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等级森严 楚国为什么会越级称王

然后呢? 你们就给一个“科长”当,还管我叫“楚科长”
【千问解读】
然后呢? 你们就给一个“科长”当,还管我叫“楚科长”。
,子爵,五等爵中的倒数第二级。
这还不算完,你们还管我叫蛮夷。
我可是伟大的楚国啊!周天子和华夏诸侯,你们这么操作,让我情何以堪?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子事文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子爵的身份效命周文王;一种是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
最好取第二种,即楚白丁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西伯昌。
周文王,是死后谥号。
周文王,生前是商王的诸侯。
所以,他没有资格封楚白丁为“楚科长”,即子爵。
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
我家老祖宗穷得叮当山响。
即便如此,还是“以共御王事”了。
然后呢? 真把“科长”不当干部了,“而周无分器”。
册封诸侯,周天子要赐予诸侯一套青铜器。
但是,楚国这个子爵诸侯,却没给分。
成王盟诸侯於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周成王在岐山之南大会诸侯。
诸侯们一一入场,然后鼎中有肉、樽中有酒,你们饮酒歌舞。
但是,我家祖宗“楚科长”,去干啥了? “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负责摆桌签、做会服。
这还不算完,后来连会场都不让进,与鲜牟君去看火炬了。
周天子的诸侯大会盟,我们楚国连名字都不配出现在盟书里。
这也太欺负人了。
关键是你们华夏诸侯,张嘴还叫科长、闭嘴就骂蛮夷了。
楚蛮、楚蛮,就这么被你们给叫响的。
如果楚国一直怂,也就罢了。
但是,筚路蓝缕的楚蛮夷竟茁壮成长了。
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
到了首领熊渠这任“楚科长”,楚国终于可以争口气了。
这时候,谁不服就揍谁,这就是楚国的逻辑。
因为这个窝囊气憋得实在太久。
但是,楚国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子爵“科长”的身份。
说好听点儿,华夏诸侯把你楚国算在体制内,称你一声“科长”,你楚国得听着;说不好听的,华夏诸侯都不算你在体制内,称你一声“村长”,你楚国也得听着。
于是,熊渠终于霸气了一把。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从今以后,我不再叫楚“科长”,而要当楚王。
但是,当王还不解气,矫枉必须过正,我熊渠的三个儿子全都当王,而我就是王他爹、王中王。
然而,。
周厉王出世了。
这家伙是个暴君。
暴君的特点,自然是暴,不仅对内残暴,而且对外更残暴。
这一代周天子,就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主。
于是,熊渠怂了,赶紧撤销王号,继续自称“科长”。
但是,这种自卑的草已经种下了。
历代楚国国君,一直摆脱不了的心理阴影,就是三个字:没面子。
国君已经处于金字塔最顶端了,还会没面子吗?当然会。
这个金字塔最顶端,只是国内的。
但国君一定要放眼“国际”,在当时就是诸侯之间。
所以,诸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诸侯们都要在这个圈子里比。
楚国也不例外。
每次诸侯大会,别人都是宋公、齐侯、郑伯,然后楚国呢?竟然是楚子。
这也太难听了。
有比楚子更难听的吗?公侯伯子男,还有男爵一级,比如许国就是男爵。
但,问题是你要看体量、看实力。
许国的体量,那就是一个乡;而楚国的体量,那必须是几个省。
所以,楚国肯定不服,不服就要搞事情。
现在可以不搞,将来必须要搞。
又过了几代人,到了熊通这一代君主,楚国准备再努力一下。
三十五年,楚伐随。
随曰:“我无罪。
”楚曰:“我蛮夷也。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
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 随国,是周天子的同。
所以,在诸侯里面,随国是流淌蓝血的贵族诸侯,是侯爵。
楚国打随国,随国立即疯了:我没招你也没惹你更没办错事,你打我干吗? “楚科长”笑了笑,说:我打你,不是因为你犯错了,而是我有事相求。
这就是楚国的逻辑,跟华夏诸侯相处,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打。
楚国求随国干什么?求随侯在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给自己提升一下级别,当不了部长、局长,当个处长也行,别再让自己当科长了。
随国是小国,惹不起楚国,于是赶紧向周天子建言:请尊楚。
简单说就是:大族长、天子哥,你提拔一下楚国吧。
