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悬疑：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如何鼓励民告官？
古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
【千问解读】
古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
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
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
”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
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
太仓令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
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
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
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
西汉初，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
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
”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
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开国皇帝似乎是个特例。
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
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
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
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
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
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
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的情况--民众借机，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
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的。
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
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
除非是大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讯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想方设法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
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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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后裔处理历史包袱:称"一朝天子一朝臣"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应重视的是当下，是未来。
处理尴尬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尴尬、搁置尴尬。
秦大士画像（资料图）秦殿撰大士在朝时，一日上(乾隆)偶问曰：“汝家果秦桧后人乎？”秦无他言，但对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野史大观·清人逸事》中国人的姓氏，往往含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家族的兴旺史、变迁史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都在其中显示出来。
而历史观强的中国人，也经常通过对姓氏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三观。
诸如关氏结仇的两起大事，都发生在，这和当时的忠奸之争有很大关系。
第一起是民间由来已久的潘杨不结亲风俗。
因为北宋忠烈杨令公杨继业是被潘仁美害死的，虽然演义有所夸张，但基本还是有依据的；再有就是岳家和秦家，虽然没有结世仇，但过去两个姓氏的人碰在一块，总有点不自然，秦家总觉得欠着岳家的。
清朝乾隆年间的秦大士，是正儿八经的秦桧后代，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状元。
秦大士中状元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掌管修国史的事。
因为特殊的家世，老祖宗秦桧是他的历史包袱，他成了一个话题，也成了八卦的焦点。
