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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被外族入侵所湮灭，只留下《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话传说。

公元前8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周围的岛屿和希腊半岛附近出现了成型的城邦。

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运动场进行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到兴盛阶段。

这一文明持续了650年，直至公元前146年罗马大军吞并了这个古国为止。

古希腊由众多城邦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城市雅典实行奴隶主共和制，斯巴达实行的是君主制。

雅典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民主”一词即“Democracy(原来汉译为“德谟克拉西”)”，起源就是“德谟”，属雅典的一个区，这个区议会里面的决定都是由贵族代表们讨论制定的。

古希腊公民制和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将私人财产、公民权利和保卫国家的义务相联系，被后来的西方人所推崇称颂，认为它为近现代的西方社会民主共和的制度模式播下了种子。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希腊公民制是社会上少数人的“民主”和“权利”。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内有2万自由民，加上周围城市和农村自由民约15万人，这里面包括了前来经商的2万多的异邦人，而奴隶总数却有40万之多。

在雅典的自由民中，妇女也没有权利，只有少数贵族和自由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只是像牲口一样被奴役或贩卖。

古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压迫占人口多数的奴隶的基础之上的，雅典灿烂的文明之下是受奴役者的累累白骨!当然，这种贵族民主制度，比君主寡头专制还是有着优越性，也算是当年人类进步的一种表现。

古希腊的各城邦，公民有义务服兵役，各城邦几乎都实行公民兵制度，全体公民大会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关，城邦公民既是生产者又是军人。

兵力不足时，也会招募一些外族的雇佣兵。

古希腊各派军队行动时还要征用奴隶，陆战时他们的任务是为主人背粮食、扛武器，伺候其起居，海战时则被铁链拴着在舰船上充当划桨的苦役。

不过，到了打仗时，不论陆地上的冲锋陷阵还是海战时的拼死搏杀，还都靠公民士兵。

这种“公民兵”制度的优点，是让每个公民士兵把个人利益同政权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保卫城邦也就能保住自己的家园，打胜仗后还能分到缴获的财物和奴隶，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古希腊军队斗志。

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已颇具规模。

与此同时，它的主要敌人，在西亚兴起的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马其顿等广大地区。

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西至埃及，东括印度、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北到里海及黑海一带，公元前6世纪时已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

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和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在政治、军事上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大流士政治改革的内容包括：采取分权制，将其国土划分为20个郡(也有译为省)，各郡每年向中央缴纳一定的贡赋，并在打仗时提供兵员。

各郡有自己的自治权，保留各自的语言、货币和度量衡，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第一次联合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大大加深了相互的交流和渗透。

但是，这样的帝国实际上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表面的稳定下面蕴藏着时刻会爆发的危机。

波斯进行的军事改革，在古代确有许多创新。

大流士为了进一步巩固波斯人的统治以及自己的专制政权，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大军区，严格规定每郡驻防军的规模;国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军队由波斯贵族领导，在腓尼基人的协助下建立海军。

每个军区下辖若干郡军区，军事长官和总督互不相属以互相牵制。

人类军区制度的起源，应该从古代波斯算起。

波斯军队由步兵、骑兵、战车兵、象兵、海军、工兵等组成，战时还可从各省和各部落征集相当庞大的军队。

国王身边1.2万人的“不死队”(即损失一人补一人)是由精锐的上层武士组成的忠诚力量。

因波斯的分权制和奴隶制社会结构，帝国时期这些部队分散在波斯各地，因此波斯军队主要由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的多民族部队组成，战前临时集结，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战斗力也参差不齐，军队数量虽庞大却质量不高。

而且各郡提供的部队的成分包含不少奴隶或受雇佣者，士气同希腊的公民军队自然有天壤之别，这在使用冷兵器面对面厮杀的年代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德国哲学家尔有句名言：“主人为了尊严、自由而战，而奴隶却为了自己的口粮而妥协。