但是,周天子不同意:他楚国就是“科长”的命,生生世世、子子孙孙也就是个科长,让他死了这份心。
然后,楚国彻底怒了。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熊通先是追溯历史:我家祖宗对得起周王室;再是痛斥不公:我就配当个“科长”吗? 关键是这句话“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
为啥周天子不给楚国国君加位? 除了级别上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还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距离上的五服,即甸侯宾要荒。
甸服、侯服、宾(绥)服、要(yāo)服、荒服,主要是根据与王畿的距离远近进行的划分。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中距离越近,对周天子的义务越重。
其中的甸服,大概率属于畿内诸侯,直接服务于周天子。
天子征伐,简单说就是出去揍人,主要是畿内诸侯出兵出将。
,戏的也就是这伙诸侯,而不是畿外诸侯的、和楚国。
而五服中距离越远,则对周天子的义务越轻。
最近的每天都要来上朝,较近的每月一趟报告,稍远的每年一次进贡,再远的和很远的,也就那么回事了。
即所谓: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楚国在哪里? 大体属于要服和荒服,或者就是荒服。
而按照宗法礼制,荒服的国君,统统都是子爵。
简单说,这是规定,处于荒服的一视同仁,都是科级干部,楚国也不例外。
所以,楚科长熊通只能痛骂制度无情,而不能大骂周天子薄情。
但是,他还是可以骂周天子太僵化。
都啥时候了?你没看到我已经吊打天下了吗?我这种实力的国君去开会,还能再给你们摆桌签、做会服吗? 于是,“我自尊耳”。
从熊通这一代开始,楚国国君正式称王。
熊通死后,谥号为。
熊通的儿子继续称王,死后谥号。
从此以后,楚国国君世代称王。
楚武王自尊称王的时间是公元前704年。
这时候是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
楚国虽然称王了,但华夏诸侯并不买账。
史书还是继续称楚子,就叫你“楚科长”。
甚至,有时候更过分,连楚懒得叫,而是直接称楚人,把楚国国君从“楚科长”降级为“楚白丁”。
而在国内,楚王肯定很享受。
因为楚国百姓自然称自家国君为王。
那其他诸侯呢? 对外还是按照周天子给的名分,是公称公、是侯称侯。
这个不能乱,因为咱们跟楚蛮不一样。
但这是对外,那在内呢?本国老百姓一定要给国君戴高帽,不管是公是侯还是伯子男,一律就高不就低,必须称公。
所以,史书《春秋》,不管啥时候都要称鲁国国君为公。
同理,齐国史书自然称齐侯为公,史书自然也称魏侯为公。
而楚国之所以非要搞特殊越级称王,在华夏诸侯看来,这是因为蛮夷耍流氓了。
但是,打不过,所以也就不跟楚国计较了,或者说不敢跟楚国计较。
但在楚国看来,这是因为制度的恶,荒服就要当“科长”吗?还是因为你们的傲,蛮夷就不能华夏吗?于是,一以贯之的感情基调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生气了,不玩了,然后我们楚国怎么开心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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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统治者到底做了什么制度 为什么会成为科举的鼎盛时期呢
是古代平民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起始于隋唐、发展于,但是真正把科举制度发扬光大的朝代却是明朝。
或许你会想到明朝的“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那为何科举制反而在明朝发展到鼎盛期呢?这就要说说洪武末期的一个科举案子,和明朝前几任对科举取士的进一步改制和完善。
对于科举制的起源时期,历史学家对此,有人认为是起源于,因为时期开创了读书人通过考试博取功名的先例;而有人认为是起源于,因为隋朝的考试选官并没有形成永制,而是依然使用。
但是不管怎样,科举取士在隋唐时期只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因为唐朝科举每次录取的名额人数非常少,几人到几十人不等,远远没法满足整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对“新鲜血液”的需求。
所以说唐朝还没有彻底把科举取士当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只能说此时期的科举制是一个尝试期。
唐朝科举录取名额很少 到了宋朝的时候,虽然科举制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对科举考题却没有形成一个规定,然后自始至终的使用,而是中间多次更改考试规则,所以说宋朝的科举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阶段。
