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燕国经济文化简介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于燕地，是为燕召公。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
【千问解读】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于燕地，是为燕召公。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西周初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燕地为燕国始封地。
时山戎不断南下侵扰，燕国被迫迁都临易。
打败山戎之后，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
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
子之之乱后，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
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与逃到代地的赵公子嘉联兵与秦在易水西决战，失败后，燕军主帅太子丹逃匿于衍水，被秦将李信追斩，燕王喜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了辽阳。
五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空前繁荣起来。
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地方行政 战国时期，燕国在与北胡相邻的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郡县制。
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为"都"。
学术界认为战国燕国郡邑名称有25个。
官制 在中央官职方面，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将和相，分别主管文武之事。
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无疑有利于国君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上。
相，是文官系统的首脑。
曾任燕相的有:子之(时)、公孙操(燕惠王时)、栗腹(燕王喜时)。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的首脑，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市被、秦开。
将军中又有"上将军"，曾任此官;战国时的上将军，地位相当于春秋时的元帅。
其他见于文献的武官还有"司马"。
爵秩方面，燕国的爵秩等级大致分为卿和大夫两级。
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
俸禄方面，燕国采用的以是"石"计禄。
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
"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
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
一般是采郡、县两级制。
见于燕国的郡有5个: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郡的行政长官是"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
由官印还可获知，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等。
农业 燕国燕山以南以农业为主，以北以牧业为主，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
大至东部沿海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铁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
燕国的畜牧业区域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地区，农业区域在蓟城以南的地区，渔业、盐业区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和各岛 屿，以及 辽水、鸭绿江下游沿岸等地区。
燕地的辽西地区酿酒业较为为发达。
燕国农业工具以石制、铜制为主，且石制农具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出土的石制农具多数为磨制工具，战国中期，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地使用。
燕国在西周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粟、稻、粱、麦、豆、麻等，而粟和黍为燕人的主要食物。
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
手工业 燕国在冶金手工业中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
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燕国冶铁作坊，一般都由官府经营，燕国的冶铜业，在青铜制品种类以礼器、兵器为多。
冶铜 业，其经营性质与冶铁业一样，主要是官营，兵器制造业是燕国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主要由官府督造，战国时期燕国的兵器主要是铁制品。
燕国官营制陶，其生产者大多是官奴和刑徒，民间制陶普及，但各地的制造水平相差很大，燕国有专门的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
燕国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皮革业发达。
一般皮革器多用牛皮、羊皮制作，皮甲则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
燕国煮盐业之盛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燕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单一，仅限于几项土特产品。
燕国在向中原内地提供的商品中，农业、手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为中原内地所珍视的土特产品。
