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 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
当今社会，一般来说30岁左右还没结婚的被称为“剩男”“剩女”，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没有所谓
【菜科解读】
当今社会，一般来说30岁左右还没结婚的被称为“剩男”“剩女”，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没有所谓生活压力以及晚婚潮流的宋代，同样有不少“剩男”，相对于当时正常情况下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许多男子过了适婚年龄却依然没有结婚，成了“剩男”。
这类男子以读书人居多，因为，“读书改变命运”啊。
本来十七八岁就要步入婚姻生活的，但一些有志青年偏偏要执着于功名。
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录取人数增多 科举制兴起于隋代，到宋代逐渐发展完善。
大宋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重文轻武，以文人治国。
因此官吏的需求量大增，而科举取士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的科举制已经相当规范与公平了。
如：不准在朝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对试卷实行“糊名”“誊录”，防止作弊;主考官临时差遣，年年更换，并实行“锁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试前，就会被困在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录取人数和隋唐时期差不多，太祖时候每举进士大概就只有一二十人。
后来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与科举制度的完善，自太宗始，科举考试和录取人数便逐步增加，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录取人数就开始达到每举一二百左右，而诸科的录取人数则更多。
为了提升士子的荣耀感，加强忠诚度，北宋科举殿试结果出来之后，不仅要发榜，合格进士还需要集于殿试之所接受的临轩唱名的仪式，这种仪式又称“唱第”或“传胪”。
雍熙二年首次唱名仪式举行时，正奏名进士有“梁颢已下一百七十九人”，梁颢为状元，也就是说一共180人，太宗“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
” 后来随着录取人数增加，真宗时，进士榜分为三甲五等，一甲(第一、二等)赐及第，二甲(第三等)赐出身，三甲(第四、五等)赐同出身。
此后，在科举录取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皇帝逐一呼名赐第工作量太大。
北宋中期后的唱名，一般是皇帝临轩呼出前三名姓名并叩问其乡贯等事后，随后由宰相和中书侍郎按甲次呼余下进士姓名，再由军头司卫士高声传呼入殿内，按甲次赐予及第、出身或同出身。
录取人数的增多，让许多下层读书人看到希望。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量读书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统治机构。
像、等人出身都是比较低的，后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宋代官户的“特权”对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 在宋代科举进士及第就意味着可以做官了(科举及第后还要参加吏部选官考试)。
而成为官户，就代表进入了新的阶层。
并且在宋代，为了加强官员的忠诚度，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优厚的俸禄自不必说。
除此之外，官户还拥有一些“特权”： 在政治上，高中级官僚可以通过“恩荫”帮助子孙、亲属步入仕途;官户犯罪可以减刑或赎刑，甚至可以去官免罪(即“官当”)。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在文化上，按官品高低，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的学校，享受特殊的教育。
可见，宋代官员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既然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高中名额相对于参与人数还是有限的，因此赶考走仕途是许多学子的终极目标。
苦读求取功名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许多大龄未婚青年，但是一朝得中，这些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
一朝考中进士，啥都能配齐，为考科举耽误结婚算什么。
有诗为证： 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皇帝的话自然，这些诗句句属实。
正所谓“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丝毫不夸张。
新科状元很受欢迎，没错，说的正是在婚恋市场很抢手。
根据《古今笑史》：“唐人榜下择婿，号脔(音同‘峦’)婿。
”热乎的新进士名单刚出炉，王亲贵胄们就急着从中物色女婿，即“榜下捉婿”。
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普遍了，不仅是高官显贵们及时到科举榜下抢“女婿”，许多富豪乡绅争着与他们联姻。
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户“特权”导致新科进士抢手之外，还要考虑到，宋代已经消亡，要想长久显贵，还须借助科举的力量。
与豪门望族联姻并非就是最优的选择，攀上科举及第者也是稳赚不赔的打算。
从“榜下捉婿”也可窥见当时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正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下层读书人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女嫁士人”同样成为当时的潮流。
高邮富商徐成甫，“金钱邸第甲于一乡”，将女儿嫁给同乡士子秦观，并感叹说：“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
” “女嫁士人”甚至成为家训，如刘克庄就以“男传家学，女嫁士人”为家训。
达官显贵与富豪乡绅积极向进士们抛出橄榄枝 达官显贵们在张榜唱名日摩拳擦掌、围观择婿。
可以说，这类女婿与岳丈家族是互利的，显贵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进士成为宰相或其他显贵的女婿，进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北宋宰相的女婿是宏词科出身的，后来官至宰执的富弼的女婿又是的冯京。
冯京于皇佑元年中状元，年轻未婚，又风度翩翩，很快成了热门女婿候选人。
甚至引起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假传圣旨，又以财富相诱。
还有位张耆更加丧心病狂，不仅送大礼，而且带领手下对冯京进行围堵，软硬兼施。
