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钱币”有哪些？形制，特点，钱币一览

大批日本强盗成群结队来中国抢劫，作恶长达两个多世纪。

说起这累累血债，今人依旧咬牙切齿。

当然也有“专家”常来论证，说这其中真正的日本人很少，反而中国人居多。

但查对历史，便知道这种观点是半瓶子醋。

从有记录的第一次倭寇入侵事件，即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镰仓幕府统治者久明亲王组织船队，杀到浙江宁波打劫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最后一支大股倭寇团伙，被明将联手跨国追杀，在越南万桥山团灭。

有中国海盗搀和的时期，只有嘉靖年间这一小段。

绝大多数时间里犯下滔天罪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

一：鲜为人知的明初倭患而除了沿海打成一锅粥的明中期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加剧的另一个嚣张时代，便是大明王朝开国早期。

当时的倭寇们，身份还十分单纯，多来自日本的萨摩和鹿八岛地区。

那是日本素来穷山恶水且强盗多的地方。

除了小股的散兵游勇外，当时的倭寇侵华，还有很深的政府背景：许多日本的诸侯大名都组建抢劫队，瞅准机会就跑到中国捞一票。

当时日本内战加剧，富庶的中国，就被这群强盗一直当提款机。

这群人的作恶手段，更是恶名昭著：每年四五月间，乘船从日本出发，沿朝鲜一路南下打劫，暴行更丧尽天良，经常把刚出生的婴儿泡在滚水里，听孩子的惨叫声取乐。

抓到孕妇更要活活剖腹，然后打赌孕妇里的孩儿是男是女。

种种禽兽不如的行径，从那年代到二战时期，世代遗传七百年。

他们的疯狂杀虐，更造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严重后果：通商阿拉伯海海上，被他们搅得动荡不安。

为了防范倭寇，元朝政府开始厉行海禁，发展到明初更严苛到极致：贸易机构市舶司一度撤销，民间贸易完全禁止，沿海从辽东到海南岛，共部署五十万大军和数千艘战舰，外加森严的堡垒卫所。

这条畅通千年的传统贸易线，一度彻底断绝。

后人通常把这个严重事件，归结给朱元璋的闭关锁国思维。

但仔细看看前因后果便知，就是这群畜生闹的。

而比起元朝后期的软弱不作为，大明王朝对这群畜生的态度十分坚决：打！除了多次遣使赴日，强硬警告日本政府外，更常重兵围剿窜犯的倭寇。

特别是洪武年间，开国名将汤和主持抗倭工作后，战果立竿见影：几次组织舰队，冲到海上去追杀。

之后一直到朱元璋过世，共经历六次大规模倭寇入侵，被明军成功逮着并痛击的有五次，漏网的一次，也都是虚晃一下仓皇溜。

敢来中国作恶的，绝大多数都没跑。

而一贯滑头无耻的日本政府，在大明的强硬下也服软：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时，正是大明永乐在位时。

面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足利义满十分识相，之前他已被明朝建文帝封为“日本国王”，这会又赶紧拜码头。

趁着朱棣册封长子为太子的大喜日子，热情洋溢的遣使朝贺，不想却被朱棣大翻老账，狠狠臭骂一顿：你们的倭寇常年骚扰我们沿海，管不管你看着办！朱棣很生气，足利义满当然知道后果很严重，立刻组织严打，把对上倭寇团伙的老窝都抄了。

二十个团伙头目绑到中国宁波，当着明朝官民的面活活蒸死。

这番卖命表演，总算哄了朱棣高兴，正式收下这个新小弟。

之后的几年里，以大明朝附属国的身份，中日之间朝贡贸易频繁，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但日本人的脾气，就是记吃不记打。

永乐八年足利义满过世，他儿子足利义恃虽然也接受明朝册封，却比老爹更滑头，对倭寇问题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后的几年里，沿海倭寇侵扰再次增多，而每当明朝质问时，这货反而装糊涂：俺这里自身难保，倭寇窜犯在海上，俺真管不了。

