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等级森严 楚国为什么会越级称王
然后呢? 你们就给一个“科长”当，还管我叫“楚科长”
【千问解读】
然后呢? 你们就给一个“科长”当，还管我叫“楚科长”。
，子爵，五等爵中的倒数第二级。
这还不算完，你们还管我叫蛮夷。
我可是伟大的楚国啊!周天子和华夏诸侯，你们这么操作，让我情何以堪?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子事文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子爵的身份效命周文王;一种是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
最好取第二种，即楚白丁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西伯昌。
周文王，是死后谥号。
周文王，生前是商王的诸侯。
所以，他没有资格封楚白丁为“楚科长”，即子爵。
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
我家老祖宗穷得叮当山响。
即便如此，还是“以共御王事”了。
然后呢? 真把“科长”不当干部了，“而周无分器”。
册封诸侯，周天子要赐予诸侯一套青铜器。
但是，楚国这个子爵诸侯，却没给分。
成王盟诸侯於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周成王在岐山之南大会诸侯。
诸侯们一一入场，然后鼎中有肉、樽中有酒，你们饮酒歌舞。
但是，我家祖宗“楚科长”，去干啥了? “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负责摆桌签、做会服。
这还不算完，后来连会场都不让进，与鲜牟君去看火炬了。
周天子的诸侯大会盟，我们楚国连名字都不配出现在盟书里。
这也太欺负人了。
关键是你们华夏诸侯，张嘴还叫科长、闭嘴就骂蛮夷了。
楚蛮、楚蛮，就这么被你们给叫响的。
如果楚国一直怂，也就罢了。
但是，筚路蓝缕的楚蛮夷竟茁壮成长了。
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
到了首领熊渠这任“楚科长”，楚国终于可以争口气了。
这时候，谁不服就揍谁，这就是楚国的逻辑。
因为这个窝囊气憋得实在太久。
但是，楚国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子爵“科长”的身份。
说好听点儿，华夏诸侯把你楚国算在体制内，称你一声“科长”，你楚国得听着;说不好听的，华夏诸侯都不算你在体制内，称你一声“村长”，你楚国也得听着。
于是，熊渠终于霸气了一把。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从今以后，我不再叫楚“科长”，而要当楚王。
但是，当王还不解气，矫枉必须过正，我熊渠的三个儿子全都当王，而我就是王他爹、王中王。
然而，。
周厉王出世了。
这家伙是个暴君。
暴君的特点，自然是暴，不仅对内残暴，而且对外更残暴。
这一代周天子，就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主。
于是，熊渠怂了，赶紧撤销王号，继续自称“科长”。
但是，这种自卑的草已经种下了。
历代楚国国君，一直摆脱不了的心理阴影，就是三个字：没面子。
国君已经处于金字塔最顶端了，还会没面子吗?当然会。
这个金字塔最顶端，只是国内的。
但国君一定要放眼“国际”，在当时就是诸侯之间。
所以，诸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诸侯们都要在这个圈子里比。
楚国也不例外。
每次诸侯大会，别人都是宋公、齐侯、郑伯，然后楚国呢?竟然是楚子。
这也太难听了。
有比楚子更难听的吗?公侯伯子男，还有男爵一级，比如许国就是男爵。
但，问题是你要看体量、看实力。
许国的体量，那就是一个乡;而楚国的体量，那必须是几个省。
所以，楚国肯定不服，不服就要搞事情。
现在可以不搞，将来必须要搞。
又过了几代人，到了熊通这一代君主，楚国准备再努力一下。
三十五年，楚伐随。
随曰：“我无罪。
”楚曰：“我蛮夷也。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
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 随国，是周天子的同。
所以，在诸侯里面，随国是流淌蓝血的贵族诸侯，是侯爵。
楚国打随国，随国立即疯了：我没招你也没惹你更没办错事，你打我干吗? “楚科长”笑了笑，说：我打你，不是因为你犯错了，而是我有事相求。
这就是楚国的逻辑，跟华夏诸侯相处，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打。
楚国求随国干什么?求随侯在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给自己提升一下级别，当不了部长、局长，当个处长也行，别再让自己当科长了。
随国是小国，惹不起楚国，于是赶紧向周天子建言：请尊楚。
简单说就是：大族长、天子哥，你提拔一下楚国吧。