另外,宋朝的考生通过殿试得中后就可以直接做官,这一点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考生此前都是埋头苦读的,如果分在一般岗位上或许可以胜任,但是分到特殊岗位上,比如水利职位,那就很难说了。
这就导致宋朝选官因为少了一些限制,而使得官员素质不高。
宋朝科举选官过冗过滥 到了元朝,科举制几乎成了摆设,完全不被中央政府重视,反而成了元政府打压汉人的一个手段,因为在录取进士的资格上,蒙古人和色目人要多出汉人许多;而且汉人的考题难度也要难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少。
所以在此时期,科举制处于一个中落时期。
而到了明朝,对科举取士做了进一步的改制,这次改制和前朝相比,有三个地方改动较大: 一、扩充录取名额 唐宋元三朝,每一次录取人数少的时候仅有几人,多的时候也不过百人左右。
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每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人数基本都在一百五十人以上。
明朝科举增加了录取名额 二、确定了八股取士制度 关于八股取士,现代人看来是禁锢考生思想的答题形式,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这只是一个择优录取的手段。
他认为只有八股文写得好,才有当官的资格,如果考生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怎么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呢?这一点就如同当今的高考,虽然考试的科目知识在以后参加工作时根本用不到,但是这却是看一个学子是否天赋过人;是否有着值得继续深造的价值。
三、选拔朝廷高级官员的考核更加严格 明以前的进士都是可以直接做官的,地方职务和中央部委岗位都是有可能的。
而到了明朝,考生中进士后想要被分配到朝廷重要岗位(比如想进入帝国核心机构内阁任职,必须是出身),还需要进一步的参加考试。
殿试第一甲为前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做岗前培训;而第二和第三甲则需要再次考试,考中的成为,没有考中的则直接分配到地方或做一个小官。
而庶吉士再学习三年,三年后参加考试,通过的被分配到翰林院,没有通过的就分配到地方或六部。
所以说,八股取士并不完全影响国家对高素质官员的选拔,因为处于帝国权力核心的官员都是经过专门的岗前培训的。
就好比今天的高考考生还需要在大学主修一门专业,毕业后才能参加工作一样。
朱元璋对科举改革的三大点 这三点就是朱元璋对科举取士的重要改制,但是这还没有进一步的彻底完善科举制度,而促使后来继任皇帝完善这一制度的,则与一件科举案件有关。
这个案件就是洪武年间有名的“”。
事情的起因是,在洪武三十年二月举行的殿试之后,录取的进士有51人,但全部都是南方人,故称之为“南榜”。
于是就有御史上奏,说主考官舞弊专门不录取北方人,而只录取南方人。
朱元璋得知后,立刻严查,抓捕了相关官员,然后在当年六月重新举行殿试,之后又扩招了61人,全部是北方人,故称为“北榜”。
其实在此案件中,主考官并没有舞弊,而是北方考生的能力确实不如南方考生。
这是因为自开始,到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造成南方重视商贾教育、而北方则更重视军事。
所以洪武三十年二月的殿试才会出现中榜者尽皆南方人的情况,而后来朱元璋为了补偿北方学子,才再次扩招名额录取了部分北方考生。
洪武末期的南北榜案 朱瞻基采用了南北中分卷录取方式,彻底完善了古代科举制 虽然此次朱元璋已经意识到了南北教育程度的不同,势必影响官员的选拔会出现地域不平衡的现象,但是他却没有借机进行录取改制。
而后来的和相继登基,也没有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
直到继位,他听取了大臣的建议,区分南北地区分别录取会试考生,但是未经执行就驾崩了。
后来朱瞻基继位后,就采取这一建议对会试考题加以分别,分为南卷和北卷,即南方录取名额占60%,北方占40%。
后来又进一步的完善,改为南方占55%、北方占35%、中部占10%,此南北中分卷录取方式遂成为明朝科举取士永制。
朱瞻基采用南北分卷录取方式 经过朱元璋时期对科举的改制和朱瞻基的进一步完善,使得明朝的科举成为古代科举制的鼎盛时期,后来的也是完全沿用这种方式。
其中尤其是南北中分卷录取的方式,更是科举取士的一大改革,使得科举制度对全国考生更加公平,而且这一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如果把当今高考比作古代科举的话,南北中分卷是第一次大改革,那么这几年的新高考3+3改制,就是第二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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