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除刑讯：或因有利于收回租界等法外治权
【千问解读】
刑讯作为一种施行肉刑的审问方式，为古代王朝律法所允许。但自19世纪初开始，由于中西交往日趋频繁，国人对于刑讯的观念逐渐转变。
特别是经历了之后，朝廷内外多数人认为西方法律制度优于中国，加之按西法修律有利于收回治外法权，于是西人强烈抨击的对象——刑讯，自然就在最先革除之列。
改制原因 《大清律例》规定刑讯用具有三：大竹板、夹棍和拶(zǎn，压紧)指，此外尚准以拧耳、跪链、压膝、掌责等方式进行拷讯。
刑讯制度长期存在，其原因除了利于破案之外，也与可以用嫌犯口供定案的律法规定有关。
《大清律例》规定鞫(jū，审问)狱官审讯犯人“务得输服供词”，而各级问案官吏又要面临审结期限的压力，于是可能就会利用刑讯作为问案手段，以获得口供来定案。
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指责刑讯制度的野蛮残忍。
例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48年(二十八年)初版的《中国总论》中指出：“允许审判官折磨罪犯，为野蛮暴行大开方便之门。
”晚清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已发现：“吾国治狱之用刑讯，其惨酷无人理，传于五洲，而为此土之大诟久矣。
” 到1902年(二十八年)朝廷下诏修改法律之时，舆论纷纷要求废除刑讯。
如《中外日报》指出刑讯之不合理：“辄以刑讯从事，三木(指刑具)之下，何求不得，民之冤抑者多矣。
”其实《大清律例》本来就将进入公堂的嫌犯视作待罪之身，因此赋予官员刑讯打板子的权力，现在舆论却秉持这些观念，其受西法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
更为重要的是，朝野反思义和团事件，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是引发中西冲突的重要原因。
经张之洞等人提议，1902年至1904年中英、中日、中美、中葡商约，“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与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签约各国即放弃治外法权。
因此，按照西方标准修订法律一事，随即提上工作日程。
决策过程 当时负责修律的机构为修订法律馆，不少成员留学于日本，章宗祥便是其中之一。
他提出：“现在既议改订新律，旧时沿用残酷之制必须先行废除。
”修律大臣伍廷芳立表赞成：“外人屡讥中国为野蛮，即指凌迟及刑讯而言。
我辈既担此改律重任，大宜进言先废，于他日收回治外法权，必得好结果。
” 不料此议却遭到馆内旧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刑讯一废，若犯人狡不认罪或任意翻供，将导致悬案难结。
幸有深孚众望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此事，称“古来名吏问案，大都搜集要证”，使犯人不能抵赖，“今之以刑逼供，本非良吏所应出此”，废刑讯之议终于在馆中通过。
碍于阻力，修订法律馆虽向朝廷提出废除刑讯、无须犯人口供就可结案的建议，但仍有所保留——死罪案犯仍可刑讯。
该馆还指出，各省应认真建立警察制度，以配合限制刑讯新章的执行。
该奏呈进之后，和太后并未按照惯常程序，批交相关衙门商议，而是当即批准施行。
上谕中声明“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
此举已明确表明当局有大改刑律的意向。
废刑讯影响到问刑衙门的审讯进度，还是引起了不少反对。
刑部官员发现，不用刑，犯人多拒绝招供，案件难结，最后被迫将现审案件暂行停止，奏请恢复刑讯。
同时，御史刘彭年和钱能训也上奏反对此事，认为当时条件不具备，必须要等到人民教养程度提高、警察制度完善和配套法制完备以后才能施行。
修订法律馆回应说，要满足这些条件，将旷日持久，会影响朝廷收回治外法权的进程。
外国人对中国废刑讯赞赏有加，当时各外国公使均向外务部表示了祝贺，大赞中国有文明进步的新气象。
加之清末修律本就为解决外交和富强等法律之外的问题，朝廷最终还是维持了原议。
实施效果 1906年，修订法律馆提出《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内容除了实施英美法系的陪审和律师制以及详细规定中外会审制度之外，更进一步要求全部废止刑讯。
其中第17条规定：“凡审讯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责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证人偏袒供证，致令淆乱事实。
”第75条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词，而众证明白，确凿无疑，即将被告按律定拟。
”据此，不但将彻底废除刑讯，语言威吓亦被禁止，无供定案的手续也得以简化。
不过，这两款条文却遭到大部分封疆大吏的反对。
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强烈反对：“今若一概不准刑讯，则盗贼、凶犯狡供避就，永无吐实之时，重案皆不能结，如何可行？”并奏称：“论目前人民程度，实不能博尽废刑讯之美名，贻刑罚失中之隐患。
”由于大多数省份都反对，最后该法案无果而终。
实际上，废除刑讯的执行效果并不好，从京师到各省的各级审案官吏，暗中用刑者颇有其人。
《大公报》报道过内务府和步军统领衙门审案仍有刑讯之事。
而在上海，中外会审公堂也时有刑讯事件发生，更引起修律大臣上折弹劾，要求重申废刑讯的新章，严饬各地执行。
即便是在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也未能根除刑讯。
至于各省的新式审判厅，刑讯之事仍不能免。
1910年(宣统二年)，任职修订法律馆的许同莘至汉口审判厅观审，发现“办事极有条理，而刑讯终不能废”。
再如东三省，其推行新式审判厅制度最早，情况似乎较好。
总督徐世昌自豪地宣称：“自开办各级审判厅，除命、盗案外，概不用刑讯，开庭可以观审，判词付之公布，民间称便，而结案犹较内地为多。
”但据报人黄远庸的亲身所见，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尽管审判厅建筑巍然，法官举止也颇有威严，但其问案缺乏条理与技巧，有半年不得结案者。
由此可见，废刑讯之后，结案速度变慢，造成了讼狱积压。
清廷上下也在思考解决之道。
法部尚书戴鸿慈认为审案应重视证据而非犯人口供，如果，即便没有犯人口供，也可结案。
但是对于审讯官吏来说，改变办案重视口供的传统思维相当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仍然保留了死罪案犯适用刑讯的条款，致使“重证据而不重口供”的观念在法律上最终难以落实。
总之，为了改变外人的观感，借以收回治外法权，清廷急于限制刑讯。
可是后来迫于地方督抚的压力，朝廷未能尽废刑讯，而陷入了“旧法之范围已破，而新法又不足资维持”的窘境。
国人寄望甚深的西式审判制度虽然在清末逐步引进，但也未能清除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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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历史解密：英国人福钧如何窃取中国茶叶机密
你是否觉得此人是一个陌生的名人?不仅你有如此感觉，在这个70%的居民都养成了每天下午喝一杯茶的习惯的国家里，很少有人知道此人的冒险经历。
福钧(又译“罗伯特·福琼”)曾在19世纪中叶潜入中国，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
他的冒险行动收获巨大：现在，全世界的茶消费每年达9000亿杯之多!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关注过福钧过去执行高风险任务的情况。