但是，周天子不同意：他楚国就是“科长”的命，生生世世、子子孙孙也就是个科长，让他死了这份心。
然后，楚国彻底怒了。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熊通先是追溯历史：我家祖宗对得起周王室;再是痛斥不公：我就配当个“科长”吗? 关键是这句话“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
为啥周天子不给楚国国君加位? 除了级别上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还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距离上的五服，即甸侯宾要荒。
甸服、侯服、宾(绥)服、要(yāo)服、荒服，主要是根据与王畿的距离远近进行的划分。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中距离越近，对周天子的义务越重。
其中的甸服，大概率属于畿内诸侯，直接服务于周天子。
天子征伐，简单说就是出去揍人，主要是畿内诸侯出兵出将。
，戏的也就是这伙诸侯，而不是畿外诸侯的、和楚国。
而五服中距离越远，则对周天子的义务越轻。
最近的每天都要来上朝，较近的每月一趟报告，稍远的每年一次进贡，再远的和很远的，也就那么回事了。
即所谓：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楚国在哪里? 大体属于要服和荒服，或者就是荒服。
而按照宗法礼制，荒服的国君，统统都是子爵。
简单说，这是规定，处于荒服的一视同仁，都是科级干部，楚国也不例外。
所以，楚科长熊通只能痛骂制度无情，而不能大骂周天子薄情。
但是，他还是可以骂周天子太僵化。
都啥时候了?你没看到我已经吊打天下了吗?我这种实力的国君去开会，还能再给你们摆桌签、做会服吗? 于是，“我自尊耳”。
从熊通这一代开始，楚国国君正式称王。
熊通死后，谥号为。
熊通的儿子继续称王，死后谥号。
从此以后，楚国国君世代称王。
楚武王自尊称王的时间是公元前704年。
这时候是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
楚国虽然称王了，但华夏诸侯并不买账。
史书还是继续称楚子，就叫你“楚科长”。
甚至，有时候更过分，连楚懒得叫，而是直接称楚人，把楚国国君从“楚科长”降级为“楚白丁”。
而在国内，楚王肯定很享受。
因为楚国百姓自然称自家国君为王。
那其他诸侯呢? 对外还是按照周天子给的名分，是公称公、是侯称侯。
这个不能乱，因为咱们跟楚蛮不一样。
但这是对外，那在内呢?本国老百姓一定要给国君戴高帽，不管是公是侯还是伯子男，一律就高不就低，必须称公。
所以，史书《春秋》，不管啥时候都要称鲁国国君为公。
同理，齐国史书自然称齐侯为公，史书自然也称魏侯为公。
而楚国之所以非要搞特殊越级称王，在华夏诸侯看来，这是因为蛮夷耍流氓了。
但是，打不过，所以也就不跟楚国计较了，或者说不敢跟楚国计较。
但在楚国看来，这是因为制度的恶，荒服就要当“科长”吗?还是因为你们的傲，蛮夷就不能华夏吗?于是，一以贯之的感情基调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生气了，不玩了，然后我们楚国怎么开心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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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统治者到底做了什么制度 为什么会成为科举的鼎盛时期呢
是古代平民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起始于隋唐、发展于，但是真正把科举制度发扬光大的朝代却是明朝。
或许你会想到明朝的“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那为何科举制反而在明朝发展到鼎盛期呢?这就要说说洪武末期的一个科举案子，和明朝前几任对科举取士的进一步改制和完善。
对于科举制的起源时期，历史学家对此，有人认为是起源于，因为时期开创了读书人通过考试博取功名的先例;而有人认为是起源于，因为隋朝的考试选官并没有形成永制，而是依然使用。
但是不管怎样，科举取士在隋唐时期只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因为唐朝科举每次录取的名额人数非常少，几人到几十人不等，远远没法满足整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对“新鲜血液”的需求。
所以说唐朝还没有彻底把科举取士当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只能说此时期的科举制是一个尝试期。
唐朝科举录取名额很少 到了宋朝的时候，虽然科举制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对科举考题却没有形成一个规定，然后自始至终的使用，而是中间多次更改考试规则，所以说宋朝的科举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阶段。
