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物张全义的评价：功劳虽有过失亦盛

以上四位，笔者在上文已有详述。

韩简与韩舆两代是韩氏衰落之时：韩简受晋惠公重用，但韩原之战晋国战败后，史书再无关于韩简的记载出现，再加上即位后，晋惠公亲信之臣受到压制，韩氏处于家族发展史上最低点。

所以史书记载韩舆之子为家臣。

与韩厥同时活跃于政坛的还有一位韩氏之人——韩穿。

史书关于韩穿的记载很少，只有三处：《左传》在公元前597年的晋楚、公元前588年晋景公作六军、公元前583年晋侯使韩穿出使。

《左传-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晋师救郑。

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

士会将上军，佐之。

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

、赵婴齐为中军大夫。

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

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

韩厥为司马。

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随武子曰：“善。

会闻用师，观衅而动。

……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

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左传-成公三年》：晋作六军。

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鞍之功也。

《左传-成公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

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

今有二命曰：‘归诸齐。

’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

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

’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

’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 我们从上边三段关于韩穿的记载可以看出，韩穿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势力强大的赵家之人赵同、赵括、赵婴齐等仅为军中大夫，而韩穿也为军中大夫。

并且韩穿于公元前588年进入十二卿之列。

韩穿的地位原来是高于韩厥的，公元前597年，韩厥为军司马，执牚军纪，而韩穿为上军大夫，韩穿自己是领有军队的。

当时的军队都是从封地来的，说明韩穿很有可能是韩氏家主。

公元前588年，韩厥的地位才超过了韩穿，韩厥从军司马升任新中军将，韩穿从上军次大夫升任为新上军佐。

到公元前583年，韩穿的地位没有变化，但很受晋景公重用，派他出使鲁国，让鲁国将汶上之田送给。

前583年，晋国发生了“”，赵同、赵括被杀，晋景公将六军减为四军，韩穿在这次军事调整中退出了历史，史书再无其记载出现，而韩厥的政治生命又延续了近二十年。

史学家们对韩穿的研究是个空白，而韩穿可能是韩厥之前的韩氏家主。

他们是同一辈人，这一点是没错，韩穿可能要长于韩厥，并为韩氏家主。

第一，前597年韩穿是上军大夫，大夫是仅次于卿的一级爵位，是有封地的，而同时的韩厥仅为军司马，明显没有领韩氏封地上的军队。

第二，韩穿退出记载的时间要早于韩厥，虽有早逝的可能，但结合他原来地位高于韩厥，这就增加了其要年长于韩厥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韩舆去世后，韩穿继其位为韩氏家主，而韩厥为了前途，成了赵氏家臣。

当时家臣是很遍的，赵盾当时一手遮天，韩厥凭借赵盾的力量，在政治上斩露头角，成为军司马，而韩氏家主韩穿在赵盾时是不得志的，但晋景公即位后，对赵氏进行了打压，韩穿因此得到重用，成为上军大夫。

之后，韩厥凭借自己的才能，地位越来越高，而韩穿早于韩厥去世，韩厥成为晋国正卿后，其后人也渐成韩氏大宗。

韩厥能成为韩氏在晋国崛起的关键，除了才能，其长寿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公元前615年，秦晋河曲之战，韩厥即已为军司马。

此时他大概二十来岁，因为他于公元前572年出任晋国正卿，前566年告老，五十年的政坛活动时间，往前推，前615年时韩厥20岁左右的可能性为大。

前615年出任军司马得益于赵盾的重用。

赵盾当时为晋国正卿，晋君基本是个摆设。

而韩厥当了军司马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赵盾的御戎给斩了，当时御戎相当于司机，犯的错误就是让马车脱离了队伍。

而韩厥一没有给赵盾面子，二不惧御戎之勇，因为其不守军纪，韩厥将其杀了。

赵盾不仅没有责怪他，还表扬了他，并预言韩厥以后能执晋国之政。

这其中二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不得不让人佩服，不是奸臣与小人所能具备的。

韩厥的第二次粉墨登场就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此时的韩厥已经年近四十，其职位还是军司马，他劝中军将荀林父退兵，因为他认识到当时晋军最大的弊病是赵氏势力太大，而荀林父为帅时间不长，不能很好的驾驭手下各派势力。

