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蒙古人在时期崛起于蒙古高原，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凭借着勇猛无敌的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

从战术上来说，蒙古人一般身披铁甲或是披甲，手持长矛或环刀并使用弓箭作战。

根据彭大雅《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的长矛在铁颈上有一个钩，可以将敌人轻易从马背上拉下来，类似于中原的钩镰枪;环刀就是蒙古弯刀，这种刀较轻，交战起来便于灵活使用;弓箭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复合弓，射程在200至300码(1码相当于0.91米)，作战的时候即可以远射也可以近射;蒙古人还使用被称为团牌的盾牌，缚在手上在下马作战的时候用于防御;此外在近战的时候，很多蒙古人会凭着个人喜好使用短斧、棍棒或骨朵等武器。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骑兵具有极为优秀的机动性，通常一名蒙古骑手配有多匹战马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时候随时换乘，甚至在作战的时候可以更换战马，使他们的马匹不至于疲倦。

蒙古骑兵在作战中可以达到每日80公里的行进速度，在当时这种机动性可以用梦幻来形容。

但是到了末年的时候，蒙古人入主中原承平日久，使他们逐渐失去了祖先们的勇武，在安逸的生活中他们的战斗意志也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掉了。

元朝的灭亡 元至正27年(1367年)，以为主将、为副将出兵25万北伐元朝，他为北伐军制定了三个阶段的作战战略：第一阶段攻取山东，然后转战河南，占据潼关;第二阶段拿下元大都，灭亡元朝;第三阶段攻取山西并从山西出兵拿下甘陕，完成对北方的统一。

此时的明军还以步兵为主，但明军的步兵多为精锐，对付骑兵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

根据《实录》记载，有一次傅友德率军与元朝骑兵作战，在遇到骑兵的时候，傅友德让士兵“皆卧枪以待”，面对蒙古人的骑兵，这些步兵对其发动了进攻，“奋起冲其前锋”，不仅打败了元军骑兵，还俘获了数百名元军和五百多匹战马。

按照史书的记载，我们能看出这些士兵实际上都是长枪兵。

在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割据势力，这些势力多是自保的民间武装，他们在与元军的交战中获得了不少锻炼，很多都成了百战精兵。

朱元璋在统一的过程中曾经收服过大批这样的长枪兵，如淮西青军、长兴“花枪军”等，这些长枪兵成为了克制元军骑兵部队的有效保证。

在至正27年的北伐中，明军中就有不少这样的长枪兵，要知道在华北平原作战，这种地形非常利于骑兵冲锋，而明军中骑兵的比例不高，如果没有这种能跟元军骑兵正面对抗的步兵，北伐也是不会成功的。

这次北伐非常顺利，到了第二年(1368年)七月间，明军就攻到了元大都，帝见状丢下大都，带着一众皇亲国戚逃到了蒙古高原，留下的将士自然无心作战，到八月二日明军就攻克了元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逃到大漠的元顺帝仍以元为国号，史上称为，北元政权持续时间不长，从1368年至1402年元臣鬼力赤建立为止，只存在了34年。

元顺帝出逃大都的时候他身边的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使得北元虽然败退到了蒙古高原，但还拥有一定的实力。

就洪武初年的形势来说，山西还有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陕西还有，这两股势力各拥兵十余万;甘陕地区的弼、脱列伯等各自拥兵数万人;辽阳还没有遭遇战火，不花、纳哈出、刘益等人在此拥兵自重;此外云南的巴匝刺瓦尔密仍效忠北元。

总的来说，北元在各地拥有战斗力的部队不下百万，要彻底消灭北元势力并不轻松。

洪武年间的军事建设 元顺帝逃到上都后，任命也先不花为中书左丞相，的后裔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封王保保为齐王，他打算重振北元的军事力量反扑明朝，恢复昔日元帝国的辉煌。

这个时候的北元虽然军力依然强大，但与之前的元朝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丧失了中原的钢铁产地，北元所需的钢铁只能从西域转购。

最为严重的是，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相比，这个时候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他们被明军一败再败，在面对明军的时候往往还没开打就已经失去了作战的勇气。

