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蜀第一功臣邓艾为什么以谋反罪被杀？
在多年之后，邓艾是被冤杀，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了。
可是，对于邓艾，却一直没有公开给邓艾
【菜科解读】
在多年之后，邓艾是被冤杀，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了。
可是，对于邓艾，却一直没有公开给邓艾平反。
这是为什么呢? 多年之后，司马炎即位称帝，那时全国皆知邓艾是被冤杀。
有位叫做段灼的官员上书晋武帝司马炎，段灼列举了许多邓艾并未谋反的证据，希望司马炎公开为邓艾平反，肯定灭蜀的功劳，给邓艾的后代相当的封赏，让邓艾能够死而无憾。
接到奏折之后，晋武帝曾经私下表示，同意段灼的看法，但是却迟迟没有公开为邓艾恢复名誉。
为什么呢? 因为司马炎的心里也有苦衷。
当邓艾被污蔑谋反的时候，如何看待邓艾?司马昭此人多疑，但是对于邓艾的为人还是了解的。
邓艾在灭蜀之后确实有几分居功自傲，他曾经对蜀国群臣说：“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
如遇吴汉之徒，己殄灭矣。
”邓艾俨然把自己当成蜀汉群臣的救世主。
对于蜀汉大将，邓艾说：“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
”言语之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说到谋反，没有邓艾确实的罪证。
可是，许多时候君王对臣子，尤其是立下大功的臣子进行诛杀，不需要切实的证据。
蜀地偏远，魏军多年来又都是由邓艾率领，如果邓艾想要谋反的话，魏国就岌岌可危。
司马昭绝对不能容忍这样危险的敌人存在。
当钟会、卫瓘污蔑邓艾的报告呈上来之后，司马昭立刻下令捕杀。
当时的邓艾，就算是回到了京城，司马昭也绝不能容忍邓艾继续活着。
于是，当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卫瓘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
当段灼上书之时，司马昭虽然死去，魏国虽然被替代，但是利益集团却是一样。
司马炎自然明白老爸的心理。
为邓艾平反，就意味着老爸当初是冤杀邓艾，就意味着要和现在朝廷中因为灭蜀而取得高位的利益集团闹分裂。
反正邓艾已经死去，反正邓艾手下的亲信多已经死去。
不给一个死人，不给一个死了的利益集团平反，不会招来太大的祸患。
于是，司马炎采取了私下认可，但公开不表态的方式对待邓艾。
灭蜀第一功臣，身后凄凉，永远的被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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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让一代奇人诸葛亮绝后的三国最悲情第一次世界大战
诸葛亮出仕后大部分时间都征战在外，国事频繁的他不可能像平常父母一样整日对子女耳提面命，但这并不表示他就对儿女疏于管教，他经常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对子女进行劝诫教育，以治学之规、立身之道到接人待物、约制酒量，要言不烦、周密全面。
他教育子女要将修身和追求自我价值作为人生的首要准则。
当年他躬耕隆中时便立下管、乐之志，联系自身他深知志向对人的巨大指导作用，于是他要求子女“慕先贤”，立“高远之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这些引人向上的经验之谈对于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的。
在循循善诱的言传之外，诸葛亮更注重“正已教人”，即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去感染和熏陶自己的子女。
他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言必行、行必果”，以身作则、刚正不阿。
之下，子女们无形之中养成了一种极强的自我约束能力。
诸葛亮贵为蜀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却不愿去封妻荫子，反而“”，将儿子诸葛瞻派往深山峡谷中艰苦劳作。
他强调“勤以修身，”，决不利用自己身居高位来增殖私产，好让子女坐享其成。
他不贫不奢、家风淡泊历史上早有记载。
他不偏不袒、绝无溺爱，知道侄儿难当大任，主动要求将他调离。
在他病重期间写信告诉哥哥担心儿子诸葛瞻难成大器。
这些鞭策鼓励只为子女能够早日成才。
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回报，诸葛亮儿子诸葛瞻和诸葛尚尽忠报国、战死绵竹。
公元263年(景耀六年/炎兴元年)冬天，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奇袭阴平(今甘肃文县)，自景谷道攻入，诸葛瞻带领尚书张遵(之孙)、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羽林右部督李球(李恢之侄)督率军队前往抵抗，前锋部队被打败后，诸葛瞻率蜀军退守锦竹，邓艾遣使送信诱降诸葛瞻：“你如果愿意投降，我一定上表封你为琅邪王。
”诸葛瞻大怒，斩杀邓艾使者，率军出战。
战前，诸葛瞻悲愤地说道：“我于内不能除去黄皓，于外不能制衡，进军又不能守护国土，我有三罪，还有什么面目回去呢?!”于是坚守阵地准备决战。