日本滑头不管，朱棣除了继续给他施压，便是增兵严打。

还有如浙江平民严宝，自发组织民团协助官军作战，沿海的一些村庄，听说倭寇来了，老少爷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武器准备冲，就这样官民杀鬼子，陆续也打了不少胜仗。

但这群畜生，确实极难对付，打仗也狡猾。

尤其是跑得快，这个优良传统，也被日本人传给后代：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到后来二战的惨烈战役，日军给对手的普遍印象，也是跑的快，不管死了几千几万，哪怕剩下点残兵败将，主帅总能跑得掉。

而到了永乐十七年六月，有一位明朝军人，终于创造了大明开国后的一大抗倭神迹：窜犯的倭寇，从主将到小兵，一个也别想跑，统统被我灭掉。

这个将军，叫做。

这场战斗，叫望海埚之战。

二：英雄血战望海埚在威服四夷的永乐时代里，大明朝的仗虽然不少，但奈何马上皇帝朱棣太猛，经常御驾亲征，急了还亲自提刀冲。

基本抢了大多数风头。

同时期的战将，大多被衬得籍籍无名。

而刘荣却是个相对出名的人物。

甚至就连他的出生年份，至今还有多种说法。

更争议的是他的姓名，有一部分史料，也叫他刘江。

因为刘江，是他父亲的名字。

他是江苏宿迁人，当初投身军旅，是顶着父亲的名字参军的。

冒名的原因，《明史》上没说，野史说法很多，流传比较广的，是说他为了替多病的父亲服役。

无论这说法是否属实，就后来他的表现说，这是一个敢于担当责任的铁汉。

之后他跟着明朝开国名将讨伐过蒙古，又协助还是燕王的朱棣镇守北平。

再后来先跟着朱棣造了建文帝的反，“”三年里多次冲锋陷阵，大出风头。

朱棣登基后，又跟着北伐蒙古，立了不少功。

期间的名字，一直还叫刘江。

也正是这些年里，从徐达到朱棣，中国最能打仗的军事家，他都跟着打过。

从骑兵战到步兵战甚至水战，他也都陆续见识过。

从鞑靼的阿鲁台到瓦剌的马哈木，他更都勇敢的死磕过。

这是一位历经血战且经验丰富的战将。

而对这位爱将，朱棣也了解极深。

这人还极会动脑子。

靖难之役的时候，曾虚虚实实，把敌人优势兵力引进包围圈里。

当然也不是没毛病，有时候刚打了胜仗，就容易犯迷糊。

北伐鞑靼的时候，他在的起家之地瀚难河，打了个漂亮的夜袭，一口气渡河打垮蒙古兵。

高兴的朱棣当即把他提成左都督。

谁知几天后就犯浑，被敌人趁夜摸进大营，险些给端了窝。

气的朱棣差点砍了他。

而这番一惊一乍，也成了刘江军旅生涯里，最为刻骨铭心的教训。

四年以后，他再次证明了自己：北伐瓦剌的时候，他灵光一现，下令骑兵下马，变成步兵借地利优势袭击敌军。

果然收到奇效，一举打开战局。

这位被朱棣一手摔打的能将，此时已锤炼成熟。

也正是在这场大功之后，刘江就任辽东总兵。

这位忠诚而多谋的铁血战将，从此将承担一个重任：灭倭。

久负盛名的刘江，到任后就，除了整顿军备，加强防御外。

灭倭的思路，也和大家截然不同：别的地方的守将，要么修堡垒要么造战船，倭寇来了就狠打，打跑了就完事。

但刘江却认定，对这群畜生，打跑是不够的，打死才算完。

怎么打死？那要精心设一个套，彻底把他引进来灭掉。

他选的这个“套”，便是望海埚。

望海埚，位于辽东金线岛西北，洪武初年的时候，辽东名将耿忠曾在此地设立堡垒。

但历经岁月迁延，此时早已荒废。

名将的眼光，都是一样的火眼金睛，刘江也发现了这个小堡垒的价值：这里距离金州只有七十里，是倭寇来去的必经之路。

只要把关口扎牢，倭寇就跑不掉。