而洪武年间的明朝正处于上升期，除了拥有能够对付骑兵的精锐步兵，骑兵建设也提上了日程。

之前明军都是在中原地区与元军作战，步兵虽然能够抵挡元军骑兵，但到了草原地区，就完全是骑兵的天下，没有精锐的骑兵，北伐是无从谈起的。

对此，朱元璋一方面大量招揽了蒙古投降过来的骑兵，让不少蒙古人为明朝所用;另一方面朱元璋对马政十分重视，不但以行政手段加强官养，也鼓励民间发展民养。

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在答答失里营开设了群牧监，专门牧养战马;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山西、北平、甘肃、辽东、陕西等与北元对峙的地区开设了太仆寺，专门管理马政。

朱元璋时期，明朝非常注重对各地军马牧养的考核，一旦发现失职就会严加治罪。

同时明廷也鼓励民间养马，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到三十年的这十年间，民家养马估计在2万匹左右。

通过朱元璋的一系列努力，洪武年间养马事业蓬勃发展，从江南到北疆，到处都有牧马的马场，为征讨北元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资源。

除了大力发展牧马产业，以此促进骑兵部队建设，朱元璋时期明朝还大力发展了度，这个制度又为北征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到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军屯收入达到了最高纪录的23450799石，这样的粮食收成可以完全满足大军出征所需粮草，洪武一朝由于有了足够的军屯收入，每次大军出征都不需要向民间转运粮草，所以洪武一朝虽然经常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从未对国民经济造成过冲击。

此外，洪武一朝朱元璋对士卒的训练从来都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并有定期的检查制度。

在战术上明帝国也努力学习了蒙古骑兵的战术，这使得明军骑兵在面对蒙古骑兵的时候从未处于下风。

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中原广大产铁地区的明朝在武器装备上也远远优于蒙古人。

明初冶铁业飞速发展，到了永乐时期官营产铁量就达到了9237吨，而洪武十一年工部曾统计过每年兵器的数量，大概每年造铠甲1.3万多副、马步军刀2.1万把、弓3.5万张、矢172万支，在军工方面，明帝国远胜塞北的北元。

以上这些都为明朝北征北元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北伐 在元顺帝逃亡上都之初，他不顾当时北元国力不如明朝的客观事实，命令各地北元军向明朝发动进攻，意图快速夺回大都，这个战略上的错误为北元的最终覆灭买下了伏笔。

洪武元年，王保保刚击败泽州的明军，就收到了元顺帝的命令，令他攻占大都。

王保保便率军直扑保安州，打算由此经居庸关拿下大都。

这个时候徐达已率明军主力进入到了河南地区，只留了3万兵力驻守北平，当得知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后，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师援救北平，二是不顾北平直扑王保保的根据地山西。

如果回援北平那么徐达的大军就等于被王保保所牵制，大军长途奔袭必然疲惫，王保保会乘此机会一举歼灭明军，其实这也是王保保的如意算盘，他认定徐达会回来援救北平。

但是徐达认为驻守北平的孙行祖能够守住北平，这个时候明军应该直扑山西，攻敌之必救，这样一来王保保就必然会回援山西，那么事态就会变成北元军反被明军牵制。

于是徐达便不顾北平，率军直攻山西，在王保保来到北平之前就杀到了太原城下。

得知太原危机，王保保大惊失色，赶忙回援太原，回师太原城下的北元军有十几万之众，相对来说明军在人数上处于了劣势，与北元军对峙了起来。

这个时候王保保手下一名叫豁鼻马的将领暗中约降明军，常遇春便建议徐达可以乘着王保保大军初到，立足未稳，派少量精锐骑兵与豁鼻马里应外合突袭王保保大营，这个建议得到了徐达的支持。

于是明军在豁鼻马的带领下在夜间闯入了北元军的大营，经过一番突袭北元军，王保保只带着十几个骑兵逃走了。

此战之后，太原被明军拿下。

洪武二年，元顺帝派丞相相也速带领骑兵4万南下进攻大都，常遇春与率领1万骑兵和8万步兵共计9万军队，从陕西驰援北平。

当他们到达北平的时候北元军已退，常遇春与李文忠便带领大军连克锦州、大兴州，之后直扑元顺帝所在的开平，元顺帝见明军杀来，此时身边又没有多少武装力量，便再次开始了逃亡，常遇春一路追赶，俘获元兵万余人、辎重车1万辆、战马3000匹和5万头耕牛，将蓟北一带彻底荡平。