这时，黄崇也激励将士，李球临阵授命，于是汉魏最后一战——绵竹之战爆发。
诸葛瞻在绵竹摆好阵势等待邓艾，邓艾派遣其子邓忠从右包抄，又派遣师纂从左包抄，结果两人都被诸葛瞻打败退回，报告说：“敌人难以击破!”邓艾大怒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什么不可以的!”要将两人斩首，于是两人再次出战，击败汉军，诸葛瞻、张遵等人战死。
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听说军败后，叹息说：“我们父子受了国家那么多的恩惠，而没有提早斩除黄皓，以致惨败，还有什么面目活下去呢?!”于是冲入阵内战死。
公元347年(永和三年)，史官常璩(《华阳国志》的作者)向西蜀长老考证，听说陈寿曾经在诸葛瞻手下任职时受辱，所以在《》中诬陷诸葛瞻，把不能阻止黄皓的过失归咎于诸葛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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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商业税为什么能位居古时候第一？
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北宋的商业税收超过了700万贯，如果算上国家专卖的收入，那么商业收入将就达到了5000万贯。
作为对比，宣德年间的商业税收仅有200万贯。
两宋时期，商业税收(包括专卖收入)的总量在大部分时间都超过了农业税，在高峰时期占据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5%。
为何北宋的商业税收如此之高呢? 一，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商业空前繁荣，过去坊市隔离的制度被打破了，城市到处都是买卖场所。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北宋以厢坊制来代替坊市制。
厢坊制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分区，是按照地区对市区内部进行分区管理。
由于农村商业发展，原本是农村集市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了城镇。
首次在县之下设镇。
962年，正式设立镇这一层行政机构。
三年后，又在镇中设立监镇，以负责镇的行政、治安、税务等事务。
根据《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统计，1077年，北宋商业税收(不算专卖收入)大约是762万贯，其中各州府占据49%，各县城占据27%，市镇也占据了24%。
当时全国的农业税也就2021万贯，可见商业税收在宋代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很高。
而明朝在弘治时的商税课钞共4619万贯，由于当时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实际上换算下来也就是13万两白银，北宋的一贯基本等于一两，如此计算，北宋的商业税收是的60倍。
二，北宋的商业税收较重 和五代相比，北宋的商业环境算是宽松了很多。
宋太宗曾下诏：“征算之条，当从宽简”。
关于北宋具体的商业税率，《文献通考》记载为“ 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干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也就是流通税是2%，交易税是3%。
另外，如果是官府需要的产品，官府会另外抽取十分之一。
北宋统一后并未废除原本军阀设立的关卡，而是将之保留下来，继续征收过境税(流通税)。
如果发生了长途贩运贸易，那必然会出现重复收税的现象。
宋代征税范围非常之广，如蔬菜、果品、鱼鸭等不是《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种类，但实际上却也是征税对象。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宋代征税的商品对象，那就是：只要进入市场的商品都有可能被征税，甚至还未进入流通流域的也会征税。
为了配合商税的征收，北宋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商税机构，其中四京设有商税院，地方设有商税务或税场。
根据统计，1077年之前，北宋官设商税务多达1846处，到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处，平均每县有1.6处商税务。
作为对比，明朝的税课司局只有400多处。
三，北宋专卖制度达到了顶峰 榷酒的收入，在财政中也非常重要。
早在时期，榷酒收入就占据唐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到了仁宗年间，榷酒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498万贯，是唐朝的10倍左右。
宋朝在全国设置了1800个酒务，负责酒的专营。
在乡镇则允许自酿酒，但需要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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