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前期为什么被称作“春秋”,而不是别的?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27 点击数:
简介:历史上的东周前期,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冬夏”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孔子影视剧照 第一,“春秋”一词出自于孔子修订过的史书《春秋》。

这本史书记

【千问解读】

历史上的东周前期,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冬夏”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孔子影视剧照 第一,“春秋”一词出自于孔子修订过的史书《春秋》。

这本史书记录了东周时期,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一共242年的各种大事。

这个时间段,和历史上认定的东周前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时间大致吻合。

因此,就把东周前期这一段叫做春秋时期。

不过,鲁国的《春秋》其实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历史,虽然也涉及到其它诸侯国,但是并不完善。

为什么却能以一个诸侯国的历史代表整个东周前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本鲁国史书《春秋》是经过孔子编纂的。

从汉代把儒学提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时候,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

他所修订过的史书,当然也具有了崇高的地位,成为儒家也是整个国家的经典之一。

因此,把鲁国的史书名字,作为一个时期的名字称谓,也是说得过去的。

二是鲁国在诸侯国中具有特殊地位。

鲁国当年是旦的封国,鲁国的面积虽小(最早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它具有特殊地位,是负责掌管“周礼”的,也就是执礼的。

在周朝,“周礼”是最高准则,是各诸侯国都必须尊崇的。

因此“执礼”的鲁国就非常尊贵。

既然鲁国有这样特殊的地位,说鲁国的历史。

代表东周前期的历史,用鲁国的史书名,命名东周前期的这一段历史,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二,“春秋”是代表年的时间概念,“冬夏”不是。

有人还可能问,就算东周前期的命名,是根据鲁国的史书《春秋》来的。

为什么鲁国的史书要以“春秋”命名,而不是以“冬夏”命名呢? 这主要是在古人的时间概念中,春天是萌发的季节,秋天是衰败的季节。

或者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割的季节。

春天到秋天,然后秋天到春天,就是草木生命的一个轮回,这就有了时间的概念。

而“冬夏”没有这种的典型意义,用以表示时间概念,显然是不够恰当的。

古代的史书,在写《》之前,主要是编年体,相当于一年的大事记(《史记》用的是纪传体)。

司马迁 这个一年的大事记,就是以年为单位的。

因此,以“春秋”来命名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第三,“春秋”一词可以概括东周前期的时代特点。

从东周开始,社会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诸侯们开始不听周天子的话了,不遵守“周礼”了。

同时,那些大诸侯们又依靠自己的强大,任意攻打并兼并其它弱小的诸侯,侵吞瓜分小诸侯们的土地,并且把小诸侯给灭了。

同时,那些大的诸侯国内部,也会产生分裂,比如韩赵魏三家分晋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有的诸侯变大了,蓬勃发展起来了。

而有的诸侯变小的,被别的诸侯给灭了。

这种特点,和春天和秋天的万物态势,有着天然的相似性。

因此,用“春秋”来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这个时期的命名,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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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诸侯国明知推恩令对自己不利,为什么还是老老实实接受

周行分封而有八百年天下,秦行郡县却二世而亡。

故而,在建立后,鉴於秦帝国孤立无援,以致灭亡过速,而实行。

但是,分封同姓虽稳固了汉朝的江山,却又因封藩太重,造成了尾大不掉,进而威胁到了朝廷政权的统治。

汉朝彻底解决诸侯问题,是在汉武帝时期,颁行推恩令之后。

推恩令,即是让各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国,分成若干个小国,而由自己的子弟继承。

如此,诸侯国越分越小,再无力对抗中央朝廷。

按理说,推恩令并不是隐晦的计策。

诸侯们并不傻,身边更不乏智谋之士,不可能不明白朝廷的意图。

那为何推恩令,却仍能取得显著效果呢? 推恩令之所以能取得效果,乃是汉室朝廷与地方诸侯实力对比的变化。

汉初分封,诸侯之地占据天下之半。

倘若此时颁行推恩令,诸侯合力对抗,朝廷甚有被颠覆的可能。

正如在《治安策》中提出的假设: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刘交)王楚,中子()王赵,幽王()阳,共王(刘恢),灵王(刘建)王燕,厉王(刘长)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推恩令之所以能取得成效,乃是因袭文景时期的一系列弱藩、削藩政策。

