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抓了明朝帝王的瓦剌部后来去哪儿了？

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大清帝国与沙俄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清廷与沙俄的战争状态告一段落。

开始把目光投向蒙古诸部，此时的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在遭受准噶尔部大汗噶尔丹的进攻，在相继占领南疆大部，攻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后，噶尔丹开始向蒙古诸部发起进攻，他的宏图大志是要恢复曾经的霸业。

绰罗斯·噶尔丹，源自藏语“甘丹”，意为兜率天，也先的后裔(非黄金家族后代)，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

康熙九年(1670年)，噶尔丹夺得准噶尔统治权，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

执掌最高统治权后，噶尔丹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

噶尔丹的谋臣对他说道：‘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

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成吉思汗)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万，然后促夏执金，混为一尊’。

噶尔丹善其言，乃为‘近攻计’(即)”。

所谓“近攻计”的具体步骤是先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进而出兵天山南路，统治回疆，以确立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与此同时拉拢蒙古诸部，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以便今后各个击破。

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之下，噶尔丹先是击败和硕特部首领兼卫拉特盟主的鄂齐尔图汗，把卫拉特联盟变为事实上的，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其“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成为自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绰罗斯家族自已称汗的唯一封建主。

之后噶尔丹又率领十万准噶尔征服哈萨克汗国、攻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

噶尔丹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前，即着手加强军事集权统治体制，要求所属官员不得延误税赋征收，并采取一系列保证兵源，改善作战装备的措施。

史载：“作小连环锁甲，轻便如衣。

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

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

用骆驼驮大炮以加强机动性，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使准噶尔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噶尔丹“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治战攻器械”，一时准噶尔“资用报备，不取给远方”。

但其在南疆穷兵黩武的统治却令南疆地区各民族部众，又恣意索取牛马妇女人丁，回众不堪其扰，如居水火。

为了实现其称霸西北的方略，他“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

在噶尔丹看来，“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征服蒙古”，因而采取了“北通好于俄罗斯”的方针，以争取沙俄的支持。

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增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国家领土之完整。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两年之后，噶尔丹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汗部，他要统一蒙古诸部，实现祖先成吉思汗的霸业。

喀尔喀诸部首领都无法抵挡，于是联名向康熙皇帝求救，康熙帝认为噶尔丹其势日盛，如不彻底将其击败，则。

于是，康熙帝决议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日，清廷发兵10万，采取分进合击的方略，康熙帝自率中路军，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路、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路，分别由古北口、喜峰口出击;又令盛京、吉林将军出兵西进，协同主力作战。

七月二十九日，两军相遇于乌兰布通，准噶尔军列营于山坡上，因东西两翼无屏蔽，噶尔丹命将万余头骆驼缚足卧地，背上加箱笼，蒙以湿毡，构成 驼城 ，士兵依托箱垛，发射弓矢、火器，进行阻击。

清军及时调整部署，以火器兵为前列，步兵继后，骑兵为两翼。

八月初一，清军集中火炮轰击，自晡至暮，向驼城中段轰击，猛烈的炮火将骆驼炸得血肉横飞，驼阵被撕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正面的清军步骑兵随后发起勇猛的冲锋，另一支清军则从驼城背后夹攻。

噶尔丹的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横尸遍野，大败的噶尔丹仅率少数残兵逃循。

但不甘心失败的他在之后退据科布多招集旧部，并求援沙俄，图谋再举。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噶尔丹率全部骑兵3万人，东掠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

次年二月，得知噶尔丹行动的清廷发兵约10万人，分三路出击，康熙帝亲率中路军3万人出独石口。

五月十三日，清军西路进抵昭莫多，清将费扬古以逸待劳，将东阵兵陈于山上，居高临下，依险俯击，弩铳迭发，又用骑兵迂回于准噶尔军后部，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噶尔丹大败，其妻阿努可敦等被击毙，众皆溃散，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使噶尔丹彻底丧失了有生力量，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的势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负隅顽抗，他不愿意做一个投降的大汗。

隔了一年，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

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地区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南疆诸部台吉也纷纷率部降清，连他的女儿和女婿也率部投降清廷。

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在绝望之中服毒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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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

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

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

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

”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

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

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

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就算是起胡文忠()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

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

，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

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

”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

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

”曾国藩闻言大笑。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

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

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

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

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

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

已致赙四百金。

”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

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

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

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

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

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

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

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

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

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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