另外，宋朝的考生通过殿试得中后就可以直接做官，这一点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考生此前都是埋头苦读的，如果分在一般岗位上或许可以胜任，但是分到特殊岗位上，比如水利职位，那就很难说了。
这就导致宋朝选官因为少了一些限制，而使得官员素质不高。
宋朝科举选官过冗过滥 到了元朝，科举制几乎成了摆设，完全不被中央政府重视，反而成了元政府打压汉人的一个手段，因为在录取进士的资格上，蒙古人和色目人要多出汉人许多;而且汉人的考题难度也要难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少。
所以在此时期，科举制处于一个中落时期。
而到了明朝，对科举取士做了进一步的改制，这次改制和前朝相比，有三个地方改动较大： 一、扩充录取名额 唐宋元三朝，每一次录取人数少的时候仅有几人，多的时候也不过百人左右。
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每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人数基本都在一百五十人以上。
明朝科举增加了录取名额 二、确定了八股取士制度 关于八股取士，现代人看来是禁锢考生思想的答题形式，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这只是一个择优录取的手段。
他认为只有八股文写得好，才有当官的资格，如果考生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怎么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呢?这一点就如同当今的高考，虽然考试的科目知识在以后参加工作时根本用不到，但是这却是看一个学子是否天赋过人;是否有着值得继续深造的价值。
三、选拔朝廷高级官员的考核更加严格 明以前的进士都是可以直接做官的，地方职务和中央部委岗位都是有可能的。
而到了明朝，考生中进士后想要被分配到朝廷重要岗位(比如想进入帝国核心机构内阁任职，必须是出身)，还需要进一步的参加考试。
殿试第一甲为前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做岗前培训;而第二和第三甲则需要再次考试，考中的成为，没有考中的则直接分配到地方或做一个小官。
而庶吉士再学习三年，三年后参加考试，通过的被分配到翰林院，没有通过的就分配到地方或六部。
所以说，八股取士并不完全影响国家对高素质官员的选拔，因为处于帝国权力核心的官员都是经过专门的岗前培训的。
就好比今天的高考考生还需要在大学主修一门专业，毕业后才能参加工作一样。
朱元璋对科举改革的三大点 这三点就是朱元璋对科举取士的重要改制，但是这还没有进一步的彻底完善科举制度，而促使后来继任皇帝完善这一制度的，则与一件科举案件有关。
这个案件就是洪武年间有名的“”。
事情的起因是，在洪武三十年二月举行的殿试之后，录取的进士有51人，但全部都是南方人，故称之为“南榜”。
于是就有御史上奏，说主考官舞弊专门不录取北方人，而只录取南方人。
朱元璋得知后，立刻严查，抓捕了相关官员，然后在当年六月重新举行殿试，之后又扩招了61人，全部是北方人，故称为“北榜”。
其实在此案件中，主考官并没有舞弊，而是北方考生的能力确实不如南方考生。
这是因为自开始，到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造成南方重视商贾教育、而北方则更重视军事。
所以洪武三十年二月的殿试才会出现中榜者尽皆南方人的情况，而后来朱元璋为了补偿北方学子，才再次扩招名额录取了部分北方考生。
洪武末期的南北榜案 朱瞻基采用了南北中分卷录取方式，彻底完善了古代科举制 虽然此次朱元璋已经意识到了南北教育程度的不同，势必影响官员的选拔会出现地域不平衡的现象，但是他却没有借机进行录取改制。
而后来的和相继登基，也没有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
直到继位，他听取了大臣的建议，区分南北地区分别录取会试考生，但是未经执行就驾崩了。
后来朱瞻基继位后，就采取这一建议对会试考题加以分别，分为南卷和北卷，即南方录取名额占60%，北方占40%。
后来又进一步的完善，改为南方占55%、北方占35%、中部占10%，此南北中分卷录取方式遂成为明朝科举取士永制。
朱瞻基采用南北分卷录取方式 经过朱元璋时期对科举的改制和朱瞻基的进一步完善，使得明朝的科举成为古代科举制的鼎盛时期，后来的也是完全沿用这种方式。
其中尤其是南北中分卷录取的方式，更是科举取士的一大改革，使得科举制度对全国考生更加公平，而且这一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如果把当今高考比作古代科举的话，南北中分卷是第一次大改革，那么这几年的新高考3+3改制，就是第二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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