不过这也是常遇春的最后一战，到了七月的时候常遇春突然暴卒，年仅40岁。

当年四月，徐达率明军进攻临洮，临洮守将李思齐率十余万部众投降。

五月，徐达进攻庆阳，庆阳守将张良臣据城死守，徐达围城数月最终攻破庆阳，张良臣投井自杀。

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再次分兵两路北伐，一路由徐达出潼关攻定西与王保保决战，一路由李文忠出居庸关进攻应昌，牵制北元小朝廷使其不能援救王保保。

三月，徐达与王保保在沈儿峪口对峙，对峙期间双方都展开了试探性的进攻互有胜负。

后来徐达命明军在阵前彻夜奏乐以大乱北元军的睡眠，对此王保保置之不理，令手下塞住耳朵了事。

后来王保保从当地樵夫口中得知了一条小道可以绕到明军后方，于是精选了1000骑兵从小道突袭了明军后方的东南营地。

王保保认为突袭了明军后方营地后，徐达必率主力前来营救，这样明军主力阵型就会打乱，他便可以乘机出动主力大败明军。

不想遇到这种情况徐达并不着急，大军也没有行动，而是亲率一千多中护军将失去的后方营地又夺了回来，王保保的计策失败。

之后徐达继续命令士兵夜间敲锣打鼓扰乱北元军睡眠，在一个晚上明军乘着北元军熟睡的时候突袭了王保保的大营，(王保保似乎总是输给了突袭)北元军中顿时乱作一团，很快就被明军全歼，王保保仅带着几个随从逃离了战场，这一战王保保输了个精光。

而李文忠那一路则一路攻到了应昌，在进攻应昌的前夕，元顺帝病死，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在李文忠来到应昌的时候带领数十人逃到了和林，在当地称帝，国号仍沿用大元。

第二次北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出兵15万分三路进军讨伐北元：徐达为统帅中路军;李文忠统帅西路军;冯胜出兵西路。

李文忠的西路军进展顺利，他们很快就杀到了甘肃，当地北元军毫无抵抗，纷纷丢盔弃甲。

之后大军一直打到扫林山，在这里与冯胜的大军会合，他们共同击溃了当地的北元军。

可以说到此为止，西路军进展顺利，很好地牵制了甘肃的北元军，就看中路军的表现了。

中路军出山西后，在土剌河与王保保交手，王保保主动撤出了这一地区。

徐达并没有识破对方的异常，被王保保诱敌深入，在五月的时候徐达所率明军主力深入岭北行省境内，被王保保击败。

《明太祖实录》并没有对这次战役进行过详细的记载，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迫使徐达不得不撤军。

由于中路军的失败，其他两路虽然一路上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也不敢继续深入，第二次北伐就此结束。

岭北之战使北元，战后朱元璋采取了怀柔政策，劝降北元，不过北元昭宗对此置之不理，又多次出击明朝边境，朱元璋只得派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将领赶往北平、山西等处防守，这个时期双方各有损失，旗鼓相当。

第三和第四次北伐 洪武九年(1376年)，一代“奇男子”王保保病逝，明朝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洪武十一年(1378年)元昭宗去世，继位，改元天元。

这个时候北元诸王和群臣各自拥兵自重，北元中央集权走向了衰落。

这个时期明朝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第三次出兵北伐，这次北伐的目的是震慑西北蒙古诸王。

当年4月，击败柳城王。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展开第四次北伐，徐达出击全宁获北元四部人马，此后北元不敢进犯。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开国名将徐达病死。

第五次北伐 在明朝初年的战事中，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他是定远人，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妻弟，刚开始的时候在常遇春账下效力，因作战勇猛而得到了常遇春在朱元璋面前的夸奖，朱元璋也逐渐记住了蓝玉这个名字。

后来蓝玉先后跟随傅友德、徐达、沐英等名将出征，屡立战功。

到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的时候被封为了永昌候，俸禄2500石。

在北元中央政权衰落后，太尉纳哈出占了松花江以北地区，部众达到了几十万人，逐渐成为了明朝的边境大患。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出兵20万讨伐盘踞金山的北元太尉纳哈出。

