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哈德·米尔希有二分之一血统是犹太人,为何他能当上纳粹德国的元帅?

二人的演奏风格差异极大，很少有共同点。

可在键盘之外，两位大师倒是在食物方面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

鲁宾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生活中的种种讲究，简直就是进入财务自由而有品味的永恒典范。

小泽征尔曾经回忆，他年轻时有段时间与鲁宾斯坦一同演出，后者请他吃饭。

指挥家当年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那位美食家的讲究与奢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反观霍洛维茨，人们提到起的时候，往往会说到他特别钟爱的一种清蒸鱼。

这道蒸鱼菜肴其实有很多是反映了钢琴家的性格，而非单纯的口味。

到后期，霍洛维茨选择在哪里开音乐会，条件之一就是他下榻的酒店必须能做好那种清蒸鱼。

否则，钢琴家都不考虑在那里演出。

在那么多钢琴家都追求演出合同的年代，霍洛维茨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人们永远对他。

可如果单单认为，“无鱼不演”的做法是在耍大牌，那也是不对的。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前者十分达观，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心很大。

而霍洛维茨的性格，就总是有某种紧张和神经质的成分。

观察这位巨匠的许多作为，我都会感到这恐怕是性格使然，并非单纯的耍大牌或口味的问题。

后来，得知霍洛维茨吃蘑菇的一桩往事，发现其中折射出丰富的内容。

这样一位挑剔的钢琴家，居然曾由于误食毒菇而有性命之虞。

有一次，霍洛维茨采了一些蘑菇，自己烹调食用。

他自认为对于菌菇有着丰富的知识，不想这道蘑菇料理完成后，钢琴家竟然中毒晕厥。

所幸后来性命无忧，否则20世纪钢琴演奏的历史都可能会改写。

得知此事，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居然，霍洛维茨也会自己做饭?还是自己采蘑菇来做?!尽管不知这是何时发生的，但从钢琴家后来的生活看，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日后的霍洛维茨，由于持续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次隐退，又几次复出。

隐退期间，钢琴家也会录制唱片，生活方面则有些深居简出。

彼时，霍洛维茨住在纽约的公寓中，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画(后拍卖)。

很难将此时的钢琴家同野蘑菇联系到一起了。

人们说起他的口味，往往就提起那款清蒸鱼，甚至有人调侃后期的霍洛维茨已到了“靠清蒸鱼维持生命”的地步。

想来钢琴家自烹野蘑菇，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彼时，霍洛维茨与另一位尚且年轻的巨匠，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一同离开1918之后的俄罗斯。

二人在欧洲闯荡，一段时间后，霍洛维茨取得了爆炸性的影响，米尔斯坦则慢热许多。

虽然不能确定那餐蘑菇究竟是何是吃的，可倘若钢琴家真的误食致命毒菇，其改变历史的作用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到。

在欧洲爆红之后，霍洛维茨赴美，由于战争和隐退等原因，之后他的活动较多以美国为中心。

即便如此，钢琴家早年在欧洲的影响力何等惊人，我们也能从一些记录中窥知一二。

他的两位巨匠级同行，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在各自的回忆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初听霍洛维茨的情景。

霍洛维茨造访巴黎之前，鲁宾斯坦早就成为那里的大(其实鲁宾斯坦比霍洛维茨年长了一代)。

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霍的演奏如何令自己感到震惊。

一位与他相熟的女士地说：“阿图尔，(肖邦的)《船歌》不再是你的了”。

鲁宾斯坦为此伤心。

而当他到后台拜访霍洛维茨时，后者正为“弹错了一个音”感到苦恼。

鲁宾斯坦自忖，自己也能够如此的话，倒是无憾了。

诚然，鲁宾斯坦的一大特色，便是哪怕他弹了大把错音，人们也依旧折服于演奏的魅力之下。

至于霍洛维茨，他日后也渐渐不那么在意是否错几个音了。

问题不在于错音本身，而是鲁宾斯坦这样的大钢琴家，也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演奏所惊奇!霍洛维茨的技巧之高超，已进入“恐怖的”境界。

至少在钢琴家听来，恐怕有时真的不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二战前，仍是超技演奏盛行的年代，霍洛维茨的演奏却仍可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绝不夸张。

而与此同时，他整体的音乐表现，相对于旧时代的浪漫派风格，又带着很多新的观点。

霍洛维茨取得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完全由于超技。

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风格，既是人们先前未曾领略的，又强大到让那些大钢琴家也听得晕头转向。