有这么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有一回乾隆问秦大士：“你真的是秦桧的后代吗？”这时候，他该如何回答呢？其实，承不承认不是很重要，因为自己并不能选择祖宗和家世，一再否定只会让你显得心虚，而且，乾隆无非也就是借此表达一下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而已，也不会因此对秦翰林怎么样。
此刻，对这位秦桧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对历史、对是非的态度。
秦状元巧妙地处理了压在他身上的历史包袱，大方地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言外之意，即是说宋高宗是昏君，所以才有秦桧这个奸臣；而皇上您是明君，我自然是忠臣。
秦状元将乾隆也拉进这场历史是非的漩涡中，并给了他一个很高的位置。
这场尴尬轻而易举就化解了。
乾隆问秦桧后裔的故事未必靠谱，靠谱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和处理家族包袱的机智。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应重视的是当下，是未来。
处理尴尬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尴尬、搁置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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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明朝这戏剧般的八年！
细缆这段风云变幻，此言可谓不虚，先是很“戏剧性”的在土木堡被俘虏，接着原本是成王的“戏剧性”的当了，接着大捷后，在蒙古高原做战俘的朱祈镇又很“戏剧性”的被放回来，幽禁在北京当了“太上皇”。
看似“大局已定”，谁料六年后，天顺七年（1457年），朱祁钰“戏剧性”的病倒，“太上皇”朱祁镇“戏剧性”的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的拥立下“复辟”成功，重新坐上了皇位。
八年间，皇帝被俘的国耻，强敌压境的生死考验，三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交接，无数官员命运的沉浮起落，生死荣辱，所有的一切，恰如柏扬所说，最富有“戏剧性”。
今人说起这八年的“戏剧性”，论功业，无不说北京保卫战大捷，说是非，无不谈朱祁钰力挽狂澜，明英宗朱祁镇昏庸误国，谈忠奸，无不惋惜遭罪横死，石亨，徐有贞等小人得志，连带着，两位皇帝的麾下阵营，也以此划分了“忠奸”标签。
而真实的事实究竟怎样，还是让我们沿着从土木堡惨案发生后开始，大明官场的相，仔细的梳理一下。
二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令上下蒙受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战结束，几十万大军几乎，晴天霹雳，也激起了大明朝政坛的。
惨祸面前，明王朝的反应还算迅速，八月十五日兵败，八月十六日怀来守将宋喜便将“喜”送到京城，只是明英宗下落尚不明，八月十六日朝堂上，“监国”朱祈玉“双目呆滞，不知所措”，朝臣们则捶胸顿足，哭成一团。
乱象之下，还是老成谋国的吏部尚书王直冷静，直言“需先知皇上下落，方能做定夺”。
总算让明王朝稳定下来，明王朝传令边关诸将侦查，又严令打探消息，一天以后，被放回来报的锦衣卫千户梁贵，带来了朱祈镇被俘的消息，也带来了瓦剌的条件---巨额赎金。
朱祈镇皇后二话不说，搜罗了三车珠宝财物送往瓦剌赎人，也先“欣然收下”，至于“人质”？当然不放。
后宫忙着“赎人”，大臣们忙着找“后路”，在土木堡战死的朱勇之子朱凯，张辅之子，纷纷忙着往南京“转移财产”，各大臣虽然留守，却也多把子女送离京师。
京城大小商铺富户也慌忙着“搬家”，单是雇车轿的费用，在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这三天便“增四倍”。
八月十六日开始，从土木堡逃回的明朝败兵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其状甚惨，观者无不惶惶然”。
“有问战事者，皆倍言胡虏之凶蛮，闻着愈惊悚也。
”所幸八月十七日，兵部紧急下令，败兵中有敢妄言土木堡战事者一律严惩，方才“流言稍息”，下令者，正是代理兵部尚书的于谦。
这几日里，他率兵巡视北京四城门，考察防御，详细筹划，在众大臣中可谓“另类”。
而随着危机的加剧，大明朝堂之上，围绕三件大事业展开了纷争，一是“战”还是“迁”，二是谁为惨败负责。
三是谁做皇帝。
八月十八日，孙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开始后，史载“众皆嚎啕”，震天的哭声继续响彻在朝堂之上，侍讲学士徐程首先发言，声称自己“夜观天象，认定京城必然不保”。
随即提出了“南迁”之议，此言既出，满朝皆惊，朱祈玉向其他大臣问计，王直，陈循，王文等重臣们皆“缄口不言”，都督张軏却表忠心，自告奋勇愿“护送太子及后宫家眷南下”，等于是认同了“南迁”之议。
直到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于谦终于忍不住，的喊了一句：“建议南迁者，该杀”。
接着侃侃而谈，以北宋灭亡为“反面教材”，痛陈“南迁”是亡国之论，慷慨陈词下，时任东宫“展书官”的商辂也表明立场，支持于谦的看法。
也终激起了朱祈钰的血性，令他频频点头。
见领导“表态”了，众大臣们才群起而动，纷纷怒斥“南迁”乃卖国之论。
终于有了“群情激昂，齐心抗战”的样子。
的徐程当场就被呵斥赶出朝堂。
