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心高气傲，虽建立大功为什么结局却不好？

但皇帝也是一个人，精力也有限，不可能时时刻刻把权力握在手上，所以这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两大劣疾，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很多王朝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灭亡，比如西汉就是亡于外戚专权，而之后的吸取西汉的教训打压外戚结果亡于了宦官专权，可见前朝对本朝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明朝也是如此，立国二百多年没有出现过外企专权，可宦官乱政可是明朝一大特色。

那么明朝为什么没有外戚拥有实权呢?主要是吸取了的教训。

元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建立的，而由于蒙古族的习俗，元朝的和皇后得势力特别大，元朝统治阶级为争权也是混乱不堪，这才导致了强大的大元帝国立国不到一百年就灭亡。

而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自然是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他就下令后妃不得干政。

而后朱元璋为了集中皇权又废除了宰相，于是每天都得处理一大堆政务，也是辛苦。

后来继位的皇帝没有朱元璋那么厉害，能做到事必躬亲，于是创立了一个内阁制度，内阁就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

刚开始内阁成员的官品并不高，因为明朝初期的皇帝都还算勤政，用到内阁的时候并不多，之后的皇帝就不一样了。

、、皇帝等等，一个比一个荒唐，都无心政事。

皇帝不理政但国家还要运转，这个时候内阁就挺身而出了。

内阁掌管权利，自然就没那些外戚什么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朝的大臣就敢于上谏，比如著名清官海瑞就曾经上疏给嘉靖皇帝说他懒惰，不工作，把嘉靖大骂一顿。

海瑞以为皇帝看到后很定会大怒杀他，所以他棺材都准备好了。

而嘉靖帝没有杀他，因为海瑞为人正直，谁都敢骂，把朝中大臣都得罪了一遍，嘉靖帝还需要他监督百官呢。

还有之后的杨涟仅仅是六品官，却能清楚的看清形势，帮助天皇帝上位。

所以有这么多负责任的大臣，外戚哪还能来横插一脚。

不过明朝虽没有外戚专权，可它的宦官乱政治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朝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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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的各种习俗中，围绕龙崇拜展开的舞龙、龙舟竞渡无疑是一大重头戏。