”希腊的公民制军队在当年士气最高，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主人翁才会愿意拿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至于当时被强行拉入军中充当仆从的奴隶，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连自身都是主人的，怎么会自愿牺牲生命来保卫他人的东西?打起仗来，希腊军中的奴隶要严格监押才不会逃跑开小差，不临阵倒戈就算不错了! 希腊小国寡邦的地理条件，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决定了平时没有财力供养多少常备军，除少数军官和军队骨干外，普通士兵基本都是战时临时征召，而且要自备武器、盔甲等装备，而全套装备价值不菲。

希腊军队最主要的兵种是重装步兵，重装步兵的基本武器是一支长3米的矛，外加一柄短剑做辅助兵器。

最主要的防护装备是一面直径约1米的圆盾，通常挽在左前臂。

圆盾是木制结构，呈凸镜形状，外表有一层青铜蒙皮。

重装步兵头戴青铜头盔保护头部和双颊，上身穿戴整块打造的青铜胸甲，腰带上悬挂有貌似短裙的青铜片甲保护腹部，两腿穿着胫甲保护脚踝至膝盖的小腿正面。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城邦开始成为希腊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与此同时，希腊人的军事文化也开始从毫无章法的单打独斗，迅速转换成为有组织的集团战斗，希腊密集阵应运而生。

希腊密集阵士兵肩并肩排列，通常有八行纵深，前四排士兵持矛水平向前，后排的长矛叠在前排长矛之上，而后四排则将矛竖立。

方阵通常稳步前进到距离敌阵150米的距离，然后开始奔跑，逐渐加速，最后50米全力冲刺。

希腊密集阵战术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战术素养要求非常高，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需要负重四十公斤，进行长距离的奔跑和高强度的冲刺。

一个希腊方阵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队形紧密，，这需要长时间的队列训练才能达到。

这种战术思想源于希腊人以神话英雄为楷模的英雄主义情怀，以及将战场视为竞技场的观念，也使战争更加血腥残酷，更具有决定性。

强劲的冲击力是希腊密集阵进攻的诀窍。

八行纵深的密集方阵长矛如林冲刺而来，接敌时动能惊人，防守一方前几排的步兵阵线往往会立刻崩溃，或被洞穿，或被践踏。

密集阵前排每一个士兵身后都有7名士兵拼命向前推挤，整个方阵如同人肉坦克一样不可阻挡，敌军的阵形通常很快就会瓦解。

现代科学家研究过，由于希腊重装步兵40公斤的负重和接敌前的高速奔跑，接敌以后30分钟以内体力就会耗尽，因此30分钟成为希腊密集阵的进攻极限。

公元前198年，罗马军队就是通过有秩序地后退消耗希腊步兵的体能，然后利用希腊密集阵因某些士兵力竭而出现的空隙突入肉搏，取得了胜利。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拼的是体力，在频繁的战争间隙期内，希腊公民们中体格合格的中青年都要参加体能锻炼，如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竞赛项目赛跑、投标枪、掷重球都是军事体能培训的项目。

每逢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希腊城邦中相互征战的各方都会休战，让各自的运动员到竞技场上比赛。

后来的人们依此解释，称这种体育运动象征着和平竞争，然而追溯其源头其实是为战争服务，只不过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也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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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唯一一个被法国印象派画家邀请参加作品展的美国人。

玛丽·卡萨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极少数能在法国艺术界活跃的美国艺术家之一。

这位终生未婚的女画家曾说：“画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易行的通衡大道，另一条则是坎坷的羊肠小路。

”她自称走的是后一条路。

也许像她自己说的“做女人是失败了”，但做画家她却成功了。

早年的生活 卡萨特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的阿勒格尼市。

她出生在一个上等家庭，她的父亲Robert Simpson Cassat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和房地产投资者。

他是从1662年来到纽约的法国人Huguenot Jacques Cossart的后裔。

她的母亲凯瑟琳·凯尔索·约翰斯顿来自银行家庭。

凯瑟琳·卡萨特受过良好的教育和阅读，对她的女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萨特成长在一个特别重视旅行的家庭氛围中。