大军到达通州的时候，明军得知庆州有北元军驻屯，当时天降大雪，蓝玉率骑兵突袭元军，经过一番激战杀死了平章果来，这次出击堪称 明朝版的“雪夜袭蔡州”。

之后蓝玉率军进驻大金山，迫于明军强大的压力，纳哈出率部投降，期间虽然纳哈出没有下定投降的决心，过程有些反复，但蓝玉行事果断，很快就将纳哈出的部众全部招降。

在这次行动中，冯胜因为有罪被没收了大将军印，蓝玉被任命为了大将军，接过了冯胜的指挥权。

在招降了纳哈出部后，明朝东北边境的最大威胁解除，蓝玉此战功不可没。

第六次北伐 在剪除了纳哈出这个北元最大的羽翼后，朱元璋就把目光锁定了北元脱古思帖木儿，如果除掉这个人，那么明朝北境的威胁就能彻底解除了。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朱元璋命蓝玉率15万大军北伐，目标直指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

这一次明军阵容堪称豪华，随蓝玉出征的名将有公公邓镇、武定侯郭英、定远侯王弼、南雄侯赵庸、东川侯胡海、鹤庆侯张翼、雄武侯周武、怀远侯曹兴等，几乎集结了当时所有的名将，由此可见太祖朱元璋对这一战的厚望。

蓝玉率大军出征后，经大宁进至庆州，随后将目标锁定了捕鱼儿海，这是当年成吉思汗封给其同母弟哈赤温的地盘，如今却成了北元小朝廷最后的避难所。

蓝玉大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四月份的时候来到了距离捕鱼儿海40里地的地方，这个时候大军已经深入敌境千里，长途行军的大军早已疲惫不堪，恶劣的条件也让蓝玉打了退堂鼓。

这个时候定远候王弼劝他说，朝廷让我们出动十多万大军深入敌军腹地，如此兴师动众如果没有任何战果，回去也不好交差。

蓝玉觉得王弼说的有道理，便决定继续进军。

后来，蓝玉的探马在距离捕鱼儿海东北80公里的地方终于发现了敌军驻地，北元军认为一路长途奔袭的明军缺乏粮草，必不能深入，所以这个时候北元军也没什么防备。

在得知了北元军的驻地后，蓝玉立马出动大军直扑北元军而来。

当明军来到北元营地的时候，北元太尉蛮子率军迎战，两军顿时打作一团。

战斗之初，双方还势均力敌，可随着战斗的持续，北元军毕竟战力不如精锐的明军骑兵，很快就败下阵来，包括蛮子在内的数千北元精锐骑兵战死。

见精锐被明军消灭，剩下的北元军也失去了对战的勇气，纷纷不是投降就是逃命，混乱之中北元皇帝脱古思贴木儿与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几十个人骑马仓皇逃跑，蓝玉率军追击数千里无功而返。

虽然没有抓住北元皇帝，但明军擒获了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等64人，及爱猷识理达腊的及公主等59人，北元皇室几乎被一锅端，《明太祖实录·一百九十卷》记载： “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

” 这是明元战争以来，明军战果最大的一次。

十多天后，蓝玉大破北元将领哈剌章营，俘获其部众军士一万五千八百三户，马驴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余匹，这样算来，蓝玉此战共消灭了北元主力十多万人，这其中还包括了王保保所部“百战余生”的全部精锐，此后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死在了的后裔手上，这也让百年前和兄弟阿里不哥的一段争位之战有了个最终了断。

余声 虽然蓝玉在战争中立下了不是功勋，但他却在洪武二十六年被捉拿入狱，随后被杀。

在朱元璋编纂的《逆臣录》当中认为，蓝玉参与了谋反案，不过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朱元璋在太子死后，朱元璋为剪除朝中实力派，为其皇太孙顺利掌权而大开的杀戒。

前后牵连诛杀1.5万余人，是之一。

在蓝玉出征捕鱼儿海一战后，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和洪武二十九年发动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北伐，不过经过之前的北伐，北元势力基本瓦解，这两次北伐也就收获一般了。

在朱元璋死后，燕王在中打败了建文帝朱允炆，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是为成祖。

在朱棣时期，他亲率大军前后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北伐，最后一次死在了北伐的途中。