不过冯京都拒绝了，他选择做富弼的女婿，后来官至。
王拱辰与欧阳修是“同一届”考生，后来阴差阳错地都做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
王拱辰妻死，薛奎又把小女嫁给他，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嘴贱的欧阳修就戏言：“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 还有一些人怕当天抢不到，就提前预约，即选择一些尚未及第的举人做婿。
当然，这需要很好的眼光。
宰相看中王沂公的才华，并断定他日后定能高中，于是定他为婿，后来王沂公“唱名果在第一”。
《吾辈宋朝猫》版榜下抓婿 富豪乡绅们“榜下捉婿”的阵势丝毫不弱于那些达官显贵。
一些富商为拉拢新科进士，不惜重金。
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有：“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做我家女婿吗?会得到很多钱的那种! 商人争与士人联姻，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商业与士、农、工业等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的资格，成为封建国家法定的“四民”之一。
但是与官户相比，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且长期的社会偏见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许多人对商人依然轻视。
以及宋代统治者在长时间都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
对商户的扣税比较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府还对盐、茶、酒、香药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
商人们与官僚联姻，就可以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者得到一些专卖商品。
但是商人与世家大族联姻还是有难度的，而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羽翼未丰，需要资助，结为姻亲的可能性较大。
且商人嫁女往往嫁奁丰厚，从万缗到千缗不等，这对于士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诱惑。
饶州安仁书生连少连，被富家看中，萧家请媒人求婚，连少连却没有意愿。
媒人就劝：“终岁辛苦，所获几何!今萧女奁具万计，及早成婚，即日化穷薄为富豪。
” 与商户联姻，对于一些寒窗苦读的士子来说，很香的选择。
“榜下捉婿”并不仅仅是闹剧 达官显贵也好，富豪乡绅也罢，必须承认，“榜下捉婿”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的科举及第者身价大增，婚姻上也由原来的“剩男”转为人人羡慕的豪、贵门女婿，整个人生也很快实现了逆袭。
真正的“读书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虽然为求取功名，不少士子就此被“剩”了下来，但是如果中得进士，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应有的一切。
“读书改变命运”，是把双刃剑。
同样地，在“榜下捉婿”风潮的影响下，登第进士为了前途会自主选择与官僚或富商联姻，有时甚至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对科举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但“榜下捉婿”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成为宋代社会许多人的共识，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而“榜下捉婿”恰似一种“奖励机制”，不仅加大了读书的“诱惑力”，而且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所属学校虽日益增收学员，但仍满足不了更快增长的教育需要，而且各地生员不可能全部都来京师学习，于是州县学便应运兴盛起来。
北宋时曾三次兴学，主要就是兴州县之学。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主持的熙宁兴学、主持的崇宁兴学都是如此。
宋代私人办学也兴盛起来，一些士大夫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筑书院，讲学收徒。
四大书院即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很好地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凡此种种，使得宋代的文化愈加繁荣。
当然，一些商人通过与进士联姻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他们从商的积极性，从而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百年风范的清河崔氏，靠门第入仕，凭读书从政
崇佛的年代,他们吸纳佛学;崇尚的时候,他们又转而在经学、文学中游弋,时刻保持家族的文化地位。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清河崔氏的千年传承中,一直贯穿始终。
“天下崔姓是一家,团结和谐秀中华。
诗书勤耕读,仁爱慈善让。
”清河崔氏后人崔相臣在赠给同村人崔之文的这块匾上,写下了自己对家族千年积淀的理解。
作为中古时期的豪族,清河崔氏的地位一度堪比帝王,后来虽然失去了门阀制度的庇护,但仍然能让家传文化相继。
崇佛的年代,他们吸纳佛学;崇尚科举的时候,他们又转而在经学、文学中游弋,时刻保持家族的文化地位。
姜太公的后裔连公主都嫁不进来 初冬时节,临淄姜太公祠内,依旧是松柏茂密,绿意盎然。
崔氏先祖之碑前,中华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华崔氏统谱主编崔相臣介绍,崔氏的太始祖为开国国君姜太公。
太公助周文王武王灭商,以首功封于齐国。
齐国首都临淄也因此成为崔氏后人心中的发源地。
崔相臣表示,崔氏始祖为太公嫡孙季子。
太公传位于其子,丁公去世后,应当有嫡子季子继位,但是季子仁爱,让国于庶弟叔乙即。
季子则来到封地崔邑这个地方,此后在此生活,季子后人就以邑为姓,崔氏从此形成。
不仅崔姓是姜太公后裔,还有诸如姜、吕、丘、丁、许、谢、纪、高、章、贺、柯、卢、薄、赖、连等诸多姓氏都是太公后裔。
“天下崔氏是一家”,崔相臣介绍,今年的纪念姜太公诞辰3153周年祭礼,众多崔氏后人从各地赶来参加。
因为季子有让国之美名,其后裔多为齐国公卿,是当时的公卿世家之一。
崔氏的前几代人,大多,直到这一代,才开始在齐国朝堂之上发声。
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为齐国执政。
齐灵公时曾率军伐郑、秦、鲁、莒等国,灵公病危,迎立故太子()。
他在齐执政二三十年,当国秉政,先后立庄公、景公。
后来由于他在政争中失败,崔姓才在齐国失去权势,南迁。
后直到,崔氏再次崛起。
崔相臣介绍,秦朝时,崔杼裔孙崔意如被封为东莱侯。
建立以后,崔意如长子崔业袭封这一爵位,并在清河东武城定居下来。
其后代在汉魏及隋唐时发展成为名门望族,名贤辈出,史称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后长仕北朝,其中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
