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李商隐如何被卷入牛李党争的
他的诗作以瑰丽含蓄闻名，为了弄清他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无数学者都对他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其中，最为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牛李
【千问解读】
他的诗作以瑰丽含蓄闻名，为了弄清他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无数学者都对他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其中，最为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从五代和北宋以来，便一直争论不休。
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还有人说他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最终受到两党的排挤。
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
不过，不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牛党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属于李党一派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其女婿开始的。
然而，对于这一点共识，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
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
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
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
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
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
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
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
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
比如开成三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
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
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再次，新旧《唐书》本传都提到王茂元镇河阳是李德裕亲自提拔，因此王茂元应当属于李党。
其实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史料就不难发现，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用乃正常的人事调动，没有什么偏私的地方，而且会昌三年八月，王茂元军为刘稹的部将所败，王茂元也随即病于军中。
由于这一战役的失利很影响士气，所以李德裕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为河阳行营攻讨使，实际上也就是罢了王茂元的军权。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
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
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
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学者们觉得，如果大家能抛掉王茂元是李党、令狐楚是牛党的成见，重新考查一下李商隐入王茂元幕府后，他与令狐绹等人的关系，就会得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
据记载，令狐楚死的时候，李商隐只有25岁。
那时他刚刚考取进士，朝廷还没有正式授予他什么官职，但是确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
这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只是一个小小的左拾遗，又因丁父忧免职。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经济上的资助，只能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门下做一些文字工作。
这种现象在唐代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
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之后，令狐绹并没有对他加以排斥，相反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寻找出路，有保存下来的两封书状为证。
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信弃义，投靠敌党，他是不可能为李商隐到处延誉，使他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的。
通过上述分析，一些人认为，所谓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从此就卷入党争，是一种旧说和成见。
李商隐真正卷入党争，是从李党失势开始的。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
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和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
他们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因循守旧的牛党形成鲜明对立，主张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积极革除朝廷的种种弊端，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
会昌、大中之际是牛李两党间的最后一次搏斗，结果以代表革新势力的李党的失败而告终。
就在李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况下，李商隐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并用自己的诗文为他们辩诬申冤。
因此，学者们认为，以前学术界对于李商隐的评价还有待商榷，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事实上，他的行为表现了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明确的是非观念以及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
（本文转自互联网） 随机文章有关”推恩众建”典故武后和唐玄宗有啥关系咧?北伐失败！诸葛亮临终前叹：当初没杀他就好了！明朝怎样灭亡？为谁而亡？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处破产边缘，硅谷钢铁侠火星移民计划将破碎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的成就与贡献
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
制定规范 在当时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书中有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
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
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
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
的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箔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
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
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
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
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翻译事业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
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
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
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
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
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代表著作 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
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
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
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
"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
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
……《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
……《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
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
《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
《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
……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
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
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砥柱中流的作用。
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
是谓命宗也。
"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便而不即。
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
"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创立学说 道安关于定学或禅学，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禅学，受佛图澄影响较深，后期则转向般若学。
