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对世界音乐有着怎么样的贡献？有着怎么样的影响

二人的演奏风格差异极大，很少有共同点。

可在键盘之外，两位大师倒是在食物方面都有各自的传奇故事。

鲁宾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在生活中的种种讲究，简直就是进入财务自由而有品味的永恒典范。

小泽征尔曾经回忆，他年轻时有段时间与鲁宾斯坦一同演出，后者请他吃饭。

指挥家当年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那位美食家的讲究与奢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反观霍洛维茨，人们提到起的时候，往往会说到他特别钟爱的一种清蒸鱼。

这道蒸鱼菜肴其实有很多是反映了钢琴家的性格，而非单纯的口味。

到后期，霍洛维茨选择在哪里开音乐会，条件之一就是他下榻的酒店必须能做好那种清蒸鱼。

否则，钢琴家都不考虑在那里演出。

在那么多钢琴家都追求演出合同的年代，霍洛维茨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人们永远对他。

可如果单单认为，“无鱼不演”的做法是在耍大牌，那也是不对的。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前者十分达观，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心很大。

而霍洛维茨的性格，就总是有某种紧张和神经质的成分。

观察这位巨匠的许多作为，我都会感到这恐怕是性格使然，并非单纯的耍大牌或口味的问题。

后来，得知霍洛维茨吃蘑菇的一桩往事，发现其中折射出丰富的内容。

这样一位挑剔的钢琴家，居然曾由于误食毒菇而有性命之虞。

有一次，霍洛维茨采了一些蘑菇，自己烹调食用。

他自认为对于菌菇有着丰富的知识，不想这道蘑菇料理完成后，钢琴家竟然中毒晕厥。

所幸后来性命无忧，否则20世纪钢琴演奏的历史都可能会改写。

得知此事，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居然，霍洛维茨也会自己做饭?还是自己采蘑菇来做?!尽管不知这是何时发生的，但从钢琴家后来的生活看，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日后的霍洛维茨，由于持续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次隐退，又几次复出。

隐退期间，钢琴家也会录制唱片，生活方面则有些深居简出。

彼时，霍洛维茨住在纽约的公寓中，墙上挂着毕加索的画(后拍卖)。

很难将此时的钢琴家同野蘑菇联系到一起了。

人们说起他的口味，往往就提起那款清蒸鱼，甚至有人调侃后期的霍洛维茨已到了“靠清蒸鱼维持生命”的地步。

想来钢琴家自烹野蘑菇，应该是他年轻时的事情。

彼时，霍洛维茨与另一位尚且年轻的巨匠，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一同离开1918之后的俄罗斯。

二人在欧洲闯荡，一段时间后，霍洛维茨取得了爆炸性的影响，米尔斯坦则慢热许多。

虽然不能确定那餐蘑菇究竟是何是吃的，可倘若钢琴家真的误食致命毒菇，其改变历史的作用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到。

在欧洲爆红之后，霍洛维茨赴美，由于战争和隐退等原因，之后他的活动较多以美国为中心。

即便如此，钢琴家早年在欧洲的影响力何等惊人，我们也能从一些记录中窥知一二。

他的两位巨匠级同行，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在各自的回忆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初听霍洛维茨的情景。

霍洛维茨造访巴黎之前，鲁宾斯坦早就成为那里的大(其实鲁宾斯坦比霍洛维茨年长了一代)。

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霍的演奏如何令自己感到震惊。

一位与他相熟的女士地说：“阿图尔，(肖邦的)《船歌》不再是你的了”。

鲁宾斯坦为此伤心。

而当他到后台拜访霍洛维茨时，后者正为“弹错了一个音”感到苦恼。

鲁宾斯坦自忖，自己也能够如此的话，倒是无憾了。

诚然，鲁宾斯坦的一大特色，便是哪怕他弹了大把错音，人们也依旧折服于演奏的魅力之下。

至于霍洛维茨，他日后也渐渐不那么在意是否错几个音了。

问题不在于错音本身，而是鲁宾斯坦这样的大钢琴家，也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演奏所惊奇!霍洛维茨的技巧之高超，已进入“恐怖的”境界。