这方面，鲁宾斯坦坐在听众席中，心中或许还更有一些丰富的滋味。

因为鲁宾斯坦本人，也正是一位带来新风格的钢琴家。

他的演奏秉承了旧式浪漫派风格的华丽与大气，却又体现出“现代性”的端正，没有那种强烈的速度变化。

目前有人认为，鲁宾斯坦从过分缠绵的演奏风格中拯救了肖邦。

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时的肖邦演绎没有沦入悲惨的境地。

但他所带来的新风格，确实是在肖邦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因此，鲁宾斯坦的肖邦早早成为现象级演奏。

忽然间，他面对霍洛维茨的肖邦，很多东西甘苦自知。

如果说鲁宾斯坦听了那位女性朋友的话，颇有内心中箭的感受，至少我是不会怀疑。

短短数年之后，他与霍洛维茨的肖邦又将开始在美国争锋。

当时，美国听众对肖邦的热爱已到了有点奇特的地步。

而在日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的演奏，将很大地决定那里的乐迷对肖邦音乐的认识。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毒蘑菇是可怕的阴影吧。

毕竟再有几分差池，这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还不用说，鲁宾斯坦回忆中的音乐会，也仅仅是霍洛维茨欧洲征程中的一站。

当然这是重要的战役。

对一位演奏家来说，要拓展自己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比征服一座国际音乐重镇更快捷了。

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和纽约，都是必争之地。

霍洛维茨在柏林的演出非常富有传奇性。

多年后，阿劳在他的《谈艺录》中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听他演奏的情景。

当时霍洛维茨弹了肖邦全部的叙事曲和《葬礼奏鸣曲》，特的奏鸣曲，还有贝多芬的《32段变奏曲》。

“他的手臂如此僵硬，居然还能弹出这般效果来，真把我惊呆了。

”《葬礼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给阿劳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而贝多芬的演奏，他也十分喜欢。

阿劳向来以演奏贝多芬见长，霍洛维茨则不然，他承认自己内心与贝多芬并不亲近。

可阿劳还是认为，他那次的贝多芬变奏曲“弹得很好……是我听到过的最像火山爆发的演奏。

” 阿劳自幼是绝世神童，从智利到德国，钢琴家的母亲一直陪在他身边，也颇懂音乐。

据阿劳回忆，母亲从不欣赏其他人，可同他一起听了霍洛维茨之后，便对他说：“你还是回去练琴吧，他弹得比你好。

”说起来，阿劳年轻时本是个练琴狂，一天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老一辈德奥学派的钢琴家里面，他始终是最能代表技巧全面、完美的两三人之一。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霍洛维茨演奏中种种匪夷所思的东西惊奇。

霍洛维茨的演奏艺术，确实可以被称为难解之谜。

他所弹出的音色、力量、清晰和速度，很多情况下都堪称钢琴演奏的“奇观”。

而对同样身为职业演奏家的人来说，霍洛维茨怎样弹出这效果也是一个谜。

阿劳所说的“僵硬”只是一方面，不少钢琴家都会指出他的演奏方式如何“有悖常理”。

以至于一位后辈同行，对霍氏顶礼膜拜的苏联超技名家贝尔曼都认为，霍洛维茨已经走出俄国学派的范围，成为完全的“霍洛维茨派”。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钢琴家的手指。

霍洛维茨的手指总是平平地触键，不怎么抬高，不怎么弯曲，却顺滑无碍地推出之音量。

不可思议，真要看过录像之后，才完全相信他是这样弹。

阿劳一方面有超技大师的身手，另一方面又完全深入德奥一派的精髓，同霍洛维茨可说并非是一路人。

然而，面对这般前所未见的演奏，阿劳坐在台下，恐怕也不能不将其与自己的技艺相对照。

他母亲的反应也许还更能说明问题。

你了解神童家长越多，就越明白他们如何不愿意这么说了。

阿劳还是录音史上最重要的神童之一。

最终，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定居美国。

而霍氏在美国的影响，也渐渐发展为仿佛是李斯特当年在欧洲的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无比”。

听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年轻钢琴家的狂热，在如今这个缺乏巨匠的年代，已经难以想象。

可是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想起蘑菇的事情。

霍洛维茨那样自采自作，固然是不可取的，但这至少表明当时他还能以轻松的心态对待生活。

日后，钢琴家的几退几出，很多是由于压力。

他对于自己的技艺，原本就要求极高，反复磨练。

而当自己渐渐成为新时代钢琴之神的时候，霍洛维茨坚持要最高的报酬，同时也要把最好的带给听众。

他没有在荣誉中衰退，由此表现出大艺术家的品格。

但他的自我要求，有时过分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总之，霍洛维茨的艺术并未衰退，但他的隐退，又每每让我感到钢琴家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直到他晚年才解决。

倘若在定居美国的岁月中，霍洛维茨还能保持采摘蘑菇的心态，或许他的生活会变得比专注于清蒸鱼更加轻松、舒适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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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对法国乐坛及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重要的作品有《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参孙与达利拉》等。