枣、栗是燕国的两项大宗商品，产于燕国北部 。
枣、栗、蓟而外，燕国还盛产杏、梅等果品。
蝎角、白金、燕石，是燕国的另一类土特产品。
商品交换一般要在市场上进行。
燕国的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都设有市 。
燕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大、中、小城市都很多。
在大城市中，下都武阳以规模大著称，上都蓟则以富庶闻名。
在众多的小城中，不同地区的也各有其特点，分布于长城附近地区的，军事性质较强，因为它是随着长城的修筑而兴起来的。
燕北五郡郡治襄平、渔阳、沮阳、无终、阳乐等城，都具有一定规 模。
货币 战国时期燕国的金属货币，有明刀、布币、囿钱、金币等几种形制。
燕国的金属货币以明刀币为主。
燕明刀币的形体较齐刀币为小，铜质较粗劣，铸造也不精，明刀多铸有一"明"字，故俗称明刀，通高约13~14厘米。
早期的形体较大，刀背略弯，刀身上宽下窄，通高约14厘米，重13克左右，"明"字作"仈"、"仌"，背文多为一字;中期的形体 比早期的略小，"明"字作"乽";晚期的刀身上下等宽，刀背较直，柄向内屈曲明显，刀重减轻到10克左右，"明"字写成"债"，有人误释为"匽"或"易"。
中期、晚期的背文一般字数较多，常在"左"或"中"、"右"之下系以数目字。
刀币是从实用工具青铜小刀(或称削)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燕、齐地区，而布币则是从古农具铲形铸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三晋及两周地区。
燕国布币是为适应通行于布币的国家而铸造的，铸 造数量不多。
币面都铸有地名。
燕国布币还铸有幕文。
战国时，黄金已成为燕国大商人、上层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货币了。
文化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
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
这种合体现象体现于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
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
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B30、昌平白浮B31、河北满城要庄B32均有成组器物出土。
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
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
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铜短剑、头盔、刀等兵器则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
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
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
商文化在其承上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周人虽然在意识上歧视、排挤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无法控制商人旧臣与当地土人的接触，当土著文化强大起来之后的春秋时期，就连周人也无法拒绝土著人的加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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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杀胡令杀了多少的胡人
后来汉人就颁布了杀胡令，那么这个杀胡令杀了多少胡人呢? 杀胡令的颁布者冉闵画像 要想了解杀胡令杀了多少胡人，还要从杀胡令本身开始说起。
当时胡人攻入中原之后，迅速占领北方之地，有的的汉人逃走了，然而留下来的汉人却被胡人狠狠的虐待而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武悼冉闵就发布了让汉人奋起反抗的杀胡令，这才能让的血脉传统保存下来。
因为杀胡令，汉人的心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胡人。
公元前349年11月，冉闵带领汉人击杀胡人，然而，由于胡人的激烈反抗，导致冉闵杀掉胡人军队和百姓十几万人。
公元前350年2月，冉闵又发动了邺城大战，他骁勇善战，带领汉人军队再一次击杀胡人军队和百姓二十几万人。
这才将胡人的锐气大大消减，才得以让汉人有了栖息之地，虽然汉人手段过于残忍，虐杀了将近四十多万的胡人，但是正是因为冉闵的英勇，以及汉人的团结与坚强，才让民族崛起。
冉闵虽然杀了几十万胡人，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才让当时的汉族没有像其他三个民族一样灭亡，不然北方和南方的几百万汉人就会因为胡人的残暴而全部灭亡。
杀胡令的经过 因为朝廷南迁，中原汉人被胡人大肆屠杀，留在北方的汉人百姓数量急剧减少，仅剩下四五百万。
被逼入绝境的汉人在冉闵的带领下决定奋起反抗，同时冉闵对外颁布的杀胡令不但成功团结汉人激起民愤，更是冉闵攻败暴胡的一项重要政策。
杀胡令共有三条，并非同时颁布，这更让百姓群情激奋，打得胡人措手不及。
杀胡令图片 杀胡令的经过还要从第一道杀胡令说起，第一道杀胡令是冉闵软禁后赵后颁布的，原文是“内外六夷，敢称兵器者斩之”，翻译过来就是：所有敢拿兵器的胡人都要杀。
这到命令让积压这多年仇恨的汉人开始拿起武器，联合反抗，胡人则纷纷逃离城池。
面对胡人向北逃难的局面，冉闵紧接着颁布了第二道杀胡令：与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
可是怎样算与官同心呢?官家到底是什么心思呢?虽然百姓不甚明了，但是羯族外逃的部队正与追杀胡人的汉人在城门口相遇，汉人将羯族围困城中。
没等胡人撤退，冉闵颁布了第三道命令：所有汉人，凡是斩一个胡人，凭人头便可加官晋爵。
此令一下，汉人好像得到赦免一样开始理直气壮地屠杀胡人，为汉人报仇。
一日之内，数以万计的胡人被砍头，，血流成河。
数百万氐、羌、胡、蛮族人面对汉人疯狂的血腥报复，无能为力，只好向北迁徙，重回草原。
在胡人向北迁徙道路上，时常能看到病死、饿死的胡人。
当年进攻中原的一众胡人，有八成都死在中原，仅两成回到草原，可谓元气大伤。
纵观杀胡令的经过，也可以看出冉闵的良苦用心以及其高深的智慧。
杀胡令的结果 杀胡令的结果并不好。
胡人被大举屠杀，几近灭亡，同时也对汉人产生了不可消除的仇恨。
几百万羯族、匈奴、羌、氐、鲜卑等胡人平民死亡，士兵被斩。
而受屠杀最多的羯族，在迁移和逃亡途中基本在中原灭绝。
曾经称霸一时的五胡十六国就这样成为历史。
这样的结局可谓是两败俱伤。
