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核心内容及历史转折

它在后金、清初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越发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走向消亡。

初创时，已经出现了议政制的雏形。

《清史稿》记载“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

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

”这可以算作“议政大臣”制度的萌芽。

努尔哈赤设议政大臣之初，其职能主要是听讼审判，处理女真族内部的民事纠纷。

可以说，议政大臣仅仅是努尔哈赤处理民事的助手，充任此职的人等级也比较低。

随着后金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务需要处理，加之统治者理政经验不足，所以努尔哈赤把议政大臣的地位和职能不断升级。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所谓的“八王共治”，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共同讨论决定。

天命八年（1623年），在八和硕贝勒之外，又设八大臣，负责勘察贝勒是非、议论国政得失和战事情形。

作为特设的中枢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形下，将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群策群力，举贤任能、罢斥奸臣，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做了政治架构层面的准备。

此时的后金政权仍属草创，依赖贵族亲王，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努尔哈赤而言，也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让步。

统治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有了相对固定的议政地点，参会成员也更加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权力在逐步走向弱势。

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设立，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国政的权限，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强权状态已明显缩小。

虽然此时“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性质仍然未变，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但其权势始终在之下。

大凡军国大事，都须由皇帝裁决。

实际上，这种改变反映出皇太极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共治国政的抵触，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的权势，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如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按月分值的制度，剥夺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1630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大贝勒也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降为一般贝勒。

这样一来，皇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皇太极南面独坐，诸王大臣唯皇太极命是从。

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

皇太极死后，摄政，独当大权，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限制王公干政，进一步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集权统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

亲政后，有议政资格的王公大臣、贝勒贝子的势力得到恢复并壮大。

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进入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职掌权限也显著扩大。

举凡封藩建制、出师征伐、决科断狱、礼聘嗣典等，都在议处之列。

同时，汉人范文程、安达礼、宁完我等后受命为议政大臣。

这种调整有利于缓和满汉关系，稳定政局。

但是，从顺治某些政治举动，如削弱亲王贵族权力、亲掌上三旗等来看，流露出其对皇权被分割这一状态的不满与抗争。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消亡的时期。

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挑选亲入值，使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亲自控制的核心机要秘书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核心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权。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实施高度集权的关键步骤。

加之康熙一并采用了“内阁”“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中枢决策方式，同时重用皇子，使得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被架空。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在位期间，奏折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通过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大批地方官可以向皇帝直接报告，使得进一步抛弃满族早期民主共议制成为可能。

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承旨遵办军政事务。

同时，创建朱批密折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所，虽然名义上继续存在，但实际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出巡、旗务及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

至此，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颁布上谕，“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连具虚衔的可能都没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一律向皇帝集中。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军事民主的原始氏族遗风在政权机构中的反映，它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参与国政的制度，肇始于满清政权创设之初，体现了满洲统治者“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排他性。

它伴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的政治变迁而发展变化，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和君主专政集权体制的加强，集体议政、权力分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必然走向衰亡。

一起一落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从强势走向式微，也预示了清王朝鼎盛之时，便是议政制消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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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在苦思多日后，他创立了一个“拜上帝会”，并且，其中，“拜上帝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指导理念。

然而，最后，他却后来公开宣布放弃了这一核心指导思想。

那么，这就究竟是咋回事呢? 一方面，天王洪秀全的私心太重，当时，仅仅在刚刚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后，他的心里就已经认为是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应该赶紧当了。

所以，他竟然在就在攻克南京前的第17天，站在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之上，特别郑重地颁发了一道“男女界限”的必须严分的诏令，即:“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

”然后，又用了四个“斩不赦”来彻底限制了身边妇女与外界的联系。

显然，这其实就是他的一次自我否定，再次将妇女的地位放到了男性的地位之下。

甚至，还规定妇女即使出门也都要用纱巾蒙面。

另一方面，在他将妇女地位放低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后妃定位为88个，但后来实际上，他拥有的后妃至少也多达几百个。

比如，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在金田起义的初期，他就娶了美妃15人;到一年之后，他又娶了36个女人;等到湖南道州后，他又接纳了投降的官员“进献”的美女多达数人;此后，等到南京建都后，从正式建立政权开始，他就不断地娶媳妇，以致于后来，他到底有多少个媳妇，估计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总之，正是因为他如此目光短视，又胸无大志、争权夺利、荒淫享乐，放弃了男女平等、人与人平等的核心指导思想，才导致了的最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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