于是刘江火速行动，堡垒的外表没动，还是破败模样，内里却彻底翻修，还设置了烽火台，周边也增加了水师力量，更在海上遍布了侦查船，这个小堡垒，将变成倭寇的坟场。

永乐十七年六月，倭寇终于来了：两千倭寇乘坐大小战船三十余艘，杀气腾腾奔望海埚而来。

这是永乐年间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入侵，登岸的倭寇不但人数众多，还装备有精良武士刀和火器。

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要在辽东狠捞一票。

但刘江的准备，却是更充分，早早就收到了消息，也提前部署了伏兵。

倭寇陆续登岸，都指挥徐刚带领埋伏在望海埚山下的伏兵，甚至已经可以清楚听到这帮人哇啦哇啦的鸟语，看到他们丑陋而兴奋的模样，熏天的气焰，弥漫在伏击战士们眼前。

而一道严格的命令，也在潜伏的战士中悄然传达：见到战旗升起才能起身，听到炮声才能出击。

一旦战斗打响，不用命者军法从事。

在憋住了沸腾的怒火，经过了几乎漫长的等待后，随着百户江隆率领的“壮士”（特种部队）顺利绕到了倭寇背后，断掉了他们退路。

期待中的炮声，终于轰鸣的响起，隆隆炮声中，战士们看到了望海埚山头上一个挺立的身影：刘江披头散发，手持猎猎战旗，迅猛的挥舞中，发出一声虎吼般的军令：杀！战士们压抑已久的怒火，如火山一般喷发了。

四下的伏兵大起，将猝不及防的倭寇团团围住。

明军复仇的攻击打响了，所有的战士，都不折不扣的执行着刘江的死命令：浴血奋战，有进无退。

明军两翼并进，火器弓弩并用，与倭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杀。

而这股倭寇也显然是狠角色，遭受到突然打击竟也不乱，还能平稳的结阵，选择明军的薄弱环节突围。

但未曾想明军的战斗意志更强硬，求生心切的倭寇一次次决死冲锋，又一次次被凶悍的明军狠狠打回来。

血腥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这群杀人如麻的禽兽，终于濒临崩溃了。

他们仓皇逃进了一处空堡内，企图依托险要地势，继续负隅顽抗。

而明军的战士们，这时更杀红了眼。

眼看倭寇缩进堡里，士兵们非但不退，反而各个请命，嗷嗷叫着要往里冲。

但先前豪气千云的刘江，这会却出人意料的淡定，反而下了个奇怪的命令：明军从西边扯开一个小口子，放这群倭寇逃命。

等到慌不择路的倭寇仓皇逃出来时，才发现又上了刘江的当。

明军紧跟着咬上来，又是一顿痛打，只有小部分倭寇顺利跑到了海上。

战后明军全力搜杀，前后共剁下一千多颗倭寇脑袋，外加一百三十个俘虏。

而那些侥幸逃到海上的倭寇，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接着又撞上了死对头：这是江隆率领的“壮士”，也就是埋伏已久的特种部队，早等了半天憋足了劲，又是一顿痛打。

号称强硬的倭寇彻底怂了，慌不迭的求饶，全数被活捉。

至此，两千名凶残的倭寇，除了斩掉就是活捉，一个都没跑掉。

这是明朝开国以后，抗倭战争中第一次大捷。

立了大功的刘江，也得到了爵位封赏，被封为广宁伯，并恢复了原先的名字“刘荣”。

永乐十八年，这位战功卓著的老将，赐谥号为“忠武”，以表彰他不朽的战功。

而这场看似规模不大，过程十分酣畅的胜利，对于整个十五世纪的中国沿海安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耍滑头的日本政府，早在永乐十六年再度派使者进京谢罪，而后的好些年，也大力捕杀倭寇。

