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午门斩首”之谜：明清执行死刑的地点在哪
【千问解读】
“午门斩首”早为人们熟悉，描写明清时代故事的影视片中常出现“推出午门斩首”这句台词，以前的民间说书也常有“午门斩首”的故事情节。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明清时代真的有在午门执行死刑的做法吗? 从天安门进入，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午门。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非常雄伟，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形成“阙”和“观”的规制。
墩台用城砖砌筑，以石灰、糯米等做胶结材料，中间砌出五个券洞，其中城台正面三个门洞，左右各有一掖门，这种样式称为“明三暗五”。
文武百官出入左(东)门，宗室王公出入右(西门)，两边的掖门只在朝会时打开，文武官员分别从东西。
中间的门洞当然是专用的御门，中间铺有青白石，门洞所对的道路从永定门一直通达钟楼、鼓楼，恰好是紫禁城的中轴线。
除了皇帝，还有两种人在特定的时候也可以通过。
一是皇帝大婚时，正宫皇后的喜轿可从中门入宫;二是太和殿殿试结果公布出来(称为传胪)后，殿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可从中门出宫。
城楼上的正殿，面阔九间(长六十点零五米)、进深五间(宽二十五米)，这是宫殿建筑的最高形制。
古代以阳数为尊，九是阳数之最，五为阳数之中，两数并用，代表“”，只有皇帝才可使用。
午门从地面到正楼顶的兽吻，通高三十七点九五米，两翼的南北两端各建有四角攒尖的方亭，正殿与四座方亭宛如五峰杰出，错落有致，所以又称“五凤楼”。
午门前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所谓“午门斩首”指的就是这里。
然而“午门斩首”只不过是讹传而已，无论还是，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古代砍头真实照片 因为这里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如此一个神圣之地，怎么可能作为杀人场所。
实际上，明代是在西市执行斩首死刑的，清朝则是在菜市口(这个地方影视中也经常描写到)，只有廷杖之刑才在午门外执行。
况且，自先秦起，中国古代执行死刑就有较严格的规定，除了“立斩”的犯人外，并不是随心所欲推出去就斩的，一般须到秋季，经过秋审后再交刑部执行。
砍头真实照片 古时，每年的腊月初一要在午门隆重举行一个颁布来年历书的“颁朔”大典，皇帝会亲临午门主持大典。
另外，遇到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大军凯旋时，皇帝也会亲登午门城楼接受“献俘礼”，这也是一个相当宏大的仪式。
明清时代的受俘礼都安排在皇宫的正南门举行，仪仗庞大，从午门到天安门外布满皇帝的仪仗，包括法驾卤簿、丹陛卤簿、丹墀卤簿、仗马、步辇五辂宝象、乐队等。
皇帝身着龙袍，从宫中登辇而出，登上午门，此时钟声长鸣，乐声大作。
由刑部会同掌管文教礼仪的礼部，将敌军俘囚送赴午门下，匍匐在地。
皇帝一声：“拿下!”先是离皇帝最近的两位勋臣高声接传皇帝的御旨，然后再由四位大臣接传，接下去依次是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接传，最后是三百六十名将军齐声高喊：“拿下!”声音响彻云霄，显扬出朝廷的声威。
通常皇帝的指示都是“所献俘交刑部”，有时候，皇帝一声“赦”，便算免了他的死罪，这样就可以昭示国家的“德胜”，表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明朝的献俘礼威严浩大，而清朝的受俘仪式就显得气氛比较平易一些了。
、皇帝都曾登临午门举行受俘礼，皇帝四次登上午门受俘，并写下受俘诗保存在午门楼上。
人们之所以以讹传讹流传着“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可能是将古代的两种行刑方式混为一谈了。
在古代军中，将帅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权，对于罪当处决的人可以即刻“推出辕门斩首”，即推出营门外执行死刑。
例如，《》中那位刚愎自用、死搬教条、兵败街亭的，就是被痛斩于辕门外。
明嘉靖年间，奉命在台州、金华两府练兵平倭。
有一次，他的义子戚英擅自违命，改变作战部署，造成部队伤亡，于是戚继光设立行刑台，将戚英推出辕门斩首。
同时，从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起，开始出现了杖刑(又叫廷杖)，就是皇帝命人用棍棒痛打臣下的屁股，而杖刑是在午门外执行的。
被皇帝下令施以杖刑的臣下，偶有当廷施杖的，但大多都拉到午门外执行。
行刑前一天，有关方面先通知受刑官员明日准备受刑，次日即将其绑赴午门外，在中央御道的东侧开打。
午门脚下的小房子就是当年锦衣卫值勤之处，东西两厢房(现为售票处)至午门站满禁军校尉，先由军校杖打二下，算是“适应性热身”，然后由上百名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刑，每打五下换一个人再打。
杖刑分“着实打”和“用心打”两种，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即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而被“用心打”的当场被打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军校打完，再用厚布将受刑人裹起，几个人一起用力，将其抛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据记载，仅明朝前后就有数十名大臣在杖刑下当场丧命或因重伤不治而死亡。
砍头真实照片 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场案件，皇帝也会特命在午门会审。