无论汉人还是胡人，都遭遇到血腥的大屠杀，死伤过半，平民和军队受到巨大创伤，短时期内无法恢复。
杀胡令的颁布者冉闵 杀胡令的结果中更糟糕的是，加深了中国北部游牧民族与汉人的芥蒂，形成一条无形的沟壑，使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江山社济安全的隐患。
而在此次杀胡令政策中，唯一获利的就是冉闵。
他利用杀胡令来故意激起民愤，对胡人大肆屠杀，使胡人几乎被。
而获得拥护的冉闵趁机自立成王，成立新的国家，定都邺，国号大魏。
可是在冉闵称帝后不久，胡人之间也相互联合，共同抗击冉魏。
冉闵精通军法，与胡人屡战屡胜。
虽然他的军师提醒他要争取一战取胜，但是冉闵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自己的实力足以与胡人周旋，一意孤行，最终战败。
不过杀胡令的结果也有积极的一面的。
冉闵在颁布杀胡令大退胡人后，曾给东廷写过信，信中写到，现在自己已经将胡军击退，希望东晋朝廷能发兵相助，这样就能一举统一天下。
可惜当时东晋皇帝胆小怕事，并未派兵，因此也错失统一天下的良机。
无论冉闵颁布的杀胡令到底是为汉人还是自己，他都拯救了百万汉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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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几次大移民时期？为什么说移民加速了五代十国的形成？
中国历史时期的移民一直是历史学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中国历史时期大范围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动乱割据时期。
历史时期大范围的移民主要有两个大的阶段，第一就是时期，的破坏，私有土地不断发展，诸侯战乱割据，使人民走出了自己的土地，不断开始流动。
第二个就是魏晋时期，移民出现的原因与春秋战国如出一辙。
《家训》载： 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故南朝所言，仍以北音爲主。
而庶族所言，則多爲吳語。
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凸显了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移民流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是南北简单的移动，其中也不乏东西方的移民互动。
此外，此时的移民成分也是超出了的界限，许多北方入主中原，不断吸收中原人民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从而得到进步。
原来滞留北方的汉族遗民也是不断受到游牧政权文化的冲击，音乐文化，服饰文化等纷纷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趋势。
春秋战国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突破了空间和种族的限制，那么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局面导致的移民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此时的移民是已经在民族交融逐渐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此时由于北方战乱向南方不断迁移的原中原汉人将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多种先进文化带到了南方地区，极大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正在此时，原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一家独大的北方地区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南方作为北方先进文化的吸收者，后来居上。
正因为北方成为藩镇、五代时期诸侯们互相征伐的主要阵地，而南方则有长江之险始终处于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当中，所以南重北轻的局面逐渐形成。
同时南北方不同的政治格局也由于移民的原因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北方重战争，重军事，南方的十国战争则甚少于北方五代。
东晋十六国 何为移民以及五代时期的北方民情 流民应该是移民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有时很难区分，把二者随意地区别开来去解释某些特定的问题也未必真正恰当。
但这是从整体上的形容，并不一定合乎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与此相对的是，这种现象和这种形容也许对一些特定的时期—特别是处于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更有特殊的意义，而五代十国就是这样的时期。
隋唐时期，统治者倡导华夷一家的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更是一种自觉的举动，因为毕竟零距离的民族融合进行了几百年，毕竟自身的强大和自信，已不需要真正的笼络他族，毕竟自己的身体里也畅流着少数民族的鲜血。
最终，这不可避免的会感染到的大唐后期，使它发生一种不以自身意识为转移的变异。
五代十国 按照上面的解释，五代中的三个沙陀政权(后唐、、后汉)和沙陀人建立的都属于渗透型王朝。
那我们就从他们的渗透经历谈起，这种渗透实际上就是一种移民。
从唐后期开始，的一支部落崛起于原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之内，曾多次侵扰唐境，成为较大的边患。
后助唐镇压暴动有功，其主被封为河东节度使，之后不断发展势力，招徕移民、扩充军力、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与势力进行了长期争战。
最后李克用之子灭梁建立后唐，这是五代的第一个沙陀政权。
之后，又有两个沙陀王朝建立，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因此，重新审视沙陀族的发展特征对理解五代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视角。
《》载： 貞元中，贊普攻陷北庭，盡忠戰死，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
希朝徙鎮太原，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