至少在钢琴家听来，恐怕有时真的不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二战前，仍是超技演奏盛行的年代，霍洛维茨的演奏却仍可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绝不夸张。

而与此同时，他整体的音乐表现，相对于旧时代的浪漫派风格，又带着很多新的观点。

霍洛维茨取得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完全由于超技。

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风格，既是人们先前未曾领略的，又强大到让那些大钢琴家也听得晕头转向。

这方面，鲁宾斯坦坐在听众席中，心中或许还更有一些丰富的滋味。

因为鲁宾斯坦本人，也正是一位带来新风格的钢琴家。

他的演奏秉承了旧式浪漫派风格的华丽与大气，却又体现出“现代性”的端正，没有那种强烈的速度变化。

目前有人认为，鲁宾斯坦从过分缠绵的演奏风格中拯救了肖邦。

这其实是不对的，当时的肖邦演绎没有沦入悲惨的境地。

但他所带来的新风格，确实是在肖邦音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因此，鲁宾斯坦的肖邦早早成为现象级演奏。

忽然间，他面对霍洛维茨的肖邦，很多东西甘苦自知。

如果说鲁宾斯坦听了那位女性朋友的话，颇有内心中箭的感受，至少我是不会怀疑。

短短数年之后，他与霍洛维茨的肖邦又将开始在美国争锋。

当时，美国听众对肖邦的热爱已到了有点奇特的地步。

而在日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的演奏，将很大地决定那里的乐迷对肖邦音乐的认识。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毒蘑菇是可怕的阴影吧。

毕竟再有几分差池，这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还不用说，鲁宾斯坦回忆中的音乐会，也仅仅是霍洛维茨欧洲征程中的一站。

当然这是重要的战役。

对一位演奏家来说，要拓展自己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比征服一座国际音乐重镇更快捷了。

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和纽约，都是必争之地。

霍洛维茨在柏林的演出非常富有传奇性。

多年后，阿劳在他的《谈艺录》中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听他演奏的情景。

当时霍洛维茨弹了肖邦全部的叙事曲和《葬礼奏鸣曲》，特的奏鸣曲，还有贝多芬的《32段变奏曲》。

“他的手臂如此僵硬，居然还能弹出这般效果来，真把我惊呆了。

”《葬礼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给阿劳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而贝多芬的演奏，他也十分喜欢。

阿劳向来以演奏贝多芬见长，霍洛维茨则不然，他承认自己内心与贝多芬并不亲近。

可阿劳还是认为，他那次的贝多芬变奏曲“弹得很好……是我听到过的最像火山爆发的演奏。

” 阿劳自幼是绝世神童，从智利到德国，钢琴家的母亲一直陪在他身边，也颇懂音乐。

据阿劳回忆，母亲从不欣赏其他人，可同他一起听了霍洛维茨之后，便对他说：“你还是回去练琴吧，他弹得比你好。

”说起来，阿劳年轻时本是个练琴狂，一天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老一辈德奥学派的钢琴家里面，他始终是最能代表技巧全面、完美的两三人之一。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霍洛维茨演奏中种种匪夷所思的东西惊奇。

霍洛维茨的演奏艺术，确实可以被称为难解之谜。

他所弹出的音色、力量、清晰和速度，很多情况下都堪称钢琴演奏的“奇观”。

而对同样身为职业演奏家的人来说，霍洛维茨怎样弹出这效果也是一个谜。

阿劳所说的“僵硬”只是一方面，不少钢琴家都会指出他的演奏方式如何“有悖常理”。

以至于一位后辈同行，对霍氏顶礼膜拜的苏联超技名家贝尔曼都认为，霍洛维茨已经走出俄国学派的范围，成为完全的“霍洛维茨派”。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钢琴家的手指。

