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座小型墓葬之谜是怎么回事？秦始皇嬴政陵大批少女陪葬
【千问解读】
秦始皇被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但“残暴”这个词也一直伴随着对他的评价。
在刚刚结束的为期五年对帝陵陵寝小型墓园的考古发掘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99座小型墓葬统一指向封土堆 经过40年的勘探和发掘，目前秦始皇帝陵共发现陪葬坑188座，绝大部分并未进行发掘，兵马俑一二三号坑是发掘较深入的几个，但也还有大量工作没有完成。
墓坑数量最为集中的区域就是陵寝内城的小型墓园，被称为“的辅葬遗存”。
所有小墓葬的墓道都直直地指向封土堆，99座小墓，考古人员发掘了10座，种种细节不仅显示出死者殉葬的惨状，也印证了史料上关于后宫为始皇陪葬的记载和秦始皇一人独尊等级森严的观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张卫星介绍，在墓道填土里发现了不同数量的乱葬人骨，应该和年轻女性有关系，且残缺不全，说明陪葬者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然后简单的被埋在墓葬的填土里，而不是墓室里，从葬行为残酷、血腥。
帝陵9座城门精确定位地宫位置 考古发现地下皇城仿照秦国都城咸阳建造，大体呈回字形。
有内外两道城墙，很多重要的遗迹分布在两条轴线上，总共9座城门都在南北轴线上。
虽然城门并不是在城墙的正中间，但是其连接线交汇的地方直指帝陵封土堆的核心。
陵寝建筑面积相当于20个足球场 庞大的陵寝建筑占地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相当于2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
道路作为遗址的骨架也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精确定位，由石头铺就的环形和十字形道路系统。
体现了秦始皇的权利和等级观念。
秦始皇殉葬者数量惊人!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女性曾经遭受诸多不公正待遇。
尤其是在荒蛮的奴隶社会，“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总是作为一种生育和服务工具，被男性随意玩弄践踏，生死不由命，也不由己，更别说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
古代惨无人寰的女性殉葬制，将女性的社会地位推到了最低谷，也是女性遭遇悲惨命运的最巅峰。
秦始皇死后创殉葬人数之最 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让生者从死，历史很长。
让身边人殉葬，与可以随心所欲和他所看中的女人性交一样，也算是帝王们的特权之一，只不过是继任者替他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死后，殉葬者数量惊人，大概创造了历史之最。
的殉几十个人，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嬴政人殉确切数字有多少，至今是谜，但可以推算出一个大概，称其有数千人并非不可信。
嬴政是位好色之君，史上有记载，他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给“统一”了，全部充实到自己的后宫里面，即所谓“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
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出来。
而这些女人，全都殉葬了。
《·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
’皆令从死，死者甚。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泄。
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从这段文字看，不只后宫女人从死，参与陵寝建设的工人也无一幸免，都成了“殉葬品”。
秦王墓冢出土殉人骸骨184具 但人殉并非是在封建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始皇帝”的发明创造。
秦国的人殉史，在中国古代是很出名的，《史记·秦本纪》(卷五)有这样的文字：“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
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道，秦武公死后，有66人殉葬。
但秦武公的殉葬人数还不是最多的，目前已知最多的是。