虽然太祖和成祖时期多次北伐，北方蒙古边患也一度平息，但是到了英宗时期蒙古边患又重新死灰复燃，期间明军还出现过“”，皇帝被俘的惨败经历。

可以说明初对蒙古的北伐，也只是数千年来中原王朝对战北部战争的一个缩影，是中原王朝处于强势，游牧民族处于弱势的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或是此消彼长，或是此长彼消，也正是历史的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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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作者为春秋时祖籍乐安的将军孙武。

接下来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关于《孙子兵法》军事伦理思想的渊源，要做到有征有信，要有所澄清。

首先是与孙子同时或略早于孙子的，就思想学说的系统性而言，主要是、，因此就渊源而言，主要是指《周易》、《老子》等经典，至于与儒家学派的关系，应该说相互影响的成分比较多。

其次，就先秦时期思想界的整体状况而言，、法家等的思想的成熟皆晚于孙子，比如就属于战国时期人了，法家属于之别子。

第三，先秦时期盛行的某些理论观点、概念是为当时的人共同所持的，只能说是相互影响，只是具体含义因各自的主旨不同而有别，比如说“道”“义”“利”“勇”等。

综言之，《孙子兵法》主要渊源于孙子对时代问题的直接感受与自得，同时也受到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的影响和发，也有来自于《老子》的智慧，特别是《老子》所提供的一些哲学范畴和辩证思维方式。

一、“”的时代问题 1.老子的影响 春秋时代社会“变乱”无序的问题是当时思想家们共同的问题意识，也是他们思考那个时代、试图给时代问题找出路的思想发生域，用的概括性说法，那就是“春秋无义战”。

相较于战国时期的孟子而言，老子、孔子、孙子等对时代问题的感受来得更直接，尽管观察角度各异，根本的应答与解决之道也颇为不同，但战争的论题是谁也绕不开的。

在老子的观察中，时代问题的症结在于上层的胡乱作为和欲望，欲望产生争斗，所以老子开出了无为清静自化的药方，反对一切战争和仁义道德教化，“夫觟美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欲者不处。

” “虽有舟舆，无所陈之。

”要建立起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平社会。

但老子也不得不承认战争的现实，所以老子也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正复为奇”的军事战略原则，基于此，后世也有许多注家把《老子》当兵书看待，如果结合老子所处的时代来看，“反战”与致胜之道并不矛盾。

2.孔子的角度 在孔子的观察中，时代的错乱表现为“礼乐崩坏”。

按周制，“礼乐征伐”的权力在周天子手中，可随着周室衰微，礼乐制度失去了约束力，诸侯、大夫的礼制已经乱了。

“征伐”也只有象征意义，失去作为，而诸侯“问鼎”的冲动和彼此的争霸，把这套礼乐文明冲击得。

所以，孔子认为时代之坏在于礼乐的崩坏，救世之道在于恢复周礼、教化人心、重建人伦秩序。

《孙子兵法》就产生在那个“无义战”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战乱与权力更替的时代，“《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 从《孙子兵法》中，尽管我们不能看到孙子对战地实景的具体描绘，但我们可以隐约看到“破国”、“破城”的惨烈和“五事七计”中所需要的巨额军事耗费，所以孙子才会提出“上兵伐谋”、“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观点。

所以孙子从伦理角度对战争的反思与总结，才会显得如此鲜明而强烈，全著充满了对世事民生的伦理关怀。

具体就时代问题的发生域而言，孙子所在的齐地、吴地可谓首当其冲。

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业就出现在齐国，襄助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孔子称其曰“仁”。

管仲的作为触发了孙子的思考与实践。

齐地的地域军事文化传统由来已久，从姜太公吕望受封齐地，到管仲相齐，浓厚的地域军事文化环境与时代问题相结合，催助了《孙子兵法》兵学的系统集成。

二、《周易》开启的对战争的伦理反思 1.思想的源头 《易经》中包含丰富的军事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坤卦、师卦、萃卦，对军事、战争有着鲜明的伦理态度，开启了中华文明对战争的伦理反思，给后来者确立了一个伦理文明的高度，《孙子兵法》直接继承了这一思考方向。

《周易》是《易经》和《易传》的合称，被认为是各门学科的发展源头，古代兵学也居其中。

它被儒家奉为经典，主要内容多涉及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其他典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文字佶屈聱牙、文意艰深晦涩，而是它通过语言来描述图案，具有“意象”思维。