而慑于明军这次辉煌的胜利，此后多年，倭寇的侵扰大少。

照着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里的话说，就是“至是，为江所挫，敛迹不敢为大寇”。

这群凶恶的禽兽，再次大规模，要等到一百年后的嘉靖年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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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在如何对待的问题上，明王朝就意见不一。

起初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总幻想着来年天灾过了，农民自然。

但天灾却年年持续。

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已经大乱四起，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总数三十多万人。

这时候的明王朝刚刚经历过，京城周围正满目疮痍，自然不愿再战端，所以“主抚”派占据上风。

一直主张招抚农民军的御史杨鹤被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赶赴陕西平乱。

杨鹤是个好官，在崇祯元年（1628年）动乱初起时，他就提出“元气”说，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元气，不能轻易杀戮。

之前在官场上，他也“有清明”，是腐败官场上难得的廉洁人物。

可应对这样的事件，仅廉洁明显不够，杨鹤很认真，对农民军采取宽容政策，禁止官军任意杀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顾危险单独进入农民军大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更，杀掉了陕西当地一批颇有民愤的官员。

忙活到崇祯四年（1631年）初，陕西境内十多路农民军尽数接受招抚，共招降农民军十多万人，看似成绩不错，但多表面文章，杨鹤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对方肯投诚，什么条件都答应，甚至允诺农民军可以保留军队武装，留在原地驻扎，这样的做法，显然治标不治本。

要招抚，就要给钱，崇祯先后拨给杨鹤十五万白银，看似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军手里，也不过半两白银。

何况，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但实力并未受损，一旦杨鹤的钱花完，大灾又不停，重新造反是迟早的。

到崇祯四年八月，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再扯反旗，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杨鹤本人被充军流放。

招抚不行，就剿灭，这时候的主角，变成了。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杨鹤招抚陕西的时候，他是陕西参议，对杨鹤的招抚主张，他向来坚决反对，战事重起后，陕西当地大溃，官员纷纷逃命。

洪承畴非但不跑，反而自己临时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团，奔赴平乱前线。

他的第一仗是在陕西韩城，击溃了攻打韩城的王左贵部，此时正是王左贵部的前锋将军。

这一仗王左贵败的很惨，其部队几乎被打散。

李自成也因此与王左贵走散，之后一段时间，他只是陕西当地的一股散兵游勇。

却也因祸得福。

被洪承畴追的走投无路的王左贵，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畴投降。

但洪承畴不是杨鹤，接受王左贵投降后没几天就翻脸，派兵偷袭王左贵，王左贵本人及身边部将皆被杀死，如果李自成还在王左贵麾下，恐怕也难逃这场灭顶之灾。

王左贵覆灭之后，洪承畴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这两股最大势力上，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畴开始全力围剿王喜胤，这时他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担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曹文诏是孙承宗的旧部，手中还有孙承宗练兵的骨血---1000名战斗力强悍的辽东骑兵。

仅用两个月时间，曹文诏就在甘肃河曲击毙了王喜胤，这时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将王自用麾下效力。

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另一股陕西最大农民军势力神一魁也。

在这期间，李自成追随王自用，从曹文诏的追杀里逃脱出来，流窜到陕西，山西的交界地带。

这时候陆续集结到此处的，约有二十多万各路农民军败兵。

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出现：此时洪承畴和曹文诏已平定陕西大部，如果与陕西交界的山西，河南两省可以配合作战，封锁农民军进入的要道。

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会戛然而止。

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农民军各头领开会，列席会议的李自成，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号—闯将！他成为这次会议的三十六位头目之一，与他一道列席的，还有著名的“闯王”高迎祥，“”罗汝才。

会议商谈的结果，就是王自用被推举为首领，二十万农民军兵分五路，进入山西。

这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许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畴已经上奏，要求山西务必守住关口，即使不能阻挡农民军，也要尽可能的拖住，他在后面夹击，必可。