据近年公开的考古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专家即着手对位于陕西凤翔县一带的秦公陵区进行考古，至20世纪80年代，历半个世纪才结束。
这项考古有多项重大的发现，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史学界，此大墓为秦穆公的墓冢。
发掘过程中共出土殉人尸骨多达184具，与《史记》等书上所记的秦穆公殉人177基本接近，殉葬者之多令人惊讶。
为什么会多出来，估计是当时现场临时杀掉的。
人殉制出现在原始社会 主流观点认为，人殉制出现在原始社会。
殉制在中国出现，并非以奴隶和战争俘虏为对象，而是以妻妾为开端的。
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
如在一度被认为是陵所在地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在这个旗的纳林塔镇朱开沟村曾发现了一个面积巨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1974年至1984年十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这个村进行全面考古发掘。
其中发掘出的一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墓内女人是屈肢侧身，脸朝男人。
专家认为，这个女人是殉葬者，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生前配偶。
考古还发现，在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早期的墓葬有多人合葬，多人二次合葬，多为同性合葬，早期偏晚则已出现男女合葬墓。
中期以后的墓地也发现男女合葬。
经性别鉴定，这些男女合葬墓均为男左女右，一次入葬，其中一座中的男子还与一幼女合葬。
考古界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非正常死亡，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同时死亡的，猜测是家长奴隶制下杀妾殉葬的遗迹。
后来的帝王殉葬者，绝大多数是被幸过的后宫女人，应该是古代早期这种妻妾殉葬习俗的遗留和继续。
秦代墓葬中发掘的屈膝殉葬者遗骸 人殉兴盛于殷商衰于西汉 中国古代人殉现象在殷商时代最为突出，证据之一是目前的考古发现。
这一时期发掘出的王冢贵族墓(殷墟墓葬)，几乎座座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
人殉数量少的几十，多的上千。
概因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葬制。
上面提到的秦公大墓，也处于奴隶社会这样的时期。
在进入周后，人殉现象才开始减弱。
灭亡后，到了，殉葬之风衰败了。
分析认为，秦王的残暴遭天下人共怨，加上当时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剧减，从民间走出来的布衣皇帝意识到了人心和人力的重要，所以不再实行人殉，同时鼓励妇女多生育。
但这一说法专家并不都是赞成的，刘邦死后是否有人殉也待考证。
刘邦之后禁止人殉，但不等于当时没有殉葬现象，实际上也没有绝迹。
在位时，从有人上书提出废除人殉制，可以看出当时人殉现象的广泛存在。
时儒生董仲舒上书，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然后可善治也”。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就是建议朝廷打击当时的人殉现象，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彻的重视，并影响到随后诸位皇帝的执政行为。
史载，在在位时，赵缪王刘元要求16个婢女从死，这一丑闻曝光后，刘元一族被取消了封国称号。
殉葬是古代一种野蛮又极其残忍的习俗。
在原始社会，人死了要把他之前用过的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一起埋葬，算是死者的陪葬品。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人类智慧的开，相信人死后还仍旧活在另一个世界，他完全可以享受到生前世界的一切待遇。
于是，陪葬品就越来越贵重，生前拥有的，死后也要带走，继续享有。
而奴隶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仅作为生育工具和附属品的妇女，俨然也成了男性的物品。
所以，男性死亡之后，自己的配偶也要跟着死亡，并一起埋葬。
地位比较高的奴隶主贵族，更是在陪葬品上大做文章，不仅要诸多牲畜、贵重物品、奴隶、自己的妻女陪葬，甚至还有大肆搜罗一些美女陪自己云游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奢华享受。