早期 1835年，圣-桑于法国巴黎出生，其父于他出生后数月辞世。

圣-桑的母亲及姨母均为音乐爱好者，在他们的薰陶下，圣-桑从婴孩开始便认识到音乐的奇妙，对周围所有声音均甚感与趣。

圣-桑两岁时随他的姨母习琴，且不久便懂得作曲，他的第一份钢琴作品至今仍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

圣-桑的才华并不局限于音乐上，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积极自行研习，而且拥有超凡的记忆力，只要听过、读过的，他都能毫无错漏的放在脑袋里。

他于三岁便懂书写，七岁时学懂拉丁文，更自行研读唐·乔望尼的总谱。

1842年，圣-桑开始跟随Camille-Marie Stamaty习琴。

十岁时，圣-桑第一次公开演奏后，竟能以记忆弹奏出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他亦因此而声名大噪，名声传遍欧美各地。

十六岁时编写他的第一首交响曲。

圣-桑于巴黎音乐学院修读作曲及风琴演奏期间更获奖无数。

1848年，圣-桑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并进修管风琴及师随阿莱维学习作曲。

圣-桑曾赢得多个奖项，但却无缘于1852年及1864年赢取知名的罗马大奖。

圣-桑的天分及名气令他与名钢琴家特结缘，并且成为要好的朋友。

圣-桑十六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乐;他的第二交响乐则以降E大调第一交响乐之名面世。

中期 圣-桑于巴黎各教堂中以演奏管风琴为生。

1857年，他更取代了Lefébure-Wely这位杰出风琴师的地位，于Eacute glise de la Madeleine当了二十年风琴师。

他每周的即兴演奏更震摄了巴黎大众，1866年，李斯特更称誉圣-桑为世上最伟大的风琴家。

1861年至1865年，圣-桑于Eacute cole Niedermeyer任职钢琴教授，并把当代的音乐，如李斯特、古诺、舒曼、柏辽兹、华格纳等，纳入于学校以巴哈和莫扎特为要的保守课程中。

他最成功的门生有梅萨热及福莱。

福莱是圣-桑得意门徒，不久更成为好友。

圣-桑多才多艺，早年曾涉猎地质学、学、植物学及昆虫学，他亦是一位数学专家。

后来，除了作曲、演奏及撰写音乐评论外，他还与欧洲知名的科学家进行讨论，以及撰写关于声学、巫术科学、罗马剧院装修及古老乐器的学术文章。

他曾编写一份哲学著作，名为Problèmes et Mystères，讲述科学及艺术会取代宗教;圣-桑悲观及无神的理念，预示了存在主义的出现。

他的其他学术成就还包括一册名为Rimes familières的诗集，及一份十分成功的滑稽剧本，名为La Crampe des écrivains。

圣-桑亦是法国天文学会的成员;他还教导，又懂得按自己的要求制作望远镜，以及按如日食般的天文现象来计划演奏会。

1870年，圣-桑参与了国家防卫军，并参加了。

短短半年的战争，令圣-桑心中留了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疤痕。

1871年，圣-桑与Romain Bussine成立国家音乐社团组织，借此推广新的法国音乐。

瓦解后，圣-桑以社团组织主席身分，公开首演社团成员的作品，包括福莱、塞扎尔·弗兰克、拉罗及他本人的作品，令他成为塑造法国音乐将来的重要人物。

1875年，圣-桑与Marie-Laure Truffot结婚并育有两名孩子，但不幸于1878年先后逝世。

三年后圣-桑离开了妻子，然二人并无正式离婚。

据说圣-桑后来牵涉入同性恋的关系中，由于他曾于公开场合备受指责，他竟以自己有娈童恋性倾向为反驳。

(法：Je ne suis pas homosexuel, je suis pédéraste!;中译：我不是同性恋者，我是娈童恋者!) 后期 圣-桑于1886年完成著名的《动物狂欢节》及《第三交响乐》，并以此献给当年逝世的好友李斯特。

同年，圣-桑被解除音乐社团的会籍。

两年后他的母亲逝世，为免，圣-桑易名为Sannois及离开法国往加那利群岛。

接着的数年他游历各国，游遍欧洲、北非、东南亚及南美等地。

圣-桑更以Sannois为笔名，把他的旅游经历笔录成多本受欢迎的书籍。

圣-桑还是第一位写作电影音乐的著名作曲家，1908年他为电影《暗杀吉斯大公》配乐。

圣-桑仍继续他音乐、科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并经常到处游历。

他晚年居于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

圣-桑多才多艺且贡献良多，法国政府后来以荣誉军团勋章来表彰圣-桑的成就。

1921年12月16日，圣-桑于阿尔及尔因肺炎病逝，遗体运返法国后葬于今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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