霍洛维茨的手指总是平平地触键，不怎么抬高，不怎么弯曲，却顺滑无碍地推出之音量。

不可思议，真要看过录像之后，才完全相信他是这样弹。

阿劳一方面有超技大师的身手，另一方面又完全深入德奥一派的精髓，同霍洛维茨可说并非是一路人。

然而，面对这般前所未见的演奏，阿劳坐在台下，恐怕也不能不将其与自己的技艺相对照。

他母亲的反应也许还更能说明问题。

你了解神童家长越多，就越明白他们如何不愿意这么说了。

阿劳还是录音史上最重要的神童之一。

最终，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和阿劳都定居美国。

而霍氏在美国的影响，也渐渐发展为仿佛是李斯特当年在欧洲的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无比”。

听众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年轻钢琴家的狂热，在如今这个缺乏巨匠的年代，已经难以想象。

可是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想起蘑菇的事情。

霍洛维茨那样自采自作，固然是不可取的，但这至少表明当时他还能以轻松的心态对待生活。

日后，钢琴家的几退几出，很多是由于压力。

他对于自己的技艺，原本就要求极高，反复磨练。

而当自己渐渐成为新时代钢琴之神的时候，霍洛维茨坚持要最高的报酬，同时也要把最好的带给听众。

他没有在荣誉中衰退，由此表现出大艺术家的品格。

但他的自我要求，有时过分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总之，霍洛维茨的艺术并未衰退，但他的隐退，又每每让我感到钢琴家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这个问题，直到他晚年才解决。

倘若在定居美国的岁月中，霍洛维茨还能保持采摘蘑菇的心态，或许他的生活会变得比专注于清蒸鱼更加轻松、舒适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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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心灵之爱。

茨维塔耶娃自小受到普希金的影响，她接触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茨冈人》，她由此接受一个全新的词——爱情。

普希金的爱情观传染给了茨维塔耶娃。

她一生都与这个神秘的词汇纠缠不清。

她为爱情而活着，大胆追求爱情，并因此写出或凄美或激越的诗歌，为世界诗坛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茨维塔耶娃对十月革命很反感，这并不是她不理解俄罗斯而不接受革命，而是由于她凭着诗人特有的敏感一下子意识到“革命即暴力”，所以不接受。

然而正是对十月革命采取不接受的态度，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艾伏隆一直反对沙皇专制政体。

1917年11月，反对暴力革命的茨维塔耶娃却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使之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也因此同艾伏隆失去联系。

1922年春，她带着女儿投奔在巴黎就读的丈夫，开始了她悲惨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茨维塔耶娃虽过着落魄的生活，但时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爱情。

她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她那忍隐有余的丈夫艾伏隆也无法承受。

还有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心灵之爱 茨维塔耶娃十分重视心灵之爱。

这一点在她处理与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关系时，可窥视到她内心世界。

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

”并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反对“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的肉体之爱。

同样性质的信是她在致瓦洛申的信：“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

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

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可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给瓦洛申的信中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 茨维塔耶娃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但是她还是强调真正的渴望还是心灵的交融，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

于是，她疯狂追求爱情时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并且生下新的生命——“儿子”。

因此，她不仅渴望与罗泽维奇生儿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

这里“儿子”，即是她作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诗性的体现，是诗的“生命”。

爱情到底需要灵肉之分还是灵肉相融?女诗人在这个难题面前踌躇着、选择着，也正是如此种种独特于别人的感受，女诗人把之化为诗歌的形式与人见面。

她的诗因此得到人们的喜爱。

茨维塔耶娃自杀后，女诗人随着肉体一同毁灭了，然而诗歌依然放射光芒。

纵观女诗人的一生，我们只能试图对待诗那样，去理解、甚至去爱戴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茨维塔耶娃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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