我国夏商时代，活人陪葬习俗盛行。
在诸多古墓挖掘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活人殉葬现象。
秦始皇不仅打造声势浩大的军团为自己陪葬，残暴而无能的，甚至还将“数以万计”的秦始皇后宫“未生子”的嫔妃宫女赶入郦山秦陵，然后封死陵墓，将她们活活闷死。
汉朝之后，人殉得以遏制，代之以陶俑、木俑。
活人殉葬葬礼，转入地下，不太大张旗鼓地进行。
但是，。
到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打了一辈子仗，杀了一辈子人，觉得自己从一个和尚起家，打下一片江山着实不易，可是没享受几天，就要撒手西去，着实不公平。
所以，他死后，生前的诸多妃嫔丽人随他去了。
在强人朱元璋面前，再强的人都不能逞能的，何况一群弱女子。
直到龌龊皇帝死时，才突然良心发现，说了句，“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从而终止了活人殉葬的恶习。
这也算是朱祁镇对中国历史最积极最有意义的贡献了。
那么，那些殉葬的女性是如何被处死的呢? 一种是先杀后埋。
不管是自杀、他杀、服毒、上吊，还是砍脑袋，总之是让殉葬者没气了，然后扔进主人的墓坑里。
有些帝王将相或者富贵人家，在处死殉葬者时，让其吞食水银。
水银是剧毒物质，能在瞬间使人毙命，而且据说死后尸体不易腐烂，不管时间多久，都能保持皮肤的光泽与滑润，犹如活人。
因此，这种死法是殉葬礼中最为高贵，也是最为残忍的方式。
在历代的古墓发掘中，均有发现被药水浸泡，或经过特殊处理，致使其千百年不腐朽的尸体。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另一种是先埋后死。
这是最残忍的殉葬。
一群大活人，被赶进一个土坑中，在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极度恐慌中拼命挣扎，撕心裂肺地呼喊，但是没用，黄土逐渐淹没，空气逐渐稀薄，心跳逐渐减弱，死亡缓慢降临…… 比如前面提到的为秦始皇殉葬者，就是采用这种惨无人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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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状元彭汝砺墓葬究竟在何处？
一、湖北阳新说，从世传到乱真的错误观点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流传于鄂东南，墓地具体位置在今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今称狮子口山。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源于《明一统志》的记载，《明一统志》卷五十九“陵墓”条目第3656页载：“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汝砺官至尚书，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这个依据的可信度取决于《明一统志》资料的准确性。
事实上，史上多次有人指出《明一统志》的错误甚多。
《》馆臣称：“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牴牾，疏谬尤甚”。
《天顺五年〈明一统志〉天津资料点校集注》称：“官修之书历来都难免粗疏之失，《明一统志》自然也不能免俗。
清初顾炎武撰《日知录》就指出其中所述古代的事情往往有差错。
” 《明一统志》，原名《大明一统志》，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
明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未成。
明景泰五年(1454)，宗“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复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采录事迹，又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
历二年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
英宗复辟，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于天顺二年(1458)命李贤、彭时等人“折衷群书，务臻精要”，进行删补修改。
天顺五年(1461)书成，英宗亲撰序文，赐名《大明一统志》刊行。
从《明一统志》的编修过程可以看出，资料内容是各路编修人员从全国采集，然后汇编而成，资料来源于地方，未加甄别核实，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最多等同于地方志。