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李克用 从移民视角探讨五代形成的原因 沙陀政权的相继建立是沙陀族势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沙陀人汉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而沙陀势力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不断迁徙于适合自身生存的地方，并适时寻找扩大自身实力的机会，抓住机遇，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长期与汉人杂处，肯定会受汉文化的影响。
而汉化的过程即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中的主要方式，这种融合会在无形中弥补他们长期以来所具有的一些局限。
另外，沙陀人建立的政权或王朝内还有其他内迁的少数民族，如、吐谷浑等，他们和沙陀人一起为创建强大的民族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巢 五代沙陀政权都曾以积极的商业优惠贸易来吸引周边的少数民族，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后唐时期中原战马严重不足，因此，中央政府便积极引进西北少数民族贩卖的战马，且通过内地人民的手工业品以及日常用品进行交换。
同时，周边民族中的许多商人及其家属受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中原繁华的吸引，也都愿意留居中原地区。
《》载： 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道路倍費。
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赍，岁耗百万计。
对周边民族实行不仅仅是汉族政权的专利，少数民族往往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收到特别的效果。
少数民族也许更看中商利，从商为利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移民现象的活跃和人口的流动。
五代政权的汉族建立者和五代政权的将领们的经历对解释五代局面的形成及其特征，也应有一定的关系。
他的手下将领和普通士兵中的一大部分也是这种形式的移民。
李存勖 民众南移对于南方政权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 自起，北方战乱不断，为躲避战乱及与此相关的重税问题，北方民众大量南下，且持续不断。
这为南方提供了大批的劳力、先进的技术、足额的赋税、够用的徭役、大量的兵源，还有软实力的文化、礼仪、制度等，这些不仅是治国之需，更为南方区域集团或政权的广泛建立奠定了现实基础。
《》载： 江淮轉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
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
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
南方九国的建立者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他们一般都曾受唐政府的任命册封，都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懂得大量的官方礼仪和从政经验。
他们从北方来到南方，也算是一种非典型性移民，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也具有些许的进取心，特别的经历和特殊的认知也许使他们更有一种深层次的现实畏惧感，更注意团结和争取同是北方老乡的移(流)民的支持，注意完善统治手段和执政机构。
南唐后主 李煜 黄巢暴动对南方政治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加黄巢队伍的很多人都是流民，而且队伍又经常东奔西突，人员不断增减，成员不断换血，这是一种交流与互动，与某种因素结合可能会问接地影响到地域社会状况。
比如。
队伍中的一些人可能掉队或投降，从而无奈地留居他乡，这是一种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的移民方式。
他们也许更有可能和机会在客观上列南方建构起较大之作用。
同时，为镇压暴动，唐政府调兵遣将，大批军人开往各地特别是南方，这些人长期驻扎南方，并与当地土兵相结合，久之发展为军镇或 地方军事集团 。
南方社会出现军事化的明显迹象，为南方将领割据甚至建国提供了条件。
朱温 评价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裂的时期，当然我们后人也会经常给这个时期以分裂动乱的标签。
但是五代十国又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因为它是承上下的时期，中原民族的南迁，使得经济中心不断南移，这个过程在时期彻底完成，这离不开人员的流动和迁徙。
安史之乱的发生，更进一步改变了藩镇的布局，为了平叛，大量的西北军内调和在内地设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军事性移民。
南下的河朔军人滞留各地，成为各地藩镇军队的重要甚至是主体部分;平乱后，为安置叛军降将，唐政府在北方也设置了大批军镇，它们交错分布于河东、中原、江淮之问。
他们不但带来了边地习俗观念，也带来了不少的与军事有联系的人口。
这是一种既可直接利用，同时能够不断繁衍传承的智慧资源。
它们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唐后期的政局，也成为后来五代更替的又一股推动力。
南方的军镇或将领乘平暴之机招兵买马、扩充地盘，以正当的理由一步步壮大;同时，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时局动荡，地方将领无法保障与中央的政令通畅，因此，中央自觉地授予地方将帅代表朝廷全权处理军务甚至是政务的权力，这种软支持便利了将领们继续自己的事业。
唐朝后期，政府财税收入的大部分靠江南，基于此，唐政府非常重视南方税收，在南方设置大量收税机构，并派北方得力人士南下长期把持，这些皇派人既锻炼了自身的政治才干，又提高了经济容纳度，这就是一种自主离心力的前奏。
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利益的升化和内敛，使之与地方利益者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和伴随着因税收机构的成熟而导致的机构扩散化和组织正规化，地方政权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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