但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片人、法学家威利·佩雷尔施泰因揭示了前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史中的这个重要插曲。
1996年，在阅读了福钧的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以后，佩雷尔施泰因隐约地感觉到，在这部手记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另一种情景。
于是，他同作为电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此事。
历时4年的研究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的活动。
锁定目标：茶叶 19世纪40年代，尽管有来自布鲁斯兄弟(苏格兰人)1830年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的茶叶种植园的竞争，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
对布鲁斯兄弟十分不利的是，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的茶叶媲美。
1834年，自1599年以来一直为英国王室服务的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自己生产茶叶就成了这个贸易巨头(18世纪末，该公司在鼎盛时期控制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贸易)的主要目标。
在茶叶贸易上依赖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很大努力，想移种中国茶。
为此首先必须找到能刺探到中国茶叶生产秘密的专家，东印度公司把目光转向了福钧。
福钧对中国比较了解，因为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
在旅居中国过程中，他学习中文和远东的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
他指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西方人中引起了争论，被认为是。
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福钧于1848年6月20日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
但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佩雷尔施泰因从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里的东印度公司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命令。
命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据植物学家詹姆森(他负责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试验种植茶叶)的建议发给福钧的。
命令说：“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
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
”福钧毫不犹豫地充当起了间谍角色(他预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24个月时间)，这既出于冒险的爱好，也是基于利益的诱惑：英国付给他的报酬是每年550英镑。
化装潜入大量盗取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根据南京条约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港口，被认为是“冒险家的乐园”。
那时，鸦片渗入中国，近200万中国人沉湎其中。
鸦片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商人来说却是赚钱的好办法。
形势很紧张，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
在这种情况下，福钧必须运用计谋才能混入当地民众中而不被认出来。
但这很有难度，因为福钧身高1.8米，具有英国人的肤色。
他弄了一套中国人穿的衣服，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理了发，加上了一条长辫子(他上次在中国就已用过的辫子)，打扮得让乡下的农民认不出他是欧洲人(农民也没有见过欧洲人)，然后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进发。
陪同他前往的有来自产茶区的两个中国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男仆，一个是苦力，他们收了福钧的钱，便帮助他隐瞒身份。
福钧的任务充满风险。
他是继葡萄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必死无疑。
此外，他还必须小心提防无处不在的强盗匪徒，对付急流险滩，靠葡萄牙人绘制的错误百出的地图寻找道路，应付随时可能患病的危险。
但这些风险不但没有吓倒福钧，反而使他感到十分兴奋和刺激。
正像佩雷尔施泰因所说的那样，福钧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
面对丰富多彩的各种植物，面对满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钧兴奋不已。
每走一段路，他都要纪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佩雷尔施泰因就从图书馆里看到过他写的14篇旅行手记。
福钧从早到晚观察植物，他深知茶树种子在当地茶园是多么珍贵和受重视。
在跋涉于萧茶区的过程中，福钧发现，这里多雾的气候和富含银元素的土壤很适于种植药用茶。
他由此了解到何种气候和土壤才适于种植优质茶。
在宁波地区，他采集到许多茶种。
他常常碰到这种情况：由于他出手大方，表现得体，主人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茶招待他这位客人，以感谢他的来访。
秘密偷运招募能人 1848年12月15日，福钧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
”他信中所说的院子，是指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福钧用这些院子来试验种茶树。
他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树苗都是分3只船装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损失。
1849年2月12日，在途经香港时，福钧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说，他想到著名的红茶区武夷山去考察一下。
获准之后，他以及随从到了武夷山，其间住宿在一些寺庙里。
他从寺庙的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别是茶道中对水质的要求。
这一次，他乔装成知识界名流，了解到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对茶叶进行发酵处理，从而使茶叶的颜色变暗。
绿茶的制作则不经过这道工序。
当时多数欧洲人一般都喝红茶，因为绿茶运输过程中在船舱中发酵了。
所以，绿茶和红茶都属于同一种茶。
福钧准备回印度。
但是，他学到的茶叶知识还不够用，只有中国的种茶者才能把他们种茶和制茶知识传授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