汉文帝时期,贾谊鉴於诸侯对朝廷的威胁,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实则上就是推恩令的早期理论。

不过由于当时的诸侯非常强势,而汉文帝也是由藩王承继大统,皇位还不够稳固,才没有在天下推行,只是拿对自己威胁比较大的齐国、淮南国开刀。

至时期,朝廷政权已稳定下来,又已得到了休养生息。

故采纳了的削藩政策,而激起了吴楚。

就公义而论,吴楚七国之乱,其咎并不在吴楚七国,而在朝廷恃强,公然背信弃义。

这也是当吴楚七国打出“清君侧、诸晁错”的旗帜之后,汉景帝腰斩晁错以塞吴楚七国之口的原因。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吴楚七国战败,诸侯再已无力对抗朝廷,只能任由朝廷宰割。

据《汉书·诸侯王表》: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

武帝施主父(主父偃)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陡。

而藩国自析。

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

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

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

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

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

汉朝的(同姓)诸侯问题,是历经文、景、武三世,才得以彻底解决,绝非推恩令的一策之功。

至汉武帝时期,推恩令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作为我国早期王朝的汉朝,用人制度并不完善。

君主最能信赖的人,往往只能是自己的血亲与姻亲。

故西汉王朝的两大政治支柱,便是诸侯(血亲)集团与外戚(姻亲)集团。

当诸侯(血亲)问题被解决之后,就使得外戚(姻亲)便失去了制衡力量,而这也是王莽能够篡汉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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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为什么盛产地痞无赖?重要真相有哪些

恶少年,从品行上来说指的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年轻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指的是那些对国家造成危害的不安定因素存在的人。

在《荀子·修身》中曾对恶少年下过详细的定义:“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

”颜师古在《汉书·昭帝纪》中注:“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

”众所周知,两汉时期,恶少年横行于社会。

那么,原因何在呢? 1、 两汉时期,社会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逐末者日增,浮游者甚重,为恶少年势力的增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基础,“浮游者众”已经成为了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

” “治本者少,浮食者众。

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

”这些浮食之徒,游手为巧,无所事事,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或以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

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

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

” 这些人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卑贱职业,他们以谋合任作为职业,或者从事赌博,或者怀丸挟弹。

“未尝闻志义之士,喜操以游者也。

惟无心之人、群竖小子接而持之,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无用而有害也。

或作竹簧,削锐其头,有害之象,传以蜡蜜,有甘舌之类,皆非吉祥善应。

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 这些无赖流氓或者群竖小子,整天喜欢怀丸挟弹,妄弹鸟雀,整天在街上游荡,所做之事对社会来说是百害而无利的。

《汉书·鲍宣传》中记载了造成两汉时期“浮游者众”的原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宫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摇役,失农桑食,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 百姓流亡的七种原因,导致了流民增多,以致出现了浮游者整日无所事事的局面。

这些人无所事事、、、打架斗殴状况不断,为两汉时期恶少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时期,针对“浮游者众”这一问题,制订了一种制度,即“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以禁止百姓浮游无事。

由于无所事事者增多,他们为了生存,通常从事一些不正当的职业,这就为恶少年势力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些恶少年通常不顾法纪,。

“闾巷少年,攻剿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 剽,指的是通过武力来强夺他人的财产,也称作攻剽、剽攻、剽劫等。