为考证《明一统志》所载之真实性，可以逐步核查其资料的来源。
按照收集上报程序，《明一统志》中关于“彭汝砺墓”的资料首先来源于省志《湖广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之“武昌府”条目载：“尚书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俗呼彭尚书墓，傍有祠”，两处所叙基本一致。
《湖广通志》的资料又来源于《兴国州志》(阳新县旧称兴国州)，《兴国州志》载：“兴国州南三十里许，地曰下彭源，有宋尚书彭汝砺墓”及“俗呼彭尚书墓，墓志朗然。
墓侧有祠。
地名原叫东乡里下彭源金巴山，后更名为走马仓狮子口”，本内容录自于彭腾芳宗亲所撰《状元彭汝砺文献集》，与《兴国州志》、《明一统志》记载基本一致。
而笔者所查阅的《兴国州志·卷之三·舆地志》(清陈光亨纂)，其记载为：“彭汝砺墓，明一统志云：州南三十里地，曰下彭源，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
按《浮梁志》：祀汝砺为乡贤，又载其墓在浮梁，未知孰是”，此版本所载不仅是“相传”，且因与浮梁志所载不同而“未知孰是”。
我们再来看当地宗谱，据湖北阳新县《彭氏宗谱·十策堂》(彭方金主编，2009年版)第四百四十页载：“(彭汝砺)又妣讳玉满，谥文节夫人，生子一：尧辅”;又载：“公(彭汝砺)殁后，妣随子往兴国路官署遂家焉，殁葬兴国州东乡里下彭源金山巴，更名狮子口，世传公亦迁斯，载兴国州志”，这里也仅是“世传公亦迁斯”。
由《彭氏宗谱·十策堂》、《兴国州志》到《湖广通志》再到《明一统志》，关于“宋尚书彭汝砺墓”的记载是一层层上报汇编的。
从《彭氏宗谱·十策堂》的无彭汝砺具体墓葬记载、只是“世传公亦迁斯”，《兴国州志》的“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但“未知孰是”，一步步升级到《湖广通志》、《明一统志》的“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且“墓侧有祠”，其中有意识的、善意的篡改痕迹，应是较为明显。
《明一统志》把原来“世传”、“相传”、“未知孰是”的彭汝砺墓演变成了“有”彭汝砺墓，反过来又成了下一级地方志的依据，其中的说服力不知能有几成。
在《明一统志》撰成的明天顺五年(1461)，阳新县狮子山上并未建有彭汝砺坟墓，现仅存二二年竖立的墓碑，其他找不到任何旧墓碑等器物来做证明。
而且，身为大宋状元，官居吏部尚书，按照当时习俗，彭汝砺应是与原配合葬，怎么会与侧室刘氏合葬呢?这不禁让人想到，是不是后人在特意地附会? 此外，彭汝砺是江西鄱阳人，为什么要葬于湖北阳新呢? 持葬于湖北阳新观点的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二是彭汝砺儿子彭尧辅因官居兴国路粮仓官，而奉勅将父棺木迁葬于此。
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是因为彭汝砺写了一些诗句咏叹荆楚的秀美风光。
彭汝砺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外放为地方官，性格豪爽，在其现存一千多首诗中多数是描写各地自然景观以及与亲友交游的，由几首田园诗而推断彭汝砺爱楚、徙楚并不足信。
而认为彭汝砺死后由其子彭尧辅迁葬于兴国路，笔者觉得也不合情理，彭汝砺并不只生彭尧辅一个儿子，另有四个儿子，除长子彭侗早逝外，彭佚、彭作、彭修均子孙繁茂，彭佚先迁芝城老塔前，后裔今居鄱阳县双港镇，彭作迁居乐平市，彭修则生于鄱阳滨田长于鄱阳滨田，且葬于滨田曲岛山，三位兄长岂会同意弟弟彭尧辅将父亲迁葬于路途遥远的湖北阳新呢?更何况彭尧辅是彭汝砺偏房刘氏所生，并未回老家上谱。
那为什么湖北阳新会有彭汝砺墓呢?这应该是彭尧辅因官而迁居于湖北阳新，其生母刘氏葬于此，为方便祭拜，特将母亲坟墓修成父母合葬墓，其中父亲墓只不过是一个空穴而矣。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以至“世传公亦迁斯”，一座空穴传成了真墓。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因其影响深远，已被后来的多种书籍抄袭录用，如： 《江西省彭氏源流联谱》第281页载：“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见《明一统志》)。
” 《状元彭汝砺文献集》第六页载：“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浮梁县)。
越九年，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南三十里，下彭源走马仓狮子口，同妣文节夫人刘氏合墓。
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江西历代状元传》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敕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为彭尚书墓。