在回印度前，福钧根据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国顾问们的建议，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6名种茶和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聘期3年。
这几个中国人离开中国没有引起任何怀疑(1851年，有许多中国人离开这个正在衰落的帝国，他们主要是前往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
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满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
他们的到来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最大的受害者：中国 3年后，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
这甚至对印度的茶叶种植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同中国茶竞争，他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
佩雷尔施泰因强调指出："福钧在茶叶和茶树苗运输方面是有所创新的;他挑选中国茶叶工人充当他的助手。
这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 福钧深知他从中国窃取来的这些有近5000年历史的诀窍的价值。
但是，他却没有估计到，中国错过了赚钱的机会，再加上19世纪末的经济灾难，中国的茶叶生产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
回到英国后，福镥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删去了原稿中与他的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
他从手记的出版中获了利。
1853--1856年，福钧又到中国呆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作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与此同时，在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山坡上，茶叶产量不断增加。
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
到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
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茶叶机密是怎样泄漏出去的。
当时，在世界上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下降到了10%。
福钧晚年。
英国王室既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让他从给英国带来的贸易收益中提成。
但他生活得并不拮据。
现在，在中国，只有在杭州茶叶研究中心能看到福钧写的书。
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曾在中国充当英国间谍。
佩雷尔施泰因的姐姐拍摄的关于福钧冒险经历的资料片有朝一日可能会在中国放映。
届时，中国人将会明白自己在一个半世纪前曾落入什么样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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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朝的“中国化”：孝文帝为什么废除内朝？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给予孝文帝极高的评价：“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至夫生民所难行……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
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这段评语可以说是十分贴合史实的。
孝文帝是魏晋时期屈指可数的明君。
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那么，孝文帝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各种改革，实际上涉及“官僚制度改革(废除内朝)”、“国家祭祀改革”、“胡族、汉族家世的确定(分定姓族)”、“改变风俗和习惯”、“首创均田制”、“封爵制度改革”、“宗庙制度改革”、“确立北魏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等多个方面。
一言以蔽之，这些改革可概括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下面我们按顺序进行具体的分析，看看这些改革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
简单地说，即北魏废除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鲜卑式官僚制度，全面采用中国式的官僚制度。
如前所述，北魏从建国之初便存在着一个称为“内朝”的组织。
与之类似的组织，也可见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其中蒙古、存在的称为“怯薛”的组织，与北魏的内朝及包括内朝各官员的称谓在内，都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内朝是根植于鲜卑传统的一种非汉族的政治组织，北魏的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处于内朝以外，根据中国式律令制原则，执行各项政策的行政组织)共同运作。
这样的双重结构在北魏建国后直到孝文帝时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沿用，其原因可归结为北魏是非汉族所建立的政权，以及北魏由于自身急速扩大、疲于应对统治区内各地出现的状况，而未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废除内朝的原因 孝文帝废除了具有这种背景的内朝。
在孝文帝断然推进改革的时候，经过建国以来的变迁，北魏内朝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内朝的成员中，已经有不少汉人担任文官职务，由于擅长文书处理的汉人官僚的大量进入，内朝逐渐丧失了这一组织被鲜卑等非汉民族占据的实质。
另外，由于北魏控制下的领土急速扩张，王朝需要处理的事态日趋复杂且分布广阔，内朝机构逐渐膨胀。
原本由皇帝近侍构成的内朝，出现了很多带有各种具体职务的官职，这些官职的设置逐渐加强了对整套行政体系的监察。
这种变化趋势使得内朝与负责行政执行的外朝之间出现了许多摩擦，结果降低了行政效率。
到了孝文帝亲政时，有两条克服这种困境的道路可供他选择。
其一是对此前的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极力抵制采用中原的各种制度和任用汉人，复归或强化非汉国家的制度。
其二是废除鲜卑式的国家制度，全面采用中原的各项制度，以此谋求国家制度的一元化。
结果是，孝文帝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废除了之前堪称统治中国的基础的内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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