例如成化年间的官员受贿案、弘治年间的舞弊案(唐寅等人欲得高第夤缘主考官案件)、康熙年间的陈汝弼受贿案等，都在午门展开卷宗浩繁、人员众多、激烈而耗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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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吃喝风”：盛世大唐是唐玄宗李隆基一家吃垮的？
最后一个国君，《烈女传》上说，他“为酒池可以运舟”，令三千人作牛饮，“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
可是，兴师问罪，夏亡商兴。
末年，商纣步的后尘，在沙丘大筑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间，作长夜之饮。
的行为使民怨沸腾，诸侯叛离，终于为周武王所灭。
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据《明皇杂记》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为此特地派了一个李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
“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
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等人，“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一个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
中国古时候的“打秋风”：明清官场公开的敛财怪象
她最后得了送的二十两赏银，满意而归。
“打秋风”说白了就是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财物。
至于为何称之为“打秋风”，却是众说纷纭，源头已难以考证清楚。
戏曲家的《》中，尚未发迹的书生柳梦梅曾称“你说打秋风不好, ‘茂陵刘郎秋风客’，到后来做了”。
这不过是戏谑之语，虽然明清时期人们也称“打秋风”的人为“秋风客”，但实际上“打秋风”与茂陵刘郎（）毫无关系。
根据清人考证，早在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札中就出现过“抽丰”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别人家丰裕而去索要钱物（“盖彼处丰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称为“分肥”、“抽分”。
大概是因为“抽丰”与“秋风”音近，明清时期民间开始称“打抽丰”为“打秋风”，以显得更为委婉、风雅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打秋风”的说法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士子游走公卿权贵募敛财物的行为。
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记载有一个名叫李敬的仆佣，因为其主人科场不顺而生活穷困，他的朋友劝他换个官场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够跟着四处“打风打雨”。
这里的“打风打雨”，说的就是唐代参加考试的士子，大多会在考前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既是为了托关系以求得推荐，同时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借机募取一些生活费。
“风雨”与“丰裕”同音，因此“打风打雨”就是“打丰裕”。
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后以做棉衣为借口向富户敲诈钱财，“打风雨”也就被称为了“打秋风”，甚至当时京城民间俗语中还将“打秋风”与“撞太岁”并举，称巧借名目索取钱物为“打秋风”，依仗官府权势敲诈为“撞太岁”，两者叫法不同，借口索取财物的目的则一。
，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衙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和看相、算命等招摇撞骗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风”名虽雅致，其实却并无半点风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会的“打秋风”怪象 明清时期，官场、民间“打秋风”的陋习一度盛行。
清代风流才子李渔，诗词戏曲俱有文名，但是科举屡次失利，为了维持家人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依靠募取馈赠维生。
初年，李渔组建了一个家庭昆曲戏班，日常开销甚巨，更是常年带着家眷来往于苏杭、金陵，以各种借口索取财物，有时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数月。
按照李渔自嘲的说法，是大半生“终年托钵”、“卖赋以糊口”，其实就是四处“打秋风”，他自称“打秋风”的足迹“几遍其二”，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出名的一个“秋风客”。
与民间“打秋风”陋习相比，明清官场上往来奔走的“秋风客”，不仅数量更多，“打秋风”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
清人萧奭在《永宪录》中描述当时官场“打秋风”的“盛况”说：每当有官员外放任职，就会有昔日的老师、同门、亲朋等各类人等络绎来访，名为拜会探望，实则只是为了上门索取一些馈赠。
风气所至，明清官场非但不以“打秋风”为忤，反而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地方官员上任后需要应付各类“秋风客”，未上任之前则可以四处“打秋风”，借机敛财。