她在欧洲度过了五年时间，并参观了包括伦敦，巴黎和柏林在内的许多首府。

在国外，她学习了德语和法语，并在绘画和音乐方面有了蒙。

在欧洲，卡萨特首次接触到法国艺术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欧仁·德拉克罗瓦，卡米耶·科罗特和古斯塔夫·库尔贝，并于1855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参展。

同样在展览中还有埃德加·德加和卡米尔·毕沙罗，后者都是她同事和导师。

尽管卡萨特的家人反对她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但她从15岁时开始在宾夕法尼亚费城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她父母的一部分担忧可能是卡萨特对女权主义思想的萌发以及一些男学生的贬低女性的行为。

卡萨特和她的朋友圈始终倡导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尽管大约20%的学生是女性，但大多数人将艺术视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技能。

像卡萨特那样，他们中很少有人决定让艺术成为他们的职业生涯。

卡萨特决定结束她在美国的学业，而当时她没有被授予学位。

在克服父亲的反对意见之后，她于1866年搬到巴黎，她的母亲和家人朋友充当陪伴者。

由于女性尚未参加coledes Beaux-Arts，所以卡萨特申请与学校的主人一起私下学习，并接受了与Jean-LéonGérme的学习，这位高度敬业的教师以其超逼真的技术而闻名，描绘异国情调的主题。

卡萨特每天在卢浮宫临摹学习，获得其许可证。

该博物馆还是法国人和美国女学生的社交场所，与卡萨特一样，她们也不被允许去到前卫社交的咖啡馆。

以这种方式，同行的艺术家和朋友伊丽莎白·珍妮·加德纳会见著名的学术画家威廉·阿道夫布格罗。

1868年，卡萨特的一幅作品“曼陀林牌手”首次被巴黎沙龙选拔评审团接受。

随着伊丽莎白·珍妮·加德纳，其工作也被陪审团当年接受，卡萨特是首次在沙龙展出的两位美国女性之一。

Mandoline Player是Corot和Couture的浪漫主义风格，也是今天记录的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十年的两幅作品之一。

卡萨特在1870年夏末回到美国，正如开始时，卡萨特和她的家人住在奥尔托纳。

她的父亲继续拒绝她选择的职业，并为她的基本需求付费，但不购买支持她的艺术品。

卡萨特将她的两幅画放在纽约画廊，发现了许多崇拜者，但没有购买者。

她也因为缺乏绘画作品而住在她的夏季住宅而感到沮丧。

卡萨特甚至考虑放弃艺术，因为她决心独立生活。

卡萨特在1871年7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工作室，撕毁了我父亲的肖像，并且在六周内没有刷过刷子，直到我看到有回到欧洲的前景时才会再次刷新。

急于在明年秋天出去西部并找到一些工作，但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

” 印象派 在她1871年秋天回到欧洲的几个月内，卡萨特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

她在嘉年华期间的绘画在1872年的沙龙中受到好评，并被购买。

她在帕尔玛受到了非常有利的关注，并得到了当地艺术界的支持和鼓励：“所有帕尔马都在谈论卡萨特小姐和她的照片，每个人都渴望认识她。

” 1877年，卡萨特的作品都被拒绝了，七年来她第一次在沙龙没有作品。

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个低谷时，她受到德加的邀请，向印象派展示她的作品，这个小组在1874年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一系列独立展览，并伴随着众多的恶名。

印象派(也称为“独立派”或“Intransigents”)并没有正式的宣言，并且在主题和技术方面有很大差异。

他们倾向于更喜欢印象派空气绘画和在单独的笔画中应用鲜明的色彩，而几乎没有颜色的预混合，这使得眼睛以“印象主义”的方式新视角观看。

印象派几年来一直受到评论家的批评指责。

卡萨特的朋友亨利·培根认为印象派人物非常激进，以至于他们“受到了一些迄今未知的眼疾”。

他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性成员，艺术家贝尔特·莫里索，后来成为了卡萨特的朋友和同事。