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魏晋以后,郡望成为贵族的身份标志。
北朝隋唐时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陇西、赵郡李氏、范阳、荥阳、太原并称为“七宗五姓”,崔姓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
北朝时期,官方出面为汉姓定谱籍,准备将四个望族列为“一等”。
陇西李氏得知消息,派人赶到京城打点,但最终还是没能拼过崔、卢、郑、王四个世族。
后来,自称“陇西李氏”的李渊建唐,“陇西李氏”才被列为“第一”。
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把崔氏列为第一,唐太宗大怒: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又无人才,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遂下令改以皇室李氏第一,皇族长第二,崔氏与其他山东士族列第三。
虽然如此,清河崔氏仍为士族高门,有多人担任宰相。
在,七宗五姓势力极大,曾想把公主嫁到清河崔氏,也被无情地拒绝。
唐高宗时,出身寒微的宰相李义府,为他的儿子向七大望族求婚,不但处处碰壁,还受到了羞辱。
李义府怀恨在心,便说服皇帝下诏禁止七大望族通婚。
七大望族不敢公然抗旨,只好省去婚礼仪式,只在天黑后用一顶花纱遮蔽的“檐子”(肩舆),把新娘抬到新郎家。
中唐以后,“檐子”迎亲甚至成为有身份的标志,七大望族之外的家族也纷纷效仿。
在,“檐子”送嫁逐渐公开,“檐子”也开始被刻意装饰,成为花轿的前身。
为照顾兄长宁愿失去升迁机会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清河崔氏的千年传承中,一直贯穿始终。
研究清河崔氏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夏炎认为,在儒家传统浓厚的世家大族中,孝悌的培养与实践是家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河崔氏成员历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孝悌观念。
北朝时,父子以孝行传家。
北魏道武帝一次在回京的路上,“亲登山岭,抚慰新民,适遇玄伯(崔宏字玄伯)扶老母登岭”,崔宏的孝行使其备受感动。
其子崔浩亦是一个孝子,《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记载,崔浩的父亲崔宏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崔浩就剪去指甲,剪下头发,夜里在庭院中抬头祈祷上苍。
希望父亲的身体能够好转。
并祈求上天,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替代父亲生病,换取父亲身体健康,在地上不断磕头导致磕头的地方留下了不少血。
《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称崔慰祖“父丧不食盐”,其母实在不忍心,对他说:“汝既无兄弟,又未胤。
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
”崔慰祖不得已而从之。
到了唐代,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孝的观念在世家大族家传思想中的地位也愈加突出。
开元年间的崔希乔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做人以孝为本,尤以孝事亲,进而以孝事君,以孝治民。
做官之时,使得“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把自己的孝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了极好的政声。
崔玄籍父子在孝行方面也有突出表现。
母亲去世后,崔玄籍非常悲痛,身体因悲伤而遭受重创,差点逝世。
其子崔歆“期岁丧母,便悲伤思慕,见于颜色”。
后来崔玄籍因为别人诬陷,被下放到南方偏僻地带做官。
崔歆不放心父亲一个人独自去远地,就跟随而去。
在上任的路上,遇到洪水暴发,崔玄籍被大水冲到洪水中,随从们都非常害怕,不敢上前营救,崔歆一下子就跳到洪水中,游到父亲身边,竭力救援。
后来父亲得救了,但是崔歆却被洪水冲走。
夏炎认为,崔歆以小小年纪于洪水中救父而死,这种行为着实令人感动。
说明此时的孝悌观念指导着家族成员的行动,在一些家族成员思想中已发展到能够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步。
时,宰相崔彦昭事母至孝,《》卷一七八《崔彦昭传》:“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
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
” 清河崔氏即使身为宰相,一身荣耀,也要把行孝道奉为处世的重要原则。
在夏炎看来,处于显赫时期的世家大族的孝母行为,一方面是家族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将这种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有利于维护并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
夏炎介绍,在悌的方面,清河崔氏兄弟友爱的事例也很多。
唐崔隐甫是玄宗时期的御史大夫,被提拔为并州司马,但是因为恰逢兄长崔逸甫患上急症,崔隐甫没有去上任。
为了照顾生病的哥哥,崔隐甫宁愿错失升任的机会。
孝悌观念在清河崔氏家传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家族来说,孝悌观念对家族成员的行为具有制约性,是维系家族成员之间正常关系的精神纽带;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孝悌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论语·学而》中提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夏炎认为,孝悌观念由维系家庭关系,发展到家族关系,进而上升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维系,这就是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平民均重视孝悌的关键所在。
在教育上给予女子同等权利 夏炎认为,清河崔氏家族自形成之日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
曹魏崔琰在青年时代就曾就学于著名的经学家郑玄门下,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由此而开清河崔氏好学之风。
南北朝清河崔氏基本延续了以来的学术传统,以儒家经学为主,而兼综其他学科。
由于北朝清河崔氏数代保持好学的家风,因而其中不乏学识渊博的大家,知识面十分广博。
崔浩便是十分突出的例子。
《家训》卷三《勉学》中提到:“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子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