许鼎臣也很积极，张口向崇祯要兵，明王朝一口气调来了贺人龙，李卑，艾万年三位总兵，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将。

可偏偏许鼎臣无能，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朝令夕改，今天命部队驻甲地，第二天想想不对，又没来由的驻乙地，还没等他部署好，各路农民军就了。

结果，本是陕西一省的暴乱，至此变成了中原大乱，虽然之后明朝调曹文诏入山西，一度重创农民军，但农民起义在中原的燎原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李自成在进入山西后，也迎来了他命运的又一转折，他的老上级王自用在崇祯六年（1633年）病故了，麾下的两万兵马尽被李自成接管，但刚接管了没两天，曹文诏进入山西，各路农民军皆遭惨败。

幸运的是，这时候曹文诏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军中实力最强的紫金梁部，曹文诏一直把紫金梁追到河北，而这时的李自成，却与，高迎祥等人合伙南下，进入了河南境内，此时的他，又是高迎祥麾下的干将了。

河南的军事行动进展的很顺利，农民军连战连捷，一直转战到河南武安。

但就在武安当地，他们遭到明将部阻击，迟滞了数日后，却发现已身陷包围圈中---这时曹文诏精心设计的包围圈，武安四周，汇集了包括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扑在内的十万明军，封死了农民军突围的所有出路。

包围圈内，几乎云集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所有明末农民起义的精英，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

但就在农民军要发动总攻前，设计这个包围圈的曹文诏却被调走了，职务从山西总兵平级调动成大同总兵。

原因是曹文诏与河南御史刘令誉不睦，被回京述职的刘令誉告了黑状，罪名是“养寇自重”，即把曹文诏现在故意示弱诱引农民军武安会师的方略，说成是“养寇”，这正犯了崇祯的忌讳，曹文诏被调到暂无战事的大同边镇，刚到任没三个月，就赶上绕道大同进犯，曹文诏仅凭手中两千多兵马，与皇太极八万精兵血战十五天，硬是保住了大同重镇，迫使皇太极撤退，崇祯却非抓住他失去边地县城的小错，非但不奖赏，反命他“戴罪立功”。

而更要命的是，曹文诏精心设计的河南包围圈也破产了，曹文诏走后，明军失去了最能征善战的将领，参与包围的各路部队谁都不敢出头冲锋，与农民军干耗到冬天后，代理曹文诏指挥的京营总兵王扑，在收受农民军贿赂后，中了农民军的“诈降”计，在包围圈上让出一条口子，满以为农民军会出来投降。

结果十多万农民军趁机突围成功。

这次的后果更严重：各路农民军突围后，分别去了不同的省份，山西，陕西，河南，湖广皆蔓延战火。

中原大乱，从此开始。

李自成去的地方是陕西，他跟随高迎祥打了几个胜仗后，接着遇到了主持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的“五省总督”陈奇瑜。

比起曹文诏的猛打猛冲，陈奇瑜的战略是“追而小打”，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起，陈奇瑜和农民军发生了二十三场战斗，全是小规模厮杀，打完了立刻收手，只尾随其后追击，追击的结果，就是迫使农民军再次进入了一个陷阱---陕西车厢峡。

这是陕西南部长五十里的一个山谷，两面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且只有南北两个出口，早被明军封死。

高迎祥，李自成的八万农民军，就这样再次进入了死地。

但这次农民军再次使出老办法---诈降+行贿。

被困十几天后，农民军开始请求投降，深知这套把戏的陈奇瑜起先不肯，但农民军又贿赂他身边的将领，陈奇瑜虽是清官，却架不住身边属下的连番劝说。

加上此时明军兵力确实不足，就准许了农民军投降，撤出了对峡谷南口的封锁，结果，农民军在出谷后再次发动反击。

重创了陈奇瑜之后，再次进入河南地界。

自此，李自成的实力大为膨胀，他成为了高迎祥麾下的实力派人物，明末的农民起义，终于成为明朝的大毒瘤，大明局势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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