墓左有祠。
” 以上三种资料既源于《明一统志》，且又做了适当的变通：彭汝砺去世九年后敕葬湖北兴国州。
因为从现存资料来看，彭汝砺至少是初葬在古饶州所辖范围内的。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杜大珪编)中集卷三十一《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载：“绍圣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为枢密都承旨。
命下，识者相庆曰：‘正人进矣!‘越翼日，公以讣闻，识者复相吊，曰：‘朝廷失一正人!‘……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
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
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据《容斋随笔》(洪迈撰)称：“开(肇)与彭器资(汝砺)为挚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欲之至再，……彭子惶懼而止”，曾肇与彭汝砺本为好友，又是应彭汝砺儿子之求而作墓志铭，所记安葬之地是不会有差错的。
但这里只能确定的是彭汝砺安葬于饶州(宋时饶州辖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等六县)，至于具体位置并未详述。
二，江西浮梁说，因交游而安葬的错误观点 葬于江西浮梁县的说法流传于江西景德镇，具体位置在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或浮梁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浮梁江村位于浮梁屏山附近，作为彭汝砺墓葬地，所指两处可能是同一地点。
葬于浮梁屏山首先见于《浮梁县志》等地方志。
《浮梁县志》(清版，2007年翻印)第十九卷《坟茔》中载：“宋三魁祖墓——在伴龙山。
三魁为彭汝砺、程瑀、僧，此盖葬其祖。
时谓佛印僧中之魁，故立名。
按：通志载状元彭汝砺墓，云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是汝砺亦葬县境也，并附备考”。
即《浮梁县志》说彭汝砺祖墓在伴龙山(今浮梁县庄湾乡深渡村伴龙山)，还说《江西通志》载彭汝砺本人葬在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
《江西通志》(清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载：“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
按：安志载在鄱阳药炉山，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惟林志则载延祥观，未知孰是”。
其中的“安志”指清二十二年(1682)刻本的《江西通志》，于成龙、安世鼎修，杜果纂。
“续鄱志”指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的《续鄱阳志》，章凤应纂修。
“林志”指明嘉靖四年(1522)刻本的《江西通志》，林廷昂纂修。
从这里看到，因为《续鄱阳志》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所以《江西通志》先说“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后又称“未知孰是”。
持葬于江西浮梁观点的人认为，彭汝砺喜爱浮梁山水，文集中有很多诗是描写昌江人文风物，一生与浮梁县多位名人交往密切，如佛印，以及与多位浮梁县令交好，如许屯田、郭知章、王太博、张景修、程德林等，且其妻宁氏是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宁厂村，在屏山附近，故称屏山宁氏)人，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均是岳父宁锡公家的祖产或祖坟山，甚至有观点认为是由彭汝砺妻侄宁琯操办丧事，将其安葬于浮梁。
对于这第二种说法笔者也有几点疑惑，一是彭汝砺纵然喜爱浮梁山水，但应不至于要将其葬于浮梁;二是位于饶州州城西北(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的牛首山乃当时彭氏祖坟山，彭汝砺父母及其妻子宁氏均葬于此，为什么不将彭汝砺也葬于牛首山，与其父母妻子为伴呢?三是彭汝砺丧事是当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彭待制汝砺墓志铭》)，且“汝砺卒，(彭汝方)弃官归葬”(《·彭汝方传》)，彭汝霖、彭汝方兄弟二人会同意将兄长安葬于浮梁吗?浮梁当时并没有状元子侄居住，岂不是增加子孙祭拜的麻烦吗? 仔细阅读《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发现葬于浮梁江村的说法至少流行了553年，但其中所述葬于浮梁江村的经过较为离奇且与史实不符。
