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是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为什么后世的评价却颇有争议？
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
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
【千问解读】
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
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
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
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
刘向死后，继承父业。
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
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刘子骏集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
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易》定为古文经典。
自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
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
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
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
至于《易》的流传，西汉、、、京房、费氏《易》、《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
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
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大小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
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
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
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
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
《周官》名称，始见于《·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
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
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赵人贯公、、尹更始及其子尹咸、、房风等人。
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
”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
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
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
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
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
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和《毅梁传》相抗衡。
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
”(《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
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
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最后强调指出，根据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不取也”(《汉书·刘歆传》)。
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
大司空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
王莽自比，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
《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
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
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
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
”(《汉书·王莽传下》)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
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
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
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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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韩氏是如何崛起的？晋国又是如何被灭的？
就是从晋国分出去的国家。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韩国这个国力不是很强盛的国家，是怎么开始兴起的。
晋国所处位置在山西多盆地，不像中部多平原，占领一个盆地就可以和另外一个盆地对抗。
晋献公即位后，对同姓势力的削减导致异姓势力增加，回国后，只能重用异性的。
晋国中后期开始，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大，也就是异性公族开始崛起，晋国卿大夫、、、智氏是最大的权力掌控者，还主要包括两大家族郤和栾。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一直在互相攻打。
智氏家族在战争中不幸失势，土地被韩赵魏瓜分。
这一事件就是传说中的三家分晋。
韩，赵，魏三家派使者去见周天子，要求周天子封他们为诸侯，周天子这个时候不承认也没有用。
晋献公时期以后，晋国同族的势力得到削减，与此增强的就是异姓贵族的势力了。
韩氏为代表的一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韩氏的先族是一个叫的人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他开始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司马，他的贡献是参加了一场战争，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那么，韩厥在晋国与交战的时候究竟立下了什么战功，为啥会得到提拔和重用呢?晋献公时期，晋国只有两军。
时期，设立三军。
上中下三军，三军有6个统帅，打仗的时候称为统帅，不打仗就称为六卿。
所以，六卿有封地、武装。
后来为了争夺六卿，展开了很激烈的斗争。
在晋国讨伐齐国的时候，韩氏家族有一个人叫韩厥，在这场战争中随军出征。
韩厥立下了战功，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当时比较骄傲轻敌，说先把晋国的军队灭了再吃早饭。
意思就是灭掉晋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呢，晋国的军队很勇猛。
当时晋国军队的主帅是，郤克是个瘸子，曾经被齐顷公嘲笑过，他一开始打仗就受伤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敲鼓知道坚持不住了，他的助手就帮他敲。
古代是击鼓进军，鼓声鼓舞士气。
晋国的军队跟着主帅的战车，，齐国的军队大败。
齐顷公就打脸了，不光吃不成早饭而且打了败仗，他逃了。
这时候，韩厥追了上来，紧追不停。
韩厥的跟班都被齐顷公的警卫用箭射伤了，但是韩厥还是紧追齐顷公的马车。
这时候韩厥扶了一下跟班，齐顷公的警卫就和齐顷公换了个位置。
古代的警卫和主帅的位置是固定的，警卫和齐顷公换了位置后，命令假警卫去打水，齐顷公就坐别的马车走了。
可以说那个警卫使用的调包计很高明啊，自知道躲不过去，还是让齐顷公逃走了。
韩厥也比较糊涂，分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齐顷公，韩厥就抓到了假的齐顷公，回去复命。
但是也算他立功了，回来后韩厥就被提拔为六卿，就相当于韩厥开始掌握了兵权并且有了封地。
这就是氏族初步的发展。
韩厥成为六卿后，也意味着异性在晋国势力的发展壮大。
可以说，晋献公的举动为后来晋国被灭埋下了伏笔，也为韩国的建立作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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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推出的迁海令指的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和顺治朝海禁令分别在什么地方
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
而清朝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
迁海令又名迁界令，是中国清朝政府为对付明朝遗臣郑成功在台湾的郑氏王朝，以断绝中国大陆沿海居民对其之接济的政策。
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
而清朝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迟迟都不能恢复。
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航海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海上。
朝海禁令和迁海令的区别 《禁海令》和《迁海令》都是针对当时台湾郑氏政权的行动.禁止对台湾贸易进而令台湾得不到生活、军事等物资的补充.《迁海令》是《禁海令》的延伸，《禁海令》内容只是从派兵把守沿岸，严查走私;而《迁海令》是将所有的沿岸居民迁入内陆，彻底断绝走私。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而迁界之事在《实录》中有详细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军厦门战役失利之后不久，浙江监察御史季振宜旧事重提，又上书分析征伐郑军的形势，建议在禁海的基础上实行迁界.他认为，东南之地本是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全国的赋税大半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
顺治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传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迁海令》亦称《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为严厉的政令，具体内容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违者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令》开始实行，清政府勒令东南沿海五省滨海三十里的边民迁离故土，并沿内迁三十里处开挖两丈、两丈余宽的壕沟，临沟筑起四尺余厚、八尺余高的城墙，每五里设一个炮台、二个烟墩、三十里屯兵.秦汉时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修筑在草原与田园之间的“长城”，如今修筑到了内陆与海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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