而古代先人们则将其视为非常重要的祭祀使节，重要性远在只知吃粽子的今人之上。

但你或许不会想到，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也有很多类似的祭祀习俗。

我们可以在史书中发现，他们在农历五月五日聚会在龙城，祭拜龙祠。

那么，匈奴在五月初五的祭祀活动跟是否有联系呢?莫非匈奴人在端午节也会吃粽子? 广泛分布的祭祀习俗 匈奴贵族的祭祀活动 匈奴的龙城，在史书上也有写作“茏”字。

根据的描述，匈奴人会在五月大会茏城，九月会于蹛林。

补充说匈奴有三龙祠，并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拜天神。

戊为干支第五位，意即每月的第五日。

这就意味着匈奴人也会在传统历法的五月五日，进行重要的祭祀庆典。

不管是“茏城”还是“龙城”，可以确定是一个匈奴人集体聚会之地，多被代指匈奴所居之地。

蹛林有时候也有被当作地名来代指匈奴，然而它却并非地名。

根据颜师古的说法，“蹛林”实际上就是匈奴的祭祀活动。

其中蹛就是绕着走的意思。

他还特别指出，后来的鲜卑人也继承了匈奴传统，祭祀时也会绕着树林走三圈。

匈奴龙城所处的大概位置 在鲜卑人接触中原文化以后，将祭祀固定化，我们可以从汉文史书找到拓跋鲜卑祭天的描述。

南齐书说平城城西有“祠天坛”，每年(农历)四月四日献上牛马祭祀，并且祭祀者会“边坛奔驰奏伎为乐”，也就是除了绕着祭坛走还有活动。

南齐书还记录了一次发生在公元472年的祭祀活动。

孝文帝身穿戎服，带着20余名公卿祭祀.祭祀分为两天，头一日“蹋坛”。

拓跋宏绕祠天坛一圈，公卿走七圈。

第二日正式祭祀，这一次拓跋宏要绕走祠坛三圈，公卿仍是七圈，齐人谓之“绕天”。

继承了匈奴祭祀习俗的鲜卑人 类似“蹛林”、“绕天”的活动，我们还举出多个内亚民族的类似例子。

如五部高车于秋天祭天，先是点起篝火，奉上牛羊等等贡物。

随后骑马围绕篝火转圈、扔下柳枝，祈愿祭祀完毕以后。

高车人也不忘娱乐活动，还会 歌吟忻忻一番。

契丹人也有与鲜卑、匈奴如出一辙的祭祀过程，可见于《礼志》之中。

契丹人于木叶山设天神、地祗神位，又植树分别代表“君树”，“臣树”。

一行到来后先奉上供品，然后皇室亲族要绕树三圈，余族七圈。

绕完以后，众人饮酒娱乐乃散。

虽然辽史记录中称作“祭山”，但实际上仍属于祭天活动。

契丹人的祭祀习俗与匈奴 鲜卑类同 从内亚各民族的祭祀记录看，这一祭天习俗的分布非常广泛。

无论东胡系还是语民族都有此俗。

其实伊朗语民族也有相似记录。

说塔什干的石国人“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这种在大型节日，自然会引入祭祀亡灵的活动。

高车人在祭天时，如家中有人不幸去世，便要大声哀哭以表达对亡灵的哀思。

即便是来自内亚腹地的昭武九姓 也有类似的祭祀习俗 至于祭祀完毕的娱乐活动，南匈奴有“走马及骆驼为乐”。

根据《太平御览》的说法，实际上是驱使马和骆驼相斗作为娱乐。

龟兹人在每年元旦也有相近的斗兽活动，只不过使用的是牛羊。

而再西一点的拨汉那则略为暴力，国王会钦点两个勇士搏斗。

根据以上记录，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匈奴祭天活动的情形。

匈奴人在正月、五月和九月聚会，以祭天为基础同时展开娱乐、祭祀、交际等活动。

而“龙城”、“龙祠”并非是实际的祠堂，只是蹛林时所围绕的树木或者篝火。

后来的蒙古人作类似祭祀时，则是围绕石头垒的“敖包”展开的。

当今的蒙古人还保留着类似的祭祀场景 谁是天神? 很多古代记载中的天神其实源自拜火教 崔浩曾说“西方胡皆事龙神”。

结合前面对内亚各民族祭祀活动的描述，可知在内亚祭天活动确实是一普遍现象。

那么龙神或者天神所祭何物?与楚人在端午节的龙崇拜有何关系呢?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天神所指入手。

天神当然可以解作蒙古高原上普遍存在的萨满教长生天信仰，但龟兹、石国、拨汉那等伊朗系民族也有同样习俗。

如果说他们也祭祀长生天，这话似乎说不过去。

西域出土的祭祀用金人 《》中有一条记载：祆,胡神,按《汉图》,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庙皆胡人居,中国所立，号天神。

这个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尽管拜火教最高神祗阿胡拉马自达一般在中文记录中作“胡天”或“祆”，然而却有不少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的记录。

公元173年，汉明帝的四世孙，刘宠被国相师迁举报与前任国相“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意图谋反。

当时因为前一年刚刚发生勃海孝王刘悝谋反之事，灵帝不忍心再施刑罚。

正好刘宠自辩所祭天神只是黄老君，为求长生不老而已。

灵帝于是放过了刘宠。

阿胡拉玛兹达神形象 这里刘宠所祭之天神，就是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自达。

此时初入中国，尚未产生天神(提婆)的形象，不可能被刘宠拿去祭祀。

而刘宠若真如其自辩只是求长生不老，那本来就不算犯事，也不需要灵帝赦免他。

通过此例，我们可知时期中国内陆拜火教已经有一定规模，并且时人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

同理，公元221年的登基诏书中，就有“告类于天神”的语句，也应当是为了统战蜀国境内的伊朗语系民族而加进去的。

一直要匡扶汉室的刘备也借用过阿胡拉玛兹达之名 上古伊朗民族的东渐 俄罗斯境内出土的匈奴贵族形象残片 那么，既然汉代的天神可以直接指向拜火教，我们是否可以说匈奴人和楚人共同的五月初五祭祀，是受到了拜火教影响呢?结合上古伊朗语民族的迁徙，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上古时代的伊朗语民族分布范围，远非今日可比。