1890年代是卡萨特最繁忙、最有创意的时期。

她的艺术大大成熟了，她的观点变得更加外交和不那么生硬。

她也成为寻求她建议的年轻美国艺术家的榜样。

其中有露西·培根，卡萨特介绍给卡米耶·毕沙罗。

虽然印象派小组解散了，卡萨特仍然与包括雷诺阿，莫奈和毕沙罗在内的一些成员有过接触。

女性主义观点与“新女性” 卡萨特和她的同时代人喜欢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女权主义浪潮，允许她们进入奥伯林和密歇根大学等新合作院校的教育机构。

同样，瓦萨尔，史密斯和韦尔斯利等女子大学在这段时间内也开了门。

卡萨特地倡导女性平等，与她的朋友一起为1960年代的学生提供同等奖学金和1910年代的投票权。

玛丽卡萨特从女性的角度描绘了19世纪的“新女性”。

作为一个成功的，训练有素的女性艺术家，他从未结过婚，卡萨特般的爱伦·戴尔·黑尔，伊丽莎白·科芬，伊丽莎白·诺思和塞西莉亚·比尤斯代表了“新女性”。

卡萨特“开创了重新塑造”新“女性形象的深刻开端，这是从她聪明活跃的母亲凯瑟琳·卡萨特的影响中吸取的，凯瑟琳·卡萨特相信教育女性是有知识和有社会活力的。

虽然卡萨特没有明确地就她的作品中的女性权利作出政治声明，但她对女性的艺术描绘一贯以尊严和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内心生活的方式来进行。

卡萨特反对被定型为“女艺术家”，她支持女性的选举权，并于1915年在一次展览中展出十八件作品，支持由一位忠诚而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卢西娜·哈梅迈耶组织的运动。

这次展览使她与她的嫂子Eugenie Carter Cassatt发生冲突，后者是反对选举的，并且一般与费城社团一起抵制了该项目。

卡萨特通过出售她的作品来回应她的工作，这些作品是她的发声者。

特别是受Eugenie的女儿艾伦玛丽诞生启发，创作的划船队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与德加的关系 卡萨特很欣赏德加，当她在1875年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的窗口遇到了德加时，他的粉彩已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以前常常把鼻子压在窗户上，尽力吸收他的艺术品，”她后来回忆说：“这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看到了艺术，因为我想看到它。

”她热情地接受了德加的邀请，并开始为下一次印象派表演准备绘画，计划于1878年(后因世界博览会)于1879年4月10日举行。

卡萨特和德加进行了长时间的合作。

两个工作室靠在一起，不到5分钟的漫步距离。

德加养成了在卡萨特的工作室寻找灵感，提供建议帮助，并让她成为模特的习惯。

卡萨特和德加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相似的口味，都来自富裕的家庭，在意大利学习绘画，并且都是独立生活，从不结婚。

因为没有信件存在，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现在无法评估，但鉴于他们的保守的社会背景和强烈的道德原则，他们不太可能处于一种关系中。

文森特·梵高的几封信证明了德加对卡萨特的影响。

德加教给卡萨粉彩和雕刻技法，卡萨特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点。

而卡萨特对于帮助德加出售他的绘画和宣传他在美国的声誉起到了重要作用。

卡萨特和德加在1879 - 1880年的秋冬季一起紧密合作，当时卡萨特掌握了她的版画技法。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的关系就具有了商业上的决定性意义，因为一般而言，卡萨特与印象派圈子有其他关系; 但他们仍然彼此访问，直到德加斯于1917年去世。

晚期的生活 卡萨特的流行声誉是基于一系列严谨的绘画，温柔的观察，但很大程度上是非感伤的绘画和印刷的母亲和儿童的主题。

尽管卡萨特已经画了一些关于母婴这个主题的早期作品。

其中一些作品描绘了她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客户，虽然在她晚年她一般使用专业模特作品，但这些作品往往让人联想到和儿童的意大利时期的描绘。

1900年以后，她几乎完全集中在母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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