曹魏时期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这种结构体式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孙子尤为明显。

孙子继承了《周易》的意思表达方式，摒弃了叙事和对话的文学体例，建立了一套独有的源于《周易》的概念体系，“一是重要概念取自《周易》，二是概念构成源于《周易》，三是概念体系依据《周易》。

” 而最为宝贵的是，《周易》开启了从伦理角度认识和反思战争的优良传统，所以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兵凶战危有深刻的体验和反思，都主张不轻启战端，对争霸战争极为反感，对穷兵黩武谴责甚严。

首先，《易经》开启了关于战争的“以道观之”的传统。

即并不是在战言战，在军言军的纯军事观点，而是要站在宇宙运行(“乾坤之道”)规律的高度来认识。

《周易·坤卦》云：“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 说的正是春秋上下交战的不义状况。

这种不义之战同时又意味着转机，道穷则变现，要促进事物向着合乎规律的方向发展，即促使战争朝着正义性质方向的转变。

其次，《周易·师卦》开启了统御军队的贞正之道——天下归心。

师卦是《易经》的第七卦，整个卦讲的是如何统御军队、“师出以律”的事。

《师卦》的彖辞说：“‘师’众也。

‘贞’正也。

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意思就是说，以贞正之道来王天下，贞正就是上下一心，反映了《周易》对军事与民心的统一才是贞正之道的深刻体认。

第三，《周易·萃卦》开启了预防和避免战争以维护和平正义的军事伦理传统。

萃卦是《易经》的第四十五卦，发挥了师卦“刚中而应”的义理。

萃即“聚”也，就是说要谨防变乱的发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极为高明的捍卫正义的智慧，那就是不是空洞地反战、反对侵略战争，好战矜功，而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军事整修，以震慑群邪，使之不敢作乱，这才是维护伦理文明的高明方式。

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就有这方面的道理，故孔子认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2.《老子》提供的基本范畴与方法 老子比孙子略早，他的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道”，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老子的“道”是行为准则，而“德”是行为准则的体现。

围绕这个“道”，产生了他一系列的军事伦理思想，他的战争观是“兵者不祥之器”，提醒了孙子要谨慎对待战争。

他的利益观是“不争”，使孙子反思了战争的正义性。

他的政治观是“无为”，孙子理解为“不消耗”，由此产生了“非利不动，非危不战”的实践理性。

老子对军事伦理贡献最多的是为后人提供了“正-奇”、“无”、“赤子”等范畴和“柔弱胜刚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水”的柔性思想方法。

《孙子兵法》对《老子》中的概念和方法借鉴良多，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概念和方法。

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直接使用“正与奇”的概念，提出了奇正相生、正合奇胜的命题，孙子从军事学角度提出的“势”也有《老子》的“奇正变化”概念的影子。

孙子把老子提出的“无”的范畴具体化为军事中的“无形”和“能而示之不能”的思想，提出“胜于无形”的命题;孙子还发挥了老子“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如赤子”的“赤子”概念的内涵，使之应用于军事管理，作为统帅之方、将兵之仁。

老子哲学对“水”德有着系统深刻的阐发，对“水”有独特的感悟，形成了“柔弱胜刚强”、“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方法。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 这是对“水”的德性最高明的论述，孙子对这一思想方法颇为推崇，孙子说“兵形像水”，希望人能够效法水，以“不争”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以“善下”来克制争霸欲望。

“为而不争”使孙子想到了“必以全争天下”的论断。

结语 古人说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有所合谓之智，《孙子兵法》从两千多年前的来到今天，历经了战火、也沐浴过和平，立足当下，它的人本思想、爱国思想、保民思想无疑对理政治国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

它的慎战思想、备战思想、速战思想是现代军事战略方针的充分指导;它的全国思想、全军思想、全利思想为利益走向道德铺架了桥梁;它的追求知识、追求实践、追求善境的理智德性弥补了空泛主义的不足。

《孙子兵法》不是成功学说，它的伦理思想给那些的政治家带来了警示，给那些耀武扬威的军事家带来了谦抑，给那些虚张声势的指挥官带来了鉴戒。

它提出了制胜谋略，也留下了至善情怀，它崇尚势态哲学，也突显明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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