椎埋,指的是椎杀人而埋之。

掘冢,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盗墓。

这些恶少年通过杀人劫财、盗墓来获得财物,这些恶少年的行为与强盗是无异的。

酷吏如义纵、也在少年时期违法乱纪,被划到恶少年这一列。

“义纵者,河东人也。

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王温舒者,阳陵人也。

少时椎埋为奸”。

这些人在少年时期无所事事,或者加入强盗这列,或者杀人犯法,还有的少年欺侮他人。

众所周知的大将,曾受到胯下之辱。

“淮阴少年又侮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

’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

’于是信孰视,挽出胯下。

”这些淮阴少年就是当时社会的地痞。

在少年时期,也曾经做过攻剽椎埋,掘冢铸币之事。

还有一些亡命少年依附在一些豪强贵族门下,做些让人痛恨之事。

“轻侠少年赵季、李款多蓄宾客,以气力渔食间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

”这些轻侠少年依靠主人的势力,鱼肉乡里,淫乱妇女,横霸一方。

“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

彭离骄悍,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

” 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的风气在西汉时期特别兴盛,当时的京师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鼓不绝。

”除了京师地区,在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

”这些专门从事攻剽埋椎,掘冢铸币的恶少年,他们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一重大隐患。

少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整天无所事事,典型的社会流氓。

在《西京杂记校注》卷二就有这一段的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官,凄枪不乐。

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顾酒卖饼、斗鸡蹦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

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的恶少年其实就等同于无赖。

2、 在社会动荡之际,这些恶少年更是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刘邦举事,“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他们平时就是不遵从法律,行为猖撅,在社会动荡之际,他们也参与其中,成为危害当时政府的一种力量。

他们或者投靠当地的豪强贵族门下,参与武装斗争,或者藏身于绿野山林,成为当地的强盗,或者拥立自己的领袖,自立为王,成为与朝廷对抗的一股力量。

戍卒自立“张楚”政权,自称楚王。

不仅如此,起兵之际,“亦聚少年百余人”,亦曾“从少年往事于临”,郦商也曾响应陈涉,“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

通也向范阳令进言:“今天下大乱”,“诸侯畔秦矣”,“少年皆争杀君”,愿为见,以求“转祸为福”。

于是见武信君曰:“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

君何不贵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

” 在国家政治不稳之际,这些恶少年唯恐天下不乱,参与到这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选择自己的领导者,妄图自立乾坤。

陈婴是东阳少年在杀掉其令时,强立为长的,“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

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

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

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

今暴得大名,不详。

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明也。

’婴乃不敢为王。

” 这些恶少年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自立政权。

在西汉末年,王莽统治时期,天下动乱,各地豪强势力反对王莽政权,战争不断,而此时“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让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阔,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

” 他们成为反对王莽政权的先驱,这些恶少年的势力也成为各派军阀相互争夺的力量。

末年,,把这些恶少年聚集起来在山泽间为盗贼。

也招聚一些少年成为邑中的一大势力,“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

”当各地军阀势力并起时,“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泅之间。

”《志·魏书·传》中记载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拘淮、汝,褚以众归太祖”,“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这些恶少年,在社会动荡之际,甚至成为颠覆整个王朝的重要力量。

3、 这些少年年轻气盛,有时为了他们所谓的侠义而杀人,做出违法乱纪之事。

这些少年的行为从道义上来说还是让人欣赏的,而他们身上的侠气也是让人钦服的。

晋人的《博陵王宫侠曲》也大力颂扬了这种侠气:“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

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

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

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

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

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衡。

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围墙。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

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

” 虽然为人报仇的侠义精神让人赞扬,但是他们的行为为法律所不容,是对皇权统治的挑战。

此外,我们从东汉吕母起义中也可以看出来。

少年因为受吕母恩惠,为了偿还这份情义,愿意帮助吕母杀宰,所以在后来的吕母起义中,这些恶少年的势力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少时也是以侠义而有名,“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后颇折节。

”而酷吏阳球也因为为其母报仇,率领一帮少年杀掉郡吏。

这些恶少年多是为了所谓的侠义而违反社会法律规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

这些恶少年也往往因为爱慕游侠的侠义精神而投靠到游侠的门下,成为游侠集团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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