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如何被逼上反抗之路?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17 点击数:
简介: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次子秦王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千问解读】

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次子秦王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与太子的矛盾终于大爆发,双方在玄武门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最终以李世民的全胜而告终。

随后李世民逼宫,李渊被迫让位,他得以登上大位,开了大唐,成为一代明君。

诛杀太子,逼父退位,这种行为在任何朝代都是大逆不道,其残忍行径也为一般人难以理解。

然而,李世民真是这样一位凶残暴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吗? 我们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历史已给他盖棺定论,乃一代明君。

文治武功,开创了大唐的盛世,观古今帝王,能出其右者又有几人。

观其为人,谦恭谨慎,,,严于律己,太宗纳谏已,这分明是一位完美君主应有的品德,和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的形象大相径庭。

让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玄武门之变,揭示这场事变之中李世民如何被逼走上反抗之路! 一、太子李建成步步紧逼 自从秦王李世民讨伐完、,头顶着胜利的光环回到长安后,太子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开始以李世民为敌,欲除之而后快。

有一次,太子赠一匹烈马让世民试乘,马肥壮喜蹶,世民以难以驯服,世民从马上摔下来几回,不禁发了一句感叹:“生死有命,一匹马岂能杀死我!” 建成一听,计上心来,把世民的话作了改动:“秦王自言,我有天命,当为天下之主,岂有浪死!”李渊闻之大怒,欲民之罪,正好当时要征伐,世民才免于问罪。

一计不成,太子建成恼羞成怒,他决定设计毒死秦王世民。

那天,建成通知世民前来赴宴,打算在酒桌上解决兄弟之间的恩怨。

世民也早想和太子建成和解,欣然赴约。

酒过三巡,建成一手端起一杯早已盛满酒的杯子递给世民,一手搭着世民的右肩,诚恳地说道:“干了这杯,这俩以前的那些过节就一笔勾销。

” 说完,建成就一饮而尽,世民心里很感动,想到兄弟之间终于和解,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刚喝完,就感觉心口一阵巨痛,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淮安王神通见状,马上过来搀扶着世民回到西宫,世民一直休息了一个多月身体才渐渐恢复。

秦王府中人才济济,这对太子集团不利,建成打算收买秦王府的人才,孤立世民。

建成私下里以金银财宝来贿赂魏迟敬德,魏迟敬德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

后来他又去收买程知节、等人,也被拒绝。

见无法收买,建成与元吉向建言,把他们逐出秦王府。

其时,突厥入侵,建成向皇帝推荐由元吉挂帅出征,讨伐突厥,元吉趁机向皇帝请求带上秦王府骁将随行,慰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都被他要走。

建成与元吉密谋,秦王世民必然在昆明池为他饯行,他们将埋伏勇士于中军仗前,趁机将他杀死,他的那些骁勇之士也一并诛杀,对外宣称秦王暴病身亡,他为太子,天下谁敢不从? 他们的阴谋被秦王府的人知道,还没有等到阴谋得逞,玄武门事变就发生了,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身首异处。

因此,正是太子建成与元吉步步紧逼,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世民及秦王府的那些谋士们被迫发动反击,世民造反,确实也是无奈之举。

二、皇帝的态度暧昧 皇帝李渊的态度暧昧也是这场政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帝国立储这种大事情上,李渊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这给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二人传达了一个信号:帝国的掌门人还未定,二人都有机会! 纵观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政变,很多都是立太子不明确造成的,,一会想立长,一会想立幼,这是动乱发生的根源。

最初,李世民劝李渊起兵晋阳,李渊曾对他说:“若事成,你的功劳最大,当立你为太子。

”李渊登上大位后,将要立世民为太子,世民却辞让了。

建成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登上太子之位。

皇帝觉得有愧于世民,给了他很高的地位,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官职,,这个官职权力非常大,几乎和太子的地位一样崇高。

皇帝的这一举动貌似在安抚世民,实际上给世民和建成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帝国实际上有两个太子。

然而一个帝国是不可能出现两个太子,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武力解决,肉体消灭。

自从世民那次赴宴饮了毒酒之后卧床养病,皇帝来探望世民,他又一次给世民传递错误信号,劝世民去洛阳,在那里他也可以自建天子旗号,自陕西以东都归世民管辖。

皇帝出了这么个主意,初衷是将二人隔开,避免矛盾激化,殊不知,若真如他所愿,大唐将分裂为两个帝国,天下将又起战端? 皇帝的建议理所当然遭到世民和建成的同时拒绝,双方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谁也不愿妥协。

正是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彻底激化了世民与建成双方的矛盾,使双方最终走向了武力解决。

三、双方也是政变的推手 关于玄武门之变,不仅仅是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的个人恩怨,他是以二人为代表的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双方的幕僚都是这场政变的参与者和推手。

任何一方老板的失败,也必然会导致老板的幕僚的彻底失败,老板和幕僚的利益是紧紧捆绑在一起 。

我们先看看李世民这边,当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时候,最急的人其实是他的幕僚们。