屋漏偏逢连夜雨，徐程路遇好友江渊，得知事情的江渊先好言安慰了徐程一番，继而进宫面见朱祁钰，在朱祈玉面前将徐程骂的，而就在土木堡兵败消息刚传来时，江渊还正慌忙的把儿女送往南京。
无论怎样，团结抗战的“大调子”定了下来，八月十九日开始，于谦陆续将山东，辽东，浙江，河南等地部队调往京城驻守，尤其是赦免了阳和兵败中逃回的石亨协助自己守卫，调来了善操练火器的辽东都指挥使范广接掌神机营，这两个人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四天以后，第二件事又浮出水面—秋后算账。
八月二十三日朝会，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溢突然发难，要求将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王振余党绳之以法。
要求“杀其同党，灭其全族”。
一番慷慨陈词引得群臣情绪激动，纷纷附和。
朱祈玉犹豫再三，只能回答说“再议”----他不能不这么回答，王振随英宗北征时，带去的多是大臣里的“同党”，留守的多是“政敌”，可深宫内大小盘根错节，锦衣卫尽是王振“徒子徒孙”，朱祈玉身为“监国”根基不稳，怎好轻易“清查”？见朱祈玉含糊其辞，大臣们更怒，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场呵斥群臣，户科给事中王竑冲出来揪住马顺暴揍，群臣纷纷拥上群殴，竟将马顺当场殴死，至此局面彻底失控，大臣们又揪出了马顺余党毛贵和王长随，同样殴死，接着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王山，一切都在“监国”朱祈钰的眼皮底下进行，毫无执政经验的朱祈玉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关键时刻于谦一把扯住朱祈钰，要朱祈玉顺从“民意”，宣布王振罪状，朱祈钰“”，宣布今日朝会大臣无罪，并随即清查王振余党，然后就是清查行动，王振全家被满门抄斩，党羽纷纷落网，可谓。
“大快人心”中，却忽略了这次朝会的另一个细节，当王竑愤怒的冲上去殴打马顺时，群臣里跟着跳出来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他跟着对马顺拳打脚踢，带动着群臣将之殴死。
俨然一个“锄奸英雄”。
然而，他恰恰是王振的“党羽”。
王文，子千之，河北束鹿人，史载他“面目严冷，然中实柔媚”。
王振“专权”的时候，王文对王振很“柔媚”，王振弹劾杨士奇，整治杨浦，皆是当时身为御史的他做“”。
薛宣下狱，也是他罗织罪名。
弹劾王振的陈溢，在正统年间被王振陷害，撤掉了陕西巡抚的职务，王振派去接替陈溢的人，还是王文。
正统年间，他与徐希堪称王振的“左膀右臂”，“左膀”徐希已惨死在土木堡，“右臂”王文却，带头“慷慨激昂”查余党，之后王振之侄王山定罪，也是王文参审，定出十三条大罪，亲手把王振全家满门抄斩。
但他确实有能力，史载他镇守陕西时“镇静不扰”，又曾主持宁夏防务，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也成为于谦的得力助手。
另有一位太监，也同属“王振余党”，却走了朱祁钰亲信宦官金英的门路，最后被命“戴罪立功”，在北京保卫战中出力颇多，之后他被朱祁钰重用，节制禁军“团营”，他就是后来“”的主谋之一---曹吉祥。
整防务，清余党，大明王朝的备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却还有一个大麻烦在面前----朱祁镇怎么办？瓦剌挟持朱祁镇四处侵扰，更大肆向明朝勒索，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另立新君。
八月二十八日，王文首先上书，要求朱祁钰即位，接着得到了主持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支持，于谦表白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这是于谦的想法，但群臣想法不一，户部侍郎陈循，刑部侍郎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内阁大学士萧兹纷纷支持，但曾支持于谦主战的商辂，户部尚书金濂，曾建议南迁的徐程，太常寺卿许彬，都督张軏都纷纷反对。
而的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右都御史王翱，则建议由朱祁镇之子即位，孙太后“垂帘听政”，于谦等大臣辅政。
内阁大学士高谷则说“此事非臣等可言”，拒绝发表看法。
这其中，商辂是太子朱见深的“展书官”。
徐程是“东宫侍讲”，胡滢深受“托孤辅政”重任，至于陈循，江渊，均是在正统朝“不得志”的官员，俞士悦与于谦交好。
大部分，其实都是“为私利”。
三方争执之下，由于负责京城防务的于谦坚决站在朱祈玉一边，最终朱祈玉的即位“顺理成章”，次年改元景泰。
“站对了队”的陈循，江渊，王文三人顺利入阁，成为朱祈玉的亲信。
商辂虽“站错了队”，但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奇迹的创造者，名声在外，又有于谦，高谷等重臣支持，官位也节节高升，次年也成为内阁大学士。
当然，为了“政治平衡”，朱祁钰将哥哥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大明上下，从而完成了这次“权力交接”，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登基，一个月以后，明军在“北京保卫战”里重创瓦剌，的国家，次年改元景泰，至此，火线登基的朱祁钰，终于凭北京保卫战树立的崇高威望，坐稳了本不属于他的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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