先生谓所知乱政时事刘诗略备”。
刘成禺一生著作,主要有《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战史》、《世载堂杂忆》等。
其《世载堂杂忆》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当时广为流传。
此书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
在书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第安人居住地。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
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
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因此,“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
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
巴西,一直苦于无人开发。
葡萄牙人曾给大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
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
中国人向来,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
而大清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葡萄牙殖民者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
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本人移民到巴西。
面对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葡萄牙殖民者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
” 这一阻吓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
所以的日本人屈于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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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为人“残暴”,为什么在日本人气却依然很高?
对比之下,似乎织田信长更为“残暴”,而且他还做下3件“暴行”,那么为什么织田信长在日本的人气却依然那么高呢? 一 众所周知,织田信长脾气暴躁,年轻时的他我行我素、放荡形骸,其父信秀死后,家臣们看过他这德行,自然而然就倒向他弟弟一方。
不过织田信长还是继位了,继承大名之位的他不改过去的行为,依然我行我素。
织田信长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争议是难免的,其中有不少人认为他为人“残暴”,关于他的“暴行”主要有以下3件,不过都有待商榷: 1、朝仓浅井之头颅酒杯说 据传,信长在灭亡朝仓家后把浅井久政、长政和朝仓义景的头颅带回京都,并做成了酒杯进行展示。
但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以讹传讹,其实织田信长是把这三人的头颅做成了薄浓。
所谓薄浓是将头骨涂上金粉,乃是对死者一种尊重。
2、火烧比叡山 织田信长火烧比叡山的事件并不简单。
比叡山作为传统的强大宗教势力,影响力实力强大,而且比叡山处在北国街道、东国街道及前往京都通路的汇合点上,地理位置也很重要。
信长曾经和试图讲和,不过对方坚持敌对,不得已他只能先下手为强。
按照《信长公记》的说法,确实杀死了数千人。
不过人们对信长的行为并不是一边倒的否定,毕竟比叡山的僧侣荒淫堕落,生活极其不堪。
当然也有人认为信长火烧比叡山是否定中世宗教的权威,是非常必要的政治行动。
3、对武田旧臣赶尽杀绝 其实,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要说残暴还真的不少,织田信长对武田旧臣赶尽杀绝的行为根本没有理由受到指责,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指责他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战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换做武田信玄如果击败了织田信长,他估计也不会轻易放过信长的旧臣。
如此看来,织田信长之残暴根本就是一个很难简单二分判断的事情。
他的“残暴”如同旧时代的封建领主,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而采取了一些过于强硬的措施。
试问,历史上有多少成就霸业的霸主不“残暴”呢?至于织田信长为何备受日本人喜欢,我们还需要继续分析。
一个历史人物的人气靠的是宣传效果和人物形象塑造,和他残暴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
日本人对织田信长的宣传和塑造极为成功,但这种成功是以织田信长自身的传奇为基础的。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传奇,日本人又怎会对讲述和润色他的传奇那般不遗余力呢? 日本战国时期就是一个重要转型期,织田信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促成日本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纵横天下五十哉,天下布武凤鸣岐山。
织田信长一介地方大名出身,生死决战中意外战胜了东海道第一弓取今川义元;打着为岳父复仇的旗号,成功夺取美浓;收服德川家康不说,还逼得他杀妻灭子;举兵上洛,拥护流浪将军即位,维护幕府权威;2次冲破信长包围网,成为日本第1大名;甚至在经济发展上也颇有建树,乐市乐座、兵农分离、检地等都是他的功绩……这样的人物谁不爱。
雄才伟略的织田信长有2个非同凡响的特征,一是反传统,敢于挑战旧秩序;二是视野开阔,敢于接受新事物。
同时代的其他人鲜少有人能有他的胸襟和眼光。
除此之外,织田信长的死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大业即将成功前夕突然遭遇意外身亡,这种壮志未酬的悲壮结局很符合东方人对英雄的定义。
东方民族喜欢赞颂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英雄。
日本人并不以樱花开放为美,而是以其凋落为美,织田信长人生的落幕和这种日本的审美如出一撤,他在日本的人气当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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