李元吉要出征突厥,密谋将秦王李世民集团的人一网打尽,当尉迟敬德知道这个消息时,他急切地对世民说: 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

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社稷宗庙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尉迟敬德这番话地代表着李世民的幕僚们的真实心态,他们这些文臣武将,跟随李世民,辛辛苦苦打下了大唐的大部分江山,指望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

现在因为老板的失败,他们轻则下岗回家待业,重则被太子一党清算,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他们能不急吗? 因此,敬德以辞职来逼李世民,也在旁边帮腔,逼迫世民立即采取行动。

世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能寒了兄弟们的心吗?哪怕他此时想停下来,可他停得了吗?他的幕僚们绝不会答应,更何况,李世民也是有野心的,否则他就不是李世民。

再看看太子建成那边,魏征作为谋士为他出谋画策,他见太子毫无战功,建议太子向皇帝请战,讨伐刘黑闼,以谋求更大的政治资本。

而作为太子的重要盟友,李元吉多次劝太子除掉李世民,很多坏点子也是他出的。

太子的幕僚团队也是相当强大,除了魏征,还有、、薛万彻等,他们依附太子,和太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是政变的主要推手。

因此,秦王世民与太子建成可以说是被迫参与到这场兄弟相残的死亡游戏! 总结:玄武门之变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渊却让他向太子李建成俯首称臣,李世民即使认命了,他的那些手下精英会认命?太多的因素裹挟着李世民不得不加入这场血腥的厮杀,李世民实力实在是强大,太子一党输掉这场政变其实早无悬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是征韩论的重要人物呢是怎么回事?他是如何成为“背锅侠”的

“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前往朝鲜)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不需要派遣副岛君(外务卿副岛种臣)这么杰出的使节,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重要人物。

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

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

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

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

然而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

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

,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

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战端。

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

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

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

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

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

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

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

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

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

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

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

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

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

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

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

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

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

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

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

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

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

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

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

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息。

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

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

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

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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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是哪位?为什么说是嘉靖帝自己

嘉靖帝,明世宗。

在其统治明王朝的四十五年间,曾创下二十余年不上朝的景象,令世人唏嘘不已。

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历代最聪明的,二十余年不上朝却能把控好朝中的各方势力,玩弄群臣于鼓掌之间;也有人说他,宠信,乱杀忠臣,杀害皇后;也有人说他是理财能手,虽不经管财务却对国家财政。

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死后,年仅12岁的朱厚熜承袭王位。

过了两年也就是正德十六年,驾崩,但是明武宗没有儿子,依据大”兄终弟及“的祖制,武宗驾崩当天,拟旨宣布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

至此,年仅14岁的朱厚熜成为了明王朝真正地统治者。

嘉靖帝朱厚熜从小就聪明过人,随父学习各种估计书卷,修习各种修身治国齐家之道。

也不知道兴王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大明朝的皇帝,从小就让儿子熟悉了各种礼仪规章。

朱厚熜在知道这个至尊之位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后,年仅16岁的他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帝王之气。

在其入京准备步入这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时,时任首辅杨廷瞧着他年纪小,准备给他来个下马威,命礼部让朱厚熜从东华门入,以太子之礼迎接他。

朱厚熜全然不理会,他明白这是给他”见面礼“,不同意入京。

太后看这样不是办法,命群臣去京外劝言,朱厚熜这才同意入京,并且要从大明门入,在奉天殿继承皇位。

至此,嘉靖帝朱厚熜开始了他作为大明朝统治者的生涯。

嘉靖帝在其统治的的前二十年,在把国家大全掌握到自己手中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大胆创新,鼓励农商,大力发展文化,大明王朝展现出正兴之气。

但是在其统治的后半段时间里,嘉靖帝开始闭关修道,创造了20余年不上朝的历史奇景,成为后人的谈柄。

并且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且小气的人,甚至有点刚愎自用,很多大臣都看不下去,嘉靖帝还兴大狱,杀言官,宠佞臣,直接导致了其晚年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的局面。

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徭役、赋税,为正二品。

但是嘉靖虽然二十余年不上朝,但其对明王朝的财政状况确了如指掌,他知道严嵩父子的贪,但他也只是不想说出来伤了和气,毕竟他还需要严嵩给他做事,可一旦真正触碰他的底线,嘉靖帝也是翻脸不认人。

我们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嘉靖帝对国家财政的掌控度如何。

有一年冬天鄢懋卿收盐税回京,上报说总共收得330万两白银,其中230万两充给国库,100万两给了嘉靖帝的内廷。

觉得不对劲,完全不经户部,命人在宫内连夜查算,得出这次巡盐总共有530两(鄢懋卿和严嵩父子各分得100万两)。

嘉靖怒了,彻底地愤怒了,他觉得这530万两银子全是他的,现在人家拿了200万两还得欠人家一个人情。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嘉靖帝倒严的决心,在他看来,财政,银子,是他的根基,是他统治国家最根本的东西,谁触碰它都不行。

不论对错,历史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世人评判,再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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