《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由鄱阳人刘莘所撰，其中载：“宣和年间(1119--1125)，尚书(彭汝砺)致仕。
建炎己酉(1129)秋，游于宁氏门，七月十三薨于彼焉，享寿八十有二。
……时进士妻姪宁琯具棺敛忌葬尚书公于彼之江村。
” 赣东北多地《彭氏宗谱》所载内容与此相同，应是来源于此，也多载为初葬于浮梁江村。
特别是有一支状元后裔，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江西省乐平市迁往湖北省潜江市，其宗谱对此记载更为详细。
湖北省潜江市《彭氏宗谱·器资公传》载：“器资公，讳汝砺，季昌公之仲子也，幼有大志，力学不倦。
治平乙巳科状元及第，任撰修，其读书处名洗砚池，在长爱山。
先居滨田曲岛山，嘉定癸卯(嘉定为南年号，1208—1224年，期间无癸卯年，有误)赠徙居东伴龙山，卒于建炎己酉(1129)七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于里之江村，系宁氏地，有圹记及宁氏批书附后。
” 其《彭氏宗谱·圹记》载：“公(汝砺)幼承父命，游于浮梁寿安乡屏山宁氏之门，于是宁锡公之次女赘焉，……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五日葬于里之江村，南向湖井，享年八十有二。
” 其《彭氏宗谱·宁氏批书》载：“本里江村湖井长山，乃洵之祖山也，予妹夫彭汝砺公生谋佳城，爱而求之，而未出笔，今不幸公卒，从命将祖山批付彭甥佚作修三人，安妥公柩。
其山上至岭脊，下(至)龙潭周围，七十余亩俱附彭宅永远管业。
长蒙庇佑，自后宁氏之族再无得主兹山矣，各房子孙敢有故违擅起争端者，许令彭甥责此出官，准不孝谕。
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二日浮梁宁洵书批。
” 无论是墓碑还是宗谱，尽管记载详尽，事由清晰，但其所述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由《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可知，彭汝砺是宋绍圣元年(1094)殁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任上，享年仅五十四岁，上述错误有几点：一是彭汝砺去世前的情况，由江州知州任上误为致仕(即退休);二是去世的时间，由1094年误为1129年;三是去世的地点，由殁于江州官署误为浮梁宁氏门;四是丧事操办人，由弟汝霖、汝方及诸子误为妻姪宁琯;这些均与史实严重不符，特别是去世的地点、丧事操办人的严重错误让其葬于浮梁的说法根本无法立足。
因此，葬于江西浮梁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足为信。
但其影响较广，不仅乐平、浮梁等地信奉此说，甚至于还影响到了鄱阳滨田，这是当今研究者必须深思并加以辨析的。
三、江西鄱阳说，从迁葬到始葬的本来面目 葬于江西鄱阳县的说法流传于今赣东北大部分地区，具体位置为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大滨田山。
据上文中的《江西通志》(清雍正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所载，“林志”认为彭汝砺墓在“延祥观”、“安志”认为彭汝砺墓在“鄱阳药炉山”。
“延祥观”、“鄱阳药炉山”，看似两个地方，则实指向同一个地点。
药炉山，又称马蹄山或马迹山，因仙坛观(宋代称延祥观)建在药炉山上，故又称仙坛山;紧邻其南边的是滨田彭氏祖坟山，为区别相邻的另一座滨田彭氏山，当地人今称之为大滨田山。
《饶州府志》(明正德版)第三卷“坟墓”未载彭汝砺墓。
《饶州府志》(清康熙版)第十三卷“坟墓”鄱阳县条目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之屏山”。
《饶州府志》(清版)第三十一卷“茔墓”有类似记载。
《鄱阳县志》(清康熙版)第十五卷“坟墓”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
《鄱阳县志》(清版)第二十二卷“坟墓”、《鄱阳县志》(清道光版)第二十九卷“茔墓”所载与此相同。
《鄱阳县志》(清同治版)第二十二卷“茔墓” 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
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通志(《江西通志》)云在府城延祥观。
” 由此看出，无论省志、府志还是县志，都倾向于“在仙坛药炉山”，但又不能肯定，以至《江西通志》(清雍正版)说“未知孰是”。