道安讲，定有三义，即禅义、等义、空义，以此对治贪嗔痴三毒。
禅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本无，"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安般注序》)。
可以看出其禅学也是和本无论相联系的。
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
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
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
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
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
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
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
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
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
《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
"这就说得非常明白。
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
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
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
《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尘劳门。
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
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
那么，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
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
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僧尼轨范"。
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
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
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
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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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与东王杨秀清有什么仇？
以此地作为的国都。
但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嫌隙日生，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东王杨秀清掌握大部分军政实权，其骄傲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和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的矛盾。
1856年，八九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之后，杨秀清更逼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洪秀全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部对付杨秀清。
石达开是对杨秀清称万岁不服，而对韦昌辉来说。
诛杀杨秀清不仅是辅助天王，而且是报仇。
这韦昌辉为何对杨秀清如此仇恨呢? 韦昌辉和杨秀清不一样。
他不是出身在贫农家庭，他的父亲韦元玠是个小地主，在金田村有二百多亩田。
韦家也算暴发户。
有钱却没势力，常常受当地豪绅强宗的欺负。
韦元玠一心想让儿子韦昌辉考取个功名，光有钱不行，咱得有文化，才能光宗耀祖，抬高韦家地位，不再受气受欺负。
可韦昌辉哪是做学问的料啊，打小就华而不实，嘴巴油滑，好抖机灵。
好在村里人面前出风头。
村里人就送了他一外号，叫“花头鸭”。
如今谁要有这外号，估计就得被人当成男妓。
韦昌辉没这嗜好，他只喜欢赌博。
有一次他去桂平县应试，考试前把长衫输掉，光着膀子进考场。
至此。
屡试屡败，连个秀才也没考取。
韦元玠只得咬牙掏钱，给儿子捐了一个监生。
这个“花头鸭”本不会有什么出息，可被萧朝贵和冯云山瞧上了，他们知道韦家是富户，又常受强族欺压，要起义要打天下就要经费。
于是萧、冯二人动员韦昌辉加入了拜上帝会，韦昌辉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即人了会。
儿子前脚加入，父亲韦元玠也跟着加入了。
金田起义时，韦家父子捐钱捐粮又提供掩护，立下大功。
太平天国起义后。
在永州天王封五王。
韦昌辉被封为北王。
后来，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这么着韦昌辉成为仅次于东王杨秀清的太平天国领袖。
公正地说，攻克南京建都初期，韦昌辉是有功的。
那时他主管军事，在北王府搭建高高瞭望楼，一旦敌军攻城，韦昌辉就亲自登上高楼指挥，白天以吹角摇旗为号，夜里则以悬灯为令，将士们就以号令出击，力战清军。
可是，一见韦昌辉能干有功，东王杨秀清便处处压制、羞辱他。
接着就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剥夺兵权。
杨秀清先是在北王府发号施令调兵遣将。
而后，下令将韦昌辉的军权转交给翼王石达开。
将保卫国都天京的指挥部由北王府改设于翼王府。
不久，杨秀清又将他调离天京，派到湖北去任督师，刚出京城，又被调回，改派石达开前去。
第二件事：追查失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发生了“激辩水营”事件——“韦昌辉派部下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情凶狠，因为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齐叛。
” 杨秀清以此追究韦昌辉的失职责任，将韦昌辉打了数百杖。
几天都不能起床。
第三件事：杀其兄长。
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妻兄为争夺房屋发生争执，大舅子杨秀清很生气，要杀了韦昌辉的哥哥。
而且还不亲自动手。
要求韦昌辉亲自治罪。
韦昌辉被逼无奈，给自己哥哥定了个的死罪。
从这几件事可以知道，韦昌辉对杨秀清充满刻骨的怨恨。
那么，表面上韦昌辉是什么反应呢?一般情况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韦昌辉却大不一样，他越是受到东王的压制和羞辱，越是对东王毕恭毕敬百依百顺。
他能忍。
忍能成大事。
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逞匹夫之勇的无一不是惨败收场。
韦昌辉就忍了下来，他越恨东王，面上就越做出一副畏惧的样子。
让杨秀清以为，自己的权威完全把韦昌辉震慑住了，他被自己压服了。
相形之下，韦昌辉就奸猾多了。
他有两副嘴脸，一副迷惑杨秀清，一副给了天王洪秀全。
在天王跟前，韦昌辉时刻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和爱戴，以博取信任。
尤其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要杖打洪秀全时，韦昌辉舍身要代替受罚。
这一点让洪秀全很感动，又越发信任这个北王了。
因此，天王决定除掉杨秀清，是韦昌辉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与石达开密议，要斩草除根，不但要诛杀杨秀清，还要诛杀杨秀清的三位兄弟杨元清、杨润清和杨辅清。
可是，韦昌辉和石达开还没商议妥当，杨秀清就已经敏锐地嗅到了杀气。
我们知道，但凡生死关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当你确定危险步步逼近时，不应该是退缩，退缩只会让自己像狗一样逃窜，结局是像狗一样被杀死。
因此，最聪明的方式就是：迎上去打，让对方措手不及! 杨秀清的方式则比迎上去打更胜一筹，他来了个。
怎么干的呢?他命令韦昌辉赶赴江西任督师，命令翼王石达赶赴武昌任督师。
这样，既瓦解了对方联盟的力量，又让危险远离自己身边。
更关键是，北王和翼王一离开，他就可以加害洪秀全，除掉天王，再回头收拾韦、石二人，而后一统大权。
主意很不错。
接到诏令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不得不上了路。
但杨秀清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策划伺机夺位、谋害洪秀全的时候。
却被他自己的心腹给出卖了。
这个心腹是谁呢? 他就是陈承容。
这个人加入太平天国很早，可他放弃高官的位置，甘愿在东王府里做下人，干什么呢?专职侍候东王的两个儿子。
他这么做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东经杖责过他，由此他怀恨在心，表面上假装对东王恭敬奉迎。
，被东王视为可信的心腹。
这说明当别人妥协的时候。
千万别认为对方软弱，那是对方静待时机给你致命一击。
陈承容就是如此，他暗中向天王告密，说东王杨秀清称了万岁还不满足，还要杀王。
不但告了密，陈承容还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替天王杀贼。
得到通报的洪秀全，终于下了决心，他下密诏调韦昌辉、石达开，以及丹阳督师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共同诛杀东王杨秀清。
韦昌辉接到诏令，率领三千精兵，火速从江西赶回天京。
与此同时，秦日纲也从江西赶回，和韦昌辉会合，密谋行动。
公元1857年7月26日夜，韦昌辉、秦日纲等人马进京。
这时侯，陈承容奉天王密诏已经带来一批人马在城内接应。
虽然守卫天京的是东王的直属军队，但陈承容是东王的心腹。
韦、秦二人又有天王的诏旨。
因此没人起疑，也无人阻拦。
韦、秦的人马很快控制了城内的重要地带，并领重兵将东王府四周的街道包围。
这时已是凌晨，可怜的东王杨秀清太大意了，此时他还在梦中，即便不在梦中，杀局已定，他也无法幸免一死。
韦昌辉一声令下，兵士杀人东王府，将东王府变成一片血海，然而，这场残酷的杀戮才仅仅是个开头。
杀戮行动一开始。
韦昌辉就有自己的想法，他对东王仇怨太深，必斩草除根而后快;还有一点很重要，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势必就得将天京城内东王部属和将士全部消灭。
于是。
他假传了一条天王诏令——由于他和秦日纲滥杀东王亲属，天王杖责他们四百，并要东王部下前来监督。
东王的部下来了五千多人，亲眼看着韦昌辉被杖打。
这些前来观看的将士都是缴了武器看现场直播的。
眼见杖打是真，韦昌辉和秦日纲又极为顺从，将士也就没有任何警惕。
此时，早已武装到牙齿的韦昌辉军队突然开始了围攻和屠杀，把五千将士全部屠杀。
紧接着，韦昌辉下令，对天京城内与东王有关的其他人员进行屠杀。
不分文武、男女老幼，包括婴儿也不放过。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两个月。
从天京城门推出来的太平天国文武官员、将士等两万多具尸骸。
顺江而下，把长江染得赤红。
整座天京城变成一个恐怖的死亡世界。
这场史称“”的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平息，巨大的损失却已无法弥补。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6月。
太平天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东王遭屠杀，韦昌辉被剁成肉块，成为太平天国迅速衰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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