例如，十八年，会试高中，当年返回湘乡老家后就开始外出四处拜客，名义上是向各地亲朋故友报喜，主要目的还是按时俗到处“打秋风”。
据日记所载，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访的对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亲朋故旧，也有本地地方官员与乡绅，还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乡周边十余州县，拜访过的人家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计获得各家馈赠折合白银将近1500两，可谓收入颇丰。
此外，明清官场最为常见的“打秋风”方式，是官员亲属、家丁之类巧立名目、向下级衙门强索财物。
如果说曾国藩这样的“准官员”，借着拜客、以文会友的名义“打秋风”是属“巧取”的话，那么明清官场更为普及的“打秋风”方式，则是的“豪夺”。
明代任淳安时，总督之子路经该地，索要财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将县里负责接待的驿吏倒吊了起来。
海瑞知道后，佯装不认识总督公子，派人搜检其行装，将里面的金银充入县库。
胡宗宪位高权重，他的儿子一路游玩，到处收受地方官员馈赠的财物，在当时官场不过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刚直不阿著称的海瑞才未如愿以偿，但是明清官场像胡公子一样“打秋风”敛财之人比比皆是。
如按《》记载，曾经同样在海瑞那里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所到之处“要索属吏，馈遗巨万”。
明清官场“秋风病”肆虐，各级官员一边穷于应付上司、同僚处来的“秋风客”，一边巧立名目向下属索要财物。
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经常以节庆、生日、衙门添置物品等种种借口，向当地富户“打秋风”，以致官场内外无处不秋风，怪象丛生。
各取所需：权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风病” “打秋风”不过是为了借口索财，自然难免会让人看不起，甚至嫌恨。
李渔自命是风流才子，一生携妻带妾四处“打秋风”，固然有不少达官权贵赏识他的才学，慷慨解囊，但是毕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时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觉得自己“面目堪憎”。
至于那些被上门“打秋风”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虽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
明代靖江一位县令有“打油诗”：“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
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
”明清社会厌憎“打秋风”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打秋风”遭人厌，为何明清社会遍地“秋风”起？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
下面分类来谈： 贪图小利，刘姥姥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讲人情、重面子，于是不少人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贪图小便宜，只要能和权贵、富户攀上一星半点关系，便找各种借口上门求取财物。
坦率地说，这类刘姥姥式的“打秋风”只是民间一种陋习，固然让人嫌憎，但毕竟主人还可以婉拒，尚且不至于“秋风”成害。
各取所需，变相索贿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里，本是“一人得道，”，而明清时期中国专制集权制度发展成熟，高度集权于上，官员的考绩、升迁完全操之于上司之手，因此各级官员对于上司的亲朋故旧、亲随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馈赠，同时视向属吏“打秋风”为生财之道，索求无厌。
显而易见，明清官场这类“打秋风”，不过是让家属、亲等人为掮客变相索贿而已。
上级借“打秋风”敛财，下属借“挨打”行贿，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场上各色“秋风客”，其实是在编织着一张遍布官场上下的关系网。
恃仗官威，敲诈勒索式的“打秋风”。
明清社会，地方官府里上至官员家属、下至衙门的书役、差役，都会经常找到各种借口向本地乡绅、富户索要钱财，被“打秋风”的富裕人家，惧怕官府权势，只好馈赠财物以花钱免灾，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显而易见，这类“打秋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是官大于民、权高于法的直接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清官场“打秋风”的盛行是官员权力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大小官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之物，亲属故旧也视之为生财之道，再加上官大于民、权高于法，于是官场内外“秋风”处处，肆虐成灾。
官场如此，上行下效，民间难免形成陋习，“秋风切莫过江来”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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