” 隋唐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学术传统在延续经学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很重视礼学、章句训诂、文学等方面。
清河崔氏在强调男性家族成员文化水平的同时,对于女性成员的学业亦同等重视。
由于她们从小就有好学的传统,所以清河崔氏的一些女性成员同样饱读诗书、才学过人。
崔元孙之女“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对其子亲授《毛诗》、《曲礼》,后“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
崔彦穆女“博涉书史,通晓治方”,年二十其夫郑诚去世,独自教养其子郑善果读书做人,在当时。
夏炎表示,世族女子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说明清河崔氏比较注重家族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在男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给予女子同等的待遇,促进了家族总体文化地位的提升。
家族女性嫁于之后,便将自家的家学带到重新组合的家庭中,这有利于家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夏炎介绍,清河崔氏是典型的文化世族,世代相传的家传文化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在政治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功用。
家传文化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家族成员的入仕及从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清河崔氏大族形成于魏晋时期,对于世家大族形成起关键作用的崔琰、崔林入仕途径显然不是政治或经济的,他二人之所以能够参加到曹魏政权中来,是得益于的征辟,而曹操之所以能够任用他们,与他们拥有的文化功底密切相关。
隋唐以来,科举取士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
在唐代,入仕途径主要包括科举、杂色入流、门荫等几种形式。
在唐前期,门荫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世家大族子弟藉父祖宦位而得以优先入仕。
但随着才学取士原则的不断强化,科举取士在入仕途径中的地位愈显突出。
夏炎介绍,清河崔氏有仕宦记载成员287人,其中有确切入仕途径记载者84人,科举入仕66人,门荫入仕18人,前者远远多于后者。
清河崔氏凡是处于政治高峰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在唐代,清河崔氏出了12位宰相,其中,除崔知温以门荫入仕,崔神基、崔詧、崔元综入仕途径不明外,其余8人均以科举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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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朱高炽的功绩：为什么说他改变了明初的国策？
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
明成祖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
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
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
在此期间，建文帝遣书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
朱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成祖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我曾经就此人和一位朋友讨论过这个人,他说朱高炽在位只一年,因此他能否有贡献有明朝.我通过查阅一些资料,明确了以下的认识. 明史 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
". 还有一些资料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永乐一朝,成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而成祖不在的时候都是朱高炽在监国的.之所以朱高炽留在后方监国其原因是因为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 他登上皇位也是不容易的,皇二子朱高煦与成祖有几分相像，长年跟随成祖在外,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
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因此他于公元1404年被立为太子. 永乐22年7月18日，65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朱高炽即位，改年号为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朱高炽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
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其次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三杨(杨荣、杨士奇、杨博)辅政。
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仁宗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
而且他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终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对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
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5月29日。
朱高炽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于宫内钦安殿。
死后被谥为，庙号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明史 对他的评价是:"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
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
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
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
在位一载。
用人行政，善不胜书。
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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