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对武则天有多重要？武则天的四个字揭示真相

其中统治者对养老的重视超过了唐代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唐大诏令集》规定老人可安排护工“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也就是说年纪超过80岁的老人，国家分配一个人来服侍，超过90岁的人，分配两个人服侍，超过100岁的，分配五个人来服侍，一切都是免费的，当然能活到80岁的人很少。

首先是皇帝举行的养老礼,文章对养老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养老对象、主要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随着皇权的加强,养老礼在唐代“只限于礼典条文实际上并不举行”。

其次,地府官员举行的乡饮酒礼也有尊老敬老的作用,文章说明了唐代举行乡饮酒礼的情况,乡饮酒礼的内容和作用 皇帝颁布的养老诏令,文章分析了唐代养老诏令颁布的时机和养老诏令对老年人的物质赏赐和精神封赏;唐代的家庭养老制度,指出家庭养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儿子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唐代政府还针对八十岁以上老人专门出台了“给侍制度”来保障其养老,此外,为保障家庭养老,唐代政府在法律、户籍等制度方面对有老人的家庭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唐代官员的致仕养老制度,主要分析了唐代官员致仕的条件,为了在官员中推行致仕,唐代政府一般通过提升官员的品阶等方式鼓励官员致仕,致仕官员通常可以享受半禄的待遇。

总体而言,相对于普通百姓,唐代官员致仕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好。

“养老在使之寿、富、贵”的观点,指出唐代养老制度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唐代养老制度对当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养老制度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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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推行的“一条鞭法”，和北宋“”、“”制度一样，都是中学历史教材里的“钉子户”。

这三项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土地”这一帝国和农民的命根子展开的，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帝国的运势。

特别是对大明帝国的一条鞭法，正反作用尤其明显，世人对其褒贬不一。

那么，一条鞭法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大明帝国的续命良方，还是催命的毒药? 帝国灭亡背后的真正“凶手” 大明帝国作为拥有1亿多人口、近百万官兵、GDP总量占当时全球近半的庞大帝国，竟然被人口区区百万、军队不过20万的满清所打败，让人难免唏嘘。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对此，莫衷一是。

这些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积弊难返说”。

大明帝国国祚近300年，官场腐败和党派之争，大臣们党同伐异、内斗不断，反而对整个王朝命运漠不关心，全社会也是虚伪腐败风气泛滥，民心尽丧，缺乏凝聚力。

第二类是“人格缺陷说”。

特别是皇帝刚愎自用、猜疑心重、又执著于虚名，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屡屡做出错误判断，比如与后金和两线作战，先杀死薊辽督师，后又杀死奉旨与后金秘密和谈的陈新甲，囚禁对李自成作战屡立战功的等等，最终铸成了灭亡的命运。

第三种是“气候变化说”。

指出末年正经历“小冰河期”，农作物减少，常年饥荒，流民四起，，酿成大规模动乱。

第四类是“赋税失衡税”。

认为明朝财政体制过于僵化，无法应付突发危机带来的财政开支飙升，单纯用加税的方式榨取民力，就像抱薪救火，越救越危。

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不得不说，土地赋税制度的落后，也是导致帝国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帝国得病了，“有病就得治” 帝国如果没有“病”，也就不会有一条鞭法。

大明帝国到了时期，已走过了200多年，就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需要打一剂强心针才能延续生命。

一个是“土地兼并失控”。

土地兼并问题，历来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并逃避赋税。

大批农民随之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直接导致了官府财政的枯竭。

举个例子，江苏吉水洪武年间有人口142207，到了嘉靖年间只有90710，人口流失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一个是“朝廷开支失控”。

一方面，由于要抵御北方的蒙古，边防养兵费用不断飙升。

另一方面，明代宗藩也就是皇族子孙后代的人数，比明初立国时增加了近百倍，这还不包括妻妾随从等人员，“宗禄”支出庞大，朝廷已供养不起，把整个帝国都吃穷了。

再一个是“贪污腐败失控”。

明初朱元璋为打击贪污，大施酷刑，官员们尚知收敛。

到了明中后期以后，贪腐之风横行。

大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被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0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200万两。

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

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边防、养兵、赈灾、治河等等都需要钱，可是朝廷已经拿不出钱来了，贪官污吏、地主士绅富得流油却一毛不拔，社会矛盾空前加剧。

如此下去，大明帝国就真的会垮台了。

于是，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一条鞭法，真的够“硬核” 《明史·食货志》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量地计，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悉并为一，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 大致意思就是：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

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

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一条鞭法”简化了程序，由县一级官府直接负责。

原来官府借助里长、社区活跃分子等民间征税员来配合征税，他们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放得宽松，对和自己疏远的人催逼得紧，弊端不小。

简化手续之后，则大大提高了征管效率，堵上了漏洞。

官民“双赢”局面初步形成 万历六年(1578年)，大明帝国全面施行一条鞭法。

由此带来的明显好处就是：朝廷有钱了。

短短几年间，帝国国库存银就达到5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德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

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竟有能力免除自隆庆元年以来各省拖欠的钱粮100余万两。

而且，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帝国能在万历年间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来。

一条鞭法还带来一条好处：农民劳役减轻了，人身奴役关系也有所削弱，农民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产品交易活动，刺激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一条鞭法”明文以银征税，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白银货币的流通。

明代万历以后，白银和铜钱并行，成为普遍的货币流通方式。

虽然一条鞭法好处多多，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这项改革成果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 封建制度下，“好经”也常常被“念歪”。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

当地官府常常打着各种幌子，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特别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大明进行为了弥补军饷不足，几次加税，每亩耕地加税九厘白银，相当于比平常年份增加了一倍还多。

到了崇祯年间，又以“剿饷”、“练饷”的名义加税，与辽饷合称为明末的“三饷”。

另外，因为按规定要交纳白银，而在碎银熔铸整银过程中就会产生所谓的“火耗”。

实际火耗约百分之一二，但官府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达到百分之二三，有时甚至更多，地方官府借机大肆敛财。

就是在粮食兑换白银环节上，农民也常常吃哑巴亏。

有些不法商人坐地起价，“银贵谷贱”，损失最终又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因此，一条鞭法同时也被称作“残民一条鞭”。

由于过度榨取了民间的财富，让民间失去了对抗灾年、自我修复的能力。

连续几个灾年过后，民生就会崩溃，造成大面积饥荒和社会动荡。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中原和西北连年大旱，农民几乎颗粒无收，却每年仍要负担五百多万两白银军饷，被迫卖儿卖女的时候，江南的苏杭、秦淮河却是一派的景象。

而面对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饥饿的农民，就连江南的富商大贾们，也变得出奇的冷漠。

也许，这就是“好花”结下的“恶果”。

结语： 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

一条编法看似良药，初期是有效的，但因为触动了地主士绅的既得得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反对，加之地方官府执行过程中误入歧途，农民受损严重，于是群起反抗。

因此，官民“双赢”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条鞭法便黯然退场，人心尽失，从而加速了帝国灭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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