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麻辣烫会胖几斤

不过，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的指挥下，几乎全歼盘踞在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仅余少量人逃回马六甲。

次年，葡萄牙国王派遣训练有素的远征军三百余人，分乘五艘巨舰前来报复。

他们在新会西草湾遭遇明军，明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仍然。

葡萄牙见在广东打不开局面，转而北上进犯福建、浙江，但同样没有任何收获。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经过精心准备，，大规模进犯福建漳州，不过，结果仍然很悲催，竟然再次被明朝小小的海道副使击溃。

但是，在战局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明政府竟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借给了葡萄牙。

明政府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葡萄牙贿赂了地方官，或是明政府看重了中西商业利益，抑或是葡萄牙后来的谦恭感动了一向标榜“怀柔”的天朝上国? 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实际上，这是明政府在新形势下主动做出的战略调整。

通过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明政府希望葡萄牙成为其维护南部海疆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朝后期，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猖獗，令地府很无奈。

不过，受利益和自身实力的影响，地方政府不愿冒过大的风险，也不想付太大的代价，所以一直没有给海盗以有力的打击。

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打击海盗的决心，但无奈路途遥远，鞭长莫及。

而葡萄牙人本身所具有的勇敢、执著精神，以及刻意表现出的恭顺、谦卑态度，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和思考。

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秘密的合作计划—共同打击海盗。

对此，葡萄牙自然是求之不得，乐意效劳，以通过建立“功勋”来获取利益。

嘉靖二十七年，中葡联军进攻海盗林剪的老巢—双屿，彻底剿灭了这个令明政府伤透脑筋的海盗集团。

葡萄牙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获得了好处，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给葡萄牙。

这种实惠令葡萄牙倍受鼓舞。

嘉靖四十三年，粤东柘林兵变，叛兵包围了广州。

总兵官立即派人通知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葡萄牙迅速出兵，联合明军很快就将叛军镇压了下去。

事后，两广总督还向葡萄牙人颁发了奖状。

此后，中葡之间的国际化合作保持了下去，一直到年间，两广总督还曾联络过葡萄牙夹击海盗。

这当然有利于海疆的稳定。

另外，把澳门租于葡萄牙，不但可以将澳门建成保卫广州的外围防线，还能以澳门为基地对外进行“防守反击”，联合出海打击其他敌对势力。

明朝后期，除本土海盗外，在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大批的日本浪人，这些浪人与北边的蒙古构成了令明朝头痛不已的“南倭北虏”问题。

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国有组织的殖民扩张更是中国未曾遇到的新现象。

明政府担心东西、新旧两股外来势力会合起来，会给国防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因为当时的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已有了不少的勾结，特别是在葡萄牙人中竟然兴起了蓄养倭寇的风气，他们竞相招募大批来自日本的亡命之徒。

这对中国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威胁。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冈上疏朝廷建议租借澳门给葡萄牙，也正是以“葡倭勾结”的可怕后果说服朝廷的，正如他所说的，“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

明廷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驱倭留夷(葡萄牙)”，将澳门租于葡萄牙。

如此一来，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海盗的勾结就走到了尽头。

这不，就在当年，张鸣冈即命令葡萄牙全面驱逐日本人，还派海道副使俞安性负责监督执行。

为了将驱倭事业进行到底，中葡还刻碑立誓，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禁蓄养倭奴”。

与此同时，针对西方殖民势力，明政府采取了“以夷(葡萄牙)制夷(其他殖家)”的策略。

为了防止西方殖民者联合起来侵扰中国，更为了加深西方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明政府除了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外，还对西洋商船征收两种不同标准的关税(葡萄牙只有其他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

西方各殖民国本来就有矛盾，经明政府这么一“挑拨”，矛盾就更深了，竞争也更激烈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制约关系，有利于东南海疆的稳定。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明政府与葡萄牙形成了一种公开的“条约关系”。

明政府为此也尽到了一定的义务。

比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为争夺澳门权益发生战争，葡萄牙马上向明政府求援，广东地方政府立即派遣水师增援。