笔者推测，在明前期(约1450年之前)的资料是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如章凤应的《续鄱阳志》;而在明后期(约1464年之后)的资料又转向于墓在鄱阳药炉山。
这其中原因可能与明天顺八年(1464)鄱阳滨田彭氏组织在药炉山重建状元墓有关。
在彭氏宗谱中，多数认为彭汝砺墓初葬于浮梁江村，后由其子彭修迁葬于“鄱阳药炉山。
” 如鄱阳县滨田村《锦标彭氏宗谱》(丙戌版)载：“绍圣甲戌(1094)，贬公出知江州，卒于宦所，寿五十四岁，葬浮梁江村，南向朝井坑。
…子修公奉勅命迁公葬于怀德乡仙坛山之西。
” 其观点是：彭汝砺先葬于浮梁县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组)，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彭汝砺幼子彭修奉敕命将父亲坟墓由浮梁江村迁往鄱阳仙坛山，并将母亲宁氏坟墓也由鄱阳牛首山(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迁此合葬。
笔者认为，彭汝砺墓应葬于鄱阳药炉山，且不是迁葬于此，而是一开始就由其弟汝霖、汝方和诸子将其安葬于此。
首先，当时正值宋廷欲将其提拔之时，听其讣闻，朝野上下是悲痛并惋惜，“朝廷失一正人，奈何”，“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择一风水宝地，建一体面而庄重的墓园，应是理所当然且的，鄱阳药炉山实乃不二之选。
药炉山，位于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东，为道教72福地之第52福地——道教圣地仙坛观所在地。
相传建安十二年(207)，有仙人王遥入山修炼，有斗坛、炼丹井、石药盂遗迹。
至晋元康二年(292)，真人白日飞升，这里不但留下诸如仙人骑马飞升时的马蹄印记，也成了择观的福址。
隋大业二年(606)，道士曹志虚正式建观——仙坛观，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直到解放初期观宇倾圯，福地消失。
仙坛观鼎盛时，观宇巍峨，香火旺盛，占地规模极大，当时观有十景之说，即：马迹山势、道汊湖光、延祥观宇、朝斗灵坛、药炉苔藓、丹井清泉、方池珠漾、驾虹渡马、马迹波谷、柏潭降虎。
北宋饶州知州曾赋诗：“灵台共上百神清，碧坞红霞相映明。
曲径已无青草合，乱峰时有白云生。
亭亭翠纛高山矗，隐隐狂雷落石轰。
待得九霄孪鹤驭，玉书应改地仙名。
”足见仙坛观(时称延祥观)已是闻名遐迩，声赫名显。
元周伯琦诗云：“西晋仙人留鞋处，护青山;空坛风撼龙蛇窟，绝壁云通虎豹关。
” 只有如此福地才配葬彭汝砺这样才华横溢、气节高尚的杰出贤能，这是为什么不将彭汝砺葬于祖茔地牛首山或居住地滨田的原因。
不仅彭汝砺敕葬仙坛山，其弟彭汝方后来也敕葬于此。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正月，彭汝方通判衢州，因起兵陷城，骂贼死节，徽宗褒叹之，超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忠义，敕葬仙坛观，夫人义城刘氏，附葬同穴。
惜彭汝方子孙寥落，今仅知鄱阳县三庙前乡柳溪彭家二百多人为其直系后裔。
其墓失闻久矣，今不知其所。
其次，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的《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篇首即载：“芮城距东数里曰仙坛，宋故状元汝砺公墓所寓焉”，本铭一开篇就肯定仙坛山为宋状元彭汝砺墓之所在地。
芮城，指当时饶州府城，即今鄱阳县城，因番君吴芮建城于此，故称之为芮城。
本铭认为彭汝砺是先葬于浮梁宁氏门，但上文已述其事由与史实不符，其先葬于浮梁宁氏门的观点自然不足信，迁葬之说也就不成立。
至于到明朝前期，浮梁等地认为是葬在浮梁屏山，一来是彭汝砺家族与浮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浮梁等地还认为彭汝砺父母及祖父母也葬于浮梁，对此笔者会有另文详述)，二来历经南宋、元两朝动荡不安的时局，特别对的高压统治，坟墓毁弃，族谱无存，难以查证。
浮梁等地观点自然影响了很多人，甚至某些观点还影响了滨田彭氏。
但在天顺八年(1464)重建彭汝砺墓时，其墓址经状元后裔的代代相传和多方考证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滨田村本是山清水秀、风光迤逦，且自状元彭汝砺父亲彭思泳就置业于此，滨田彭氏怎会舍近求远在仙坛山建状元墓地呢?以当时滨田一村之力哪有能力在离村“七十里余”去买地建祖墓?而当时仙坛山附近的村民又怎会同意滨田村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造坟墓呢?事实上，明天顺八年(1464)重修仙坛山彭汝砺墓就是缘于两位耄耋老人拜墓而倡导发起，《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载：“暨元末兵燹，(原墓碑)文字磨灭毁弃，惟龟趺存焉。