如在鄂尔多斯的朔方，就有渠搜国。

以《隋书西域传》说法，沛汗(拨汉那)就是古渠搜国。

可知朔方的渠搜是一支从费尔干纳盆地方向迁来的伊朗语民族。

曾率秦军进入河套，筑亭障以逐戎人，应当驱逐的就是这些渠搜人。

义渠人是先秦时代较为东方的吐火罗系居民 渠搜附近还有大名鼎鼎的大义渠，他们是吐火罗人分支。

击破匈奴，取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好和拜火教里以金人祭天符合。

“金人祭天“之地，有的史家补充说中原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秦占云阳后，祭天地才迁到匈奴去。

云阳一带最初是义渠人的活动范围。

祭天地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信仰拜火教的义渠人为秦并吞之后，一部义渠人逃到匈奴并将金山带去匈奴的明证。

北方匈奴人曾与多个伊朗语民族接触，受到拜火教影响并不奇怪。

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楚人尚火、尚赤，《》《》又说楚人以南有“炎人之国“，可见在南方也有拜火教活动的踪迹。

走西南路线联通外部世界的楚国 一样有内亚伊朗系影响 楚国有独特的官名“莫敖”，即上古阿维斯陀语中的moju，古波斯语中的magus对音。

这个词在被译作“穆护”，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拜火教教士称呼。

楚国上层王室也有显著的伊朗特征。

楚王王名多有“熊”字，根据考证是阿维斯陀语“ahura”和“君主”的变形。

而的“芈”姓，则和著名的米底(media)相和。

后者相传是穆护制度的起源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楚人的伊朗语上层与荆楚的越人接触，产生类似”泰伯奔吴“的效果，自然也将其拜火教节日带到百越之中。

并且这拜火教节日必定是一重大节日，以致于匈奴和楚人远隔万里，仍然能固定在五月初五进行祭祀。

大名鼎鼎的芈月 其姓氏源自伊朗的米底地区 波斯新年的祭祖活动 阿塞拜疆人庆祝诺鲁孜节时的摆放的贡品 我们回到前述《隋书》提到的石国情况，其中说石国人在正月六日将骨瓮“置于床上，巡绕而行“。

拜火教徒自己有祆教历法，怎么会按中国的正月来巡绕?但如果理解为波斯的正月，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拜火教传统，在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第六日，贵族会扮演波斯历史上的大英雄伊玛(Yima)。

这是艾维斯陀语的称呼，现代波斯语称作贾姆希德(jamshid)，传说他曾经统治波斯700年。

一座中亚的拜火教神庙 按阿拉伯史学家比鲁尼的说法，纳乌鲁兹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伊玛会战胜恶魔，重返人间。

届时人们将会看到两个太阳。

因此伊玛也是太阳神的化身。

除此之外，伊玛还有多种形象存在，粟特壁画中就不少将其描述为掌管地狱之门的神祗，简单讲就是死神。

粟特人因此选在这一天进行祭祖，这与前述石国、高车人在祭天之时不忘祭拜祖灵是完全一致的。

阿拉伯人的史书则还对伊玛的形象做了补充，伊玛经常以手持长生药草的形象存在，使人类可以免去疫病、战争和死亡。

内亚系民族蹛林中扔下柳枝或其他树木，以及南方的楚人在端午用艾草或者其他草木祈祷驱逐疫病，应当有一定内在的关联。

今天的阿富汗人依然会庆祝诺鲁孜节 总而言之，匈奴和楚人共同存在的五月五日祭祀活动，有其共同的伊朗文化起源。

随着上古伊朗语民族东迁之际，拜火教神祗的形象也传到东方，其中就包括对伊玛的祭祀活动。

包含了祭天、祈祷、祭祖、除病的活动。

这些习俗东传后，分别和百越人/匈奴人接触，融入当地习俗产生了新节日。

今天的西域本地居民也会庆祝诺鲁孜节 最后，我们还是从匈奴的实际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出，“龙城”或者“龙神”跟中原的龙实际上也并无关系。

端午节中的龙，应当是百越的本土产物。

当伊朗语民族分别与越人、匈奴人接触以后，节庆形式已经大大改变，其内容可以说大相径庭，只剩下相同的五月初五日期。

自然，匈奴人也会过他们的端午节，但并不会去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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