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商业繁荣之谜:食盐专卖成重要财政收入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5 点击数:
简介: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对安全的极度忧虑,决定了未来三百年

【千问解读】

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对安全的极度忧虑,决定了未来三百年的财政困局:始作俑者无法再回人世,否则重新检讨当初的制度设计,定当后悔不已。

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安全感很低,大致是源于其早年经历的社会动荡不安,军事叛变、士卒暴动、官僚集团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倒来倒去——总之,赵希望用一套新的制度来彻底解决那些事件对他产生的心理不快。

对于军队以及文官集团的建设,必须符合一条原则,即保证皇室对帝国的绝对控制。

为实现这个政治使命,大宋帝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对于军队建设,多年来,帝国已形成一套治理模式:将失去土地的流民、社会轻微犯罪分子都招募进军队。

“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

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

当其无事时,虽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

(《宋史 兵志》) 考察这种治理模式,军队建设某种程度上还承担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

历代应对饥民现象,或采取赈灾措施,或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积极的劝农政策,从来还没有像大宋帝国那样,一股脑地将流民纳入财政包揽编管的范畴。

而文官制度的设计,更体现了赵宋皇室对大臣权利尾大不掉的警惕。

定下的“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游戏规则,足以说明其机杼周密的匠心独具:做官的没有职权,有职权的不见得是官,只有差遣你去做某件事,你才算是真正职、权归一的朝廷干员——在这样的体系下,一个岗位至少对应三个人,机构不膨胀才怪。

另一个严重制约大宋帝国根基的症结是,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小,令人尴尬。

到以后,北方领土落入金人之手,帝国的河山更是变得残破不全。

不过虽然如此,人口基数比起以往帝国,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损失,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严重限制了帝国的农业产出,好在军队基本容纳了大多数失地的农民——另有一部分,则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

这或许正是后世认为大宋帝国不怎么歧视工商的证据之一。

但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帝国庞大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其实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时期,权臣汇报工作说,皇上您的收入都来自两税。

熙宁十年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

而商税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贯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

但这里的商税仅指民间商业。

国家直接经办的“官商”可就大不同于反响了。

专卖是两宋官办商业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盐的专卖,北宋末年达到四千万贯;盐以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时期都在一千万贯上下。

另一个比较大的品种是杂税,尤以南宋为最: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

民间商业提供的税收虽然不多,但对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商业资本的积聚显然是有好处的。

当然,在那个时代,民间商人集团的兴起,一般并不可能改变或改善周边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地位和命运。

沿用时期创制的两税制,即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

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做无偿劳动。

但宋朝的两税制的区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两税制是田租。

于是百姓虽然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劳役,甚至因为不堪“差役法”的摧残而招致众多家庭破产。

变法,废除“差役法”、行“免役法”,依其本义言,堪称一大德政。

以致后来旧党司马光上台,全盘推翻新法,在废除免役法的问题上,也招来同为旧党阵营的的不满和批评。

反正老百姓是冤大头,没得选择,官府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过一次的免役钱,现在却不得不再交一次钱以求免役,能达到这一点已经是求之不得。

帝国官吏的无穷创造力再一次得到表现。

粮食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这个损耗得让老百姓补交,即所谓“鼠雀耗”。

此外还有“支移”和“折变”等名目。

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得给我运输到哪里去。

不想去也可以,交钱。

运费按运输距离算。

”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之外的。

“支移”附加甚至比税粮基数本身还高数倍。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的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

甚至有更狠的,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一掴一掌血”,生生把小民逼上了绝路。

南宋的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

几折之间,布帛的实际税率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过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

南宋后期的淳祐八年,有些州县连淳祐十四年的两税都预借清了。

帝国实行盐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

宋初,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在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盐引”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跟附加利润,已大大超过农业税。

盐是生活必需品,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少幅度很小。

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

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盘剥百姓。

宋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时多多少,收入超过这么多,只能是提高价格一途。

过高的价格甚至迫使百姓少吃盐或者不吃盐——的《山村绝句》中描述: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 山村老翁诉苦,不要以为我是和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只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商人购买“盐引”也是一大景观。

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施以惩罚。

事关做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民间商人想不买专卖权也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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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商业税为什么能位居古时候第一?

北宋的商业税为何能位居古代第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北宋的商业税收超过了700万贯,如果算上国家专卖的收入,那么商业收入将就达到了5000万贯。

作为对比,宣德年间的商业税收仅有200万贯。

两宋时期,商业税收(包括专卖收入)的总量在大部分时间都超过了农业税,在高峰时期占据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5%。

为何北宋的商业税收如此之高呢? 一,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商业空前繁荣,过去坊市隔离的制度被打破了,城市到处都是买卖场所。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北宋以厢坊制来代替坊市制。

厢坊制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分区,是按照地区对市区内部进行分区管理。

由于农村商业发展,原本是农村集市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了城镇。

首次在县之下设镇。

962年,正式设立镇这一层行政机构。

三年后,又在镇中设立监镇,以负责镇的行政、治安、税务等事务。

根据《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统计,1077年,北宋商业税收(不算专卖收入)大约是762万贯,其中各州府占据49%,各县城占据27%,市镇也占据了24%。

当时全国的农业税也就2021万贯,可见商业税收在宋代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很高。

而明朝在弘治时的商税课钞共4619万贯,由于当时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实际上换算下来也就是13万两白银,北宋的一贯基本等于一两,如此计算,北宋的商业税收是的60倍。

二,北宋的商业税收较重 和五代相比,北宋的商业环境算是宽松了很多。

宋太宗曾下诏:“征算之条,当从宽简”。

关于北宋具体的商业税率,《文献通考》记载为“ 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干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也就是流通税是2%,交易税是3%。

另外,如果是官府需要的产品,官府会另外抽取十分之一。

北宋统一后并未废除原本军阀设立的关卡,而是将之保留下来,继续征收过境税(流通税)。

如果发生了长途贩运贸易,那必然会出现重复收税的现象。

宋代征税范围非常之广,如蔬菜、果品、鱼鸭等不是《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种类,但实际上却也是征税对象。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宋代征税的商品对象,那就是:只要进入市场的商品都有可能被征税,甚至还未进入流通流域的也会征税。

为了配合商税的征收,北宋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商税机构,其中四京设有商税院,地方设有商税务或税场。

根据统计,1077年之前,北宋官设商税务多达1846处,到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处,平均每县有1.6处商税务。

作为对比,明朝的税课司局只有400多处。

三,北宋专卖制度达到了顶峰 榷酒的收入,在财政中也非常重要。

早在时期,榷酒收入就占据唐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到了仁宗年间,榷酒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498万贯,是唐朝的10倍左右。

宋朝在全国设置了1800个酒务,负责酒的专营。

在乡镇则允许自酿酒,但需要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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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运动过程:义和团与帝国联军之间的恩怨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

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

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

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

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

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

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

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

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

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

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

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

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

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基督教情绪比较同情。

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

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

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

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

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

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

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

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

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便绝食,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

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

但此时直隶地区的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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