……洎天顺庚辰(1460)，(彭汝砺孙辈焕公)十二世孙贵德公，年丁八十有五，钦蒙恩典优老受帛，偕弟公信守成翁，经由拜墓，追慕唧叹，以谓不重立碑，恐终坠厥绪，致后无闻，于时心同意协，果于有为，勒石垂成，而贵德公寻逝，守成翁年七旬有五，惟恐众心泮涣，怠于因循，庸是率合族属，捐金庀功，确尽乃心，以显先烈”。
据彭氏宗谱载，“置祀田百亩……以饴祭扫”，以备散居于各地的状元后裔前往祖墓祭拜时，由祀田的租户无偿提供食宿。
时至今日，仙坛山脚下的村民仍自称，其祖上就是为状元彭汝砺守墓的。
状元后裔在时局稳定、国泰民安之时，多次集资筹物，组织修缮，还祖墓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
明天顺八年(1464)是史料存今的第一次重修，留存于世的有“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这块墓碑高有2米多，宽约1米，现存于滨田村彭汝砺纪念馆。
四周原建有石仿等多处石刻，为“文革”时期损毁。
还有一只大型驮碑神龟，由灰麻石雕刻而成，如今仍留在仙坛山，位于墓冢下方十余米处，由“惟龟趺存焉”可推断此为北宋彭汝砺墓之真正原物，距今已经923年，实乃千年神龟! 现存墓冢为一九九三年重新修葺，整个坟墓低于四周地面，只有坟顶略高于外围地面，座北朝南，碎石围砌，水泥石碑，篆刻阴文“宋状元及第彭公汝砺、德安君宁氏合墓”字样，占地面积约有20平方米。
如今，彭汝砺墓仍安详地躺卧在仙坛山上。
历经千年风雨，已是多次被盗，并数度被肆意毁损。
不仅随葬器物全无，且已无法找寻到原墓的踪影，只留下一个墓址让后人遐想，青山依旧，气节永存! 四、结语 彭汝砺安葬于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史料依据错误，但可反应出彭氏与浮梁县的紧密关系。
彭汝砺安葬于鄱阳县仙坛山，于情理于史实都是可信的。
而迁葬于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在湖北亦是深入人心，鄂东南彭汝砺后裔对此。
鄱阳仙坛山、阳新下彭源分别是赣东北、鄂东南两地彭汝砺后裔祀拜祖先的圣地，无论真与假，都无法撼动两地状元后裔的深切追思和无尚荣耀! 随机文章满清令妃「遗体放百年不会烂」专家：看乾隆喂他吃啥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现争议，位置并不在巴比伦法国凯旋级核潜艇造价300亿，能瞬间毁灭俄罗斯世界上最便宜也最好的无人机，最适合新手的无人机/售价420元德国p-1000超级坦克重1000吨，装两门280毫米火炮（堪比巡洋舰）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万斯同墓在哪里？墓葬形制介绍
墓葬建成后曾湮没无闻，清末被再次发现，1937年进行修整。
2006年，万斯同墓与白云庄、黄宗羲墓、全祖望墓一起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形制 万斯同墓位于莼湖镇乌鸦冠山(或称乌阳观山)南麓，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剩余一面面向象山港。
墓前有华表，上书“万乡贤墓”四字。
华表后有牌坊一座，正面墓坊题额“万季野先生墓道”为蒋中正所书，联语“史笔殿千军先生不死，布衣终一世后进群瞻”为庄崧甫所书，背面墓坊题额“高风亮节”四字为林森所书 。
牌坊后为拜坛，形状为方形，边长17.7米，上有一张祭桌，两张石凳。
墓葬前的墓碣和两侧联句为清代遗物，墓碣“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墓”为王顼龄所题，两边“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对联为翰林裘琏所题。
墓圹直径7米。
莼湖镇内原有1936年建“乡贤祠”一座，包含前后两进，蒋中正和林森曾分别题额“志行卓绝”和“民族典型”，后被莼湖小学改为大礼堂使用 ，20世纪90年代尚存后进三开间正厅，1997年莼湖小学扩建时拆除。
2018年，莼湖岙新建万斯同纪念馆。
保护 万斯同墓于1982年6月以“万季野(斯同)墓”的名义列入奉化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以“万斯同墓”的名义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与白云庄、黄宗羲墓、全祖望墓一起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保护范围为墓葬本体、拜坛并向周围延伸10米。
墓葬曾于1985年重修，2012年再次进行修缮，重葺墓圈和拜台，修复墓道，重建墓坊和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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