虽然最终并没有真正参战，但确实展现了两国间另类的同盟关系。

此外，明政府对荷兰侵占台湾、澎湖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天年间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将荷兰人击溃于厦门，后又逐出澎湖。

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明政府对葡萄牙的态度。

明政府的海疆维稳政策，以较小的代价，既打击了国内海盗的嚣张气焰，又避免了西方各国的联合侵犯，还保持了东南海疆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真可谓一箭三雕!这种借力式的国际化维稳，体现了明政府的维稳新思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但无论如何，国力强大才能真正保证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维稳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发展实力才是硬道理。

那些租借出去的领土，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终究会一个一个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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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三年(1019年)，宋真宗因患中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常常忘了自己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

六月，丁谓趁机搞鬼，将曾与很铁的宰相王钦若排挤出中央，发落到杭州去任职。

王钦若可不是任人乱捏的软柿子，虽然权力小了很多，但凭着昔日和宋真宗的“深厚友谊”，再加上自己游刃有余的政治手腕，正图谋。

天禧四年十二月的某天，宋真宗在宴会上再次见到王钦若，就问他为什么不去中书省上班。

王钦若有些，只好如实回答：“臣不是宰相，怎么敢去中书省上班!”听到王饮若的话里明显带了情绪，宋真宗当场吩咐身边的内侍：宴会结束后送王钦若去中书省“视事”。

所谓去中书省“视事”，其实就是让王钦若重新当宰相。

然而，对皇帝在酒桌上下达的这道指示，丁谓却假装糊涂，在执行时大打折扣：他既不通知院起草任命文件，也不在中书省为王钦若安排办公室，而是简单交代手下办事人员说：“王钦若要来中书省，皇帝让我们好好招待!”他显然是想用一顿丰盛的饭食就把王钦若打发走。

他这样做也完全解释得通：在正式任命书下来之前，王钦若来中书省只能算作视察工作的客人，好好招待他吃顿饭已经尽了地主之谊。

深知宰相任命程序的王钦若虽被丁谓耍弄，但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接受。

饭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请护送他的内侍向宋真宗传话：没有用白麻纸书写的宰相任命制书，我不敢接受皇帝的口头圣旨。

宋真宗虽然糊涂，但当内侍把话传到之后，还是果断地吩咐执政大臣：赶快让起草白麻制书!然而让王钦若啼笑皆非和目瞪口呆的是，他等来的不是朝廷颁发的宰相任命状，而是一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的任职书，也就是让他以“使相”(所谓使相，即有宰相的名义，却没有宰相的实职，只是挂一个宰相的空名担任地方长官)身份兼任西京留守。

在宴会上，宋真宗吩咐送王钦若去中书省办公，怎么下达正式任命书时，却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使相呢? 原来，宋真宗和王钦若都被丁谓耍了! 丁谓敢戏耍宋真宗，是因为宋真宗交代起草任命书时，只简单含糊地说要翰林院起草白麻制书，并没有明确强调让王钦若当宰相，这就为丁谓弄权预留了方便条件和政策空间。

因为任命宰相和使相用的都是白麻制书，既然两者都用同一文种，丁谓具体落实皇帝指示时，就可以在皇帝的旨意中掺杂他个人的理解和意见。

即使皇帝最后发现了，怪罪下来，他也有狡辩的理由，而不会背上违旨欺君的罪名。

丁谓敢戏耍王钦若，是因为王钦若虽然知道自己会做宰相，但起草制书时皇帝的具体指示是什么，他是不清楚的，事后也不敢打听或无从打听。

王钦若能够重新获得皇帝重用，对他来说已经十分荣幸，至于最后得到的是宰相还是使相，丁谓相信他也不会太较真。

一切皆如丁谓所料。

宋真宗听说翰林学士院起草了白麻制书并且已对外颁布了，便以为执政部门百分之百地执行了自己的指示，哪里会损伤所剩不多的脑细胞去想丁谓有没有愚弄自己呢?王钦若得到任命书后，更是不敢多问，就去西京做他的留守了。

一顿丰盛的饭食加上一道掺杂了个人意见的白麻制书，就把一个潜在对手成功打发走了。

病况一日比一日重的宋真宗一年后便死了，从此丁谓更没了任何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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