果然，各将不听主帅号令，私自出战，荀林父被迫全军跟进，结果晋军大败，晋国霸业中衰，成为霸主。

韩厥地位的质变是在公元前588年，这是史书记载的韩厥的第三次出场。

这一年，晋国与齐国进行了。

晋国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率八百乘，发动了恢复晋国霸业的第一战。

同时也是为郤克受辱于齐进行的复仇之战。

韩厥在这一战中表现突出，差点生擒。

齐顷公手下与其君换了衣服才使齐顷公得逃。

韩厥在作战前梦见其父韩舆对其说话，让其居于车中，使韩舆没有被射死，而其左右之人俱为射死。

这一战后，齐君亲到晋国朝见晋景公，并愿尊景公为王，景公拒之。

之景公扩晋军为六军，韩厥因功受封为新中军将，成为十二卿之一，其身份地位发生质变。

因为成为卿之后，就进入了公臣之最高列，在分封制中处于第三级，为后来的奠定了基础。

卿是封地非常大，并且其后代可以继位为卿;卿是领一军的，有军事保障;卿处于决策层，可以左右国家决策。

之后韩厥地位渐升，并终成为一把手，位至正卿中军将。

韩厥的第四次出场是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为了铲除赵氏，在做最后的准备，他想迁都，远离赵氏势力所在地。

晋都原来在绛城，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十里故城村。

晋景公迁都的主张出来后，大部人主张迁到富裕的郇，今山西省新绛县西。

韩厥主张迁到相对较贫，但居住环境较好的新田(在今山西省侯马市)。

其利有三：一是还富于民;二是不易得病;三是既远离了赵氏势力，也远离了晋公族势力，政治上有利于晋君，也有利于平衡公族与异姓。

最后晋景公听从了韩厥之谋，迁都新田。

同一年，挑战晋国，赵氏主张与楚开战，韩厥主张避楚峰芒，认为晋国还不足以战胜楚国，晋军主帅栾书听从韩厥之言，退兵，为公元前583年晋战胜楚奠定基础。

而此时的晋国政坛分成了三派：正卿栾书与结为一派，赵氏为一派，士氏、、韩氏为中间派。

和郤氏联合以对付赵氏，晋景公也依靠栾氏与郤氏来对付赵氏。

公元前583年，下宫之难后，韩厥第五次出场。

赵盾之子赵朔大约于公元前590年去世，其妻为景公之姐，公元前587年传出了赵朔妻与赵朔叔叔赵婴齐通奸的丑闻，起婴齐被赵同和赵括排挤到了齐国。

公元前583年，赵朔之子已长到十来岁，但赵家的利益赵朔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赵氏家主是赵括。

于是赵武之母庄姬向其兄晋景公告发赵氏兄弟谋反，晋景公向栾书和郤锜求证，二人认为确有此事，于是晋景公下达了诛灭二赵的命令，赵同与赵括被灭族。

之后韩厥站出来，认为赵氏之祀不该绝，于是赵武成为赵氏家主，并继承了封地。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韩厥是很会揣摸君主之意的。

晋景公要灭的是赵同与赵括兄弟二人，他还需要赵氏来平衡其他家族势力，于是韩厥站出来保存下了赵氏。

之后，晋景公重组晋军，韩厥从新中军将升为下军将。

公元前574年，晋国再次发生内乱，先是栾书借之手除掉，之后栾书与荀偃联合，囚禁晋厉公。

韩厥第六次出场，再显不畏强权的本色，怒斥栾书与中行偃，并因此受到公元前573年即位的晋悼公的重用，取代栾书成为中军将，执晋国之政。

他执政之后，辅助晋悼公复兴晋国霸业，晋悼公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厉害君主。

公元前566年，年逾七旬的韩厥告老，其少子继其卿位，直至前514年，韩起去世。

韩起也活跃于政坛五十多年，此父子二人的长寿，为韩氏成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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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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