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大元帝国的开创者

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

“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

”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

“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

”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

”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

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

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

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

”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

”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

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

最繁忙的地方是原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

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

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

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

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

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

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

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

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

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

”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

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

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

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

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

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

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

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

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

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

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

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

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

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

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

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

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

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

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

中国、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

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

这是震惊世界的征服所产生的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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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配长子，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朱标的身世，朱标是朱元璋与第一个儿子。

朱元璋在征战时，非常想要一个儿子。

马皇后当时是他的结元配子，朱元璋一生与马皇后非常的恩爱，即使朱元璋称帝，马皇后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制住朱元璋的人。

爱屋及乌，爱妻所生长子，自然受到了朱元璋的喜爱。

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对朱标的培养，许多政治问题上对朱标不断地进行指导。

都说皇宫无亲情，但是朱元璋对朱标的溺爱超过了所有皇子。

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传言，当年听到流传，说太子朱标密谋造反，朱元璋听到此话后非常高兴。

认为朱标终于长大了，并且询问锦衣卫目前造反进度到哪里了?标儿需不需要人手? 可以说朱元璋此时根本不在意朱标是否造反了，而是如何才能让他造反成功。

皇室父子能做到这一步的，世间罕有，尤其可见朱元璋对朱标的喜爱。

朱元璋如此明显的偏爱，下面的皇子自然明白，只要朱标不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争夺皇位。

毕竟朱元璋是一个杀伐决断的人，为了给朱标铺平道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淮西勋贵几乎一一被屠戮殆尽，仅仅案就牵连数万人。

如果他的儿子卷入到政治之中，想必朱元璋必然也会下狠手。

不过朱元璋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们出现叛乱的情况，也留了后手。

二、权力隔离，贤主风范 也许由于家庭原因，朱标对待皇弟非常宽厚，皇子们也都以朱标马首是瞻。

所以，对于自己的子嗣，朱元璋有着莫名的自信，于是朱元璋开始实行制度，让子孙后代拱卫大明江山。

藩王制度的确定，有两点好处。

首先藩王制度迫使皇子在成年后去往各自的封地，这一招直接掐断了除朱标以外的皇位竞争者。

例如朱棣，去往自己的封地后，根本无法接触到京城的核心政治。

当一个人远离了政治中心，无法结识京城内有权势的大臣，他的势力自然无法影响到朱标的位置。

而朱标一直待在京城政治中心，结识了许多朝中重臣，再加上自朱元璋上马争天下开始。

朱标就与各个淮西将领以及朝中大臣有着非常好的私交，这就让朱标有了天然的政治优势。

另一点好处就更直接了，朱元璋在逝世前留下祖训，朝有奸佞，各地藩王即可领兵讨之，勤王护驾。

从这点来看，对于兵权归属，朱元璋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所以在藩王制中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

即使朱元璋逝世，以朱标在兄弟之间的威望，足以威慑藩王。

如果朱标不死，政治上绝对可以稳压所有皇子一头。

同时，所有皇子不敢与朱标争夺太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嫡长优势，名正言顺 对于我国来说，等级制度是非常分明的，平民百姓或许不能感同身受，但是皇族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那就是嫡长子制度。

所以说，朱元璋的子嗣并不是没人想去争夺皇位，纵观史书，历朝历代各个皇子谁不想要坐上宝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无论哪朝，都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否则即使坐上了皇位，势必也坐不稳。

那么什么才是合法继承权呢? 在古代来说，嫡长子是优先拥有继承权的，所以，从上来说，朱元璋即使有26个儿子，在朱标没有逝世之前，无论是谁坐上皇位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然而朱标确立太子地位是很早的事情，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开始，9岁的朱标就已经成为了朱元璋内定的继承者。

所以，一直以来朱元璋非常看重朱标的培养，而朱标的那些弟弟，例如朱棣，此时还是个小孩子，根本就没资格与朱标一争高下。

所以，嫡长子制度实际在建国之前就已经确定，而我们从朱元璋对待朱标的态度就能看出，废太子是必然不可能的。

所以从嫡长子制度上来说，谁与朱标争太是不切实际的。

结语 从政治、血缘以及制度这三点出发，几乎锁死了其他皇子想要与朱标争夺太子之位的可能性。

再加上朱元璋不断地在为朱标铺路，对骄兵悍将恩威并施，极大震慑了朝中大臣和皇子，他们也就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即使是藩王中实力最强大的朱棣，面对自己的哥哥也不敢造次。

如果朱标不死，或许他的削藩会比的更具威慑力，朱棣也许就无法在发动靖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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