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文字的载体是什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至今不被发现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26 点击数:
简介:中国传世的史书中,一般以做为历史的起点,三皇、氏、神距今久远,或在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以前乃至更为久远,时间跨度亦可能很大。

五帝为、颛顼、、帝尧、帝舜,因五帝时代

【千问解读】

中国传世的史书中,一般以做为历史的起点,三皇、氏、神距今久远,或在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以前乃至更为久远,时间跨度亦可能很大。

五帝为、颛顼、、帝尧、帝舜,因五帝时代下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时间约在距今4000年到5000年之间,中华文明所号称的上下五千年就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

世界上的文字多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 但目前尴尬的是,中国在夏朝之前的历史一般不太被外国所认同,如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及中国的夏朝,但并不如像、之后的朝代更被认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商朝之前的历史并没有“自证”的文字材料出土。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洛阳“二里头遗址”,虽然二里头遗址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朝王畿地区异乎寻常的一致,但因为仅仅出土了零星的陶文,并没有像殷墟那样出土有系统的、可辨认的且记载当代历史的甲骨文,所以一直无法被盖棺定论为夏朝的都城遗址,然而,夏朝真的不存在系统的文字吗? 美国佐治亚州的《世界历史》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商朝不仅仅是有甲骨文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古埃及和苏美尔人用芦管或骨棒削尖为笔写在“纸草”和泥板上。

相比来说,中国的甲骨文出现的就比较晚了,出现在距今3300年前后的商朝中晚期。

商王朝在之后,迎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才诞生了甲骨文。

但如果你认为商朝的文字载体仅仅是甲骨那就了,甲骨文仅仅是商王朝拿来祭祀或占卜用的,并不是用来记史的,根据《尚书》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意思是:当时的殷朝(商朝)的先人,就已经有书册了,记载了成汤灭夏的事。

说明了早在商初就有了记事的简册,也就是说有了书。

然而相关涉及商朝遗址的并没有发现除甲骨文、金文之外任何其他有文字的载体,于是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是不是丢掉了商朝之前的文字载体? 文字载体的变迁 我们是不是丢掉了夏朝的文字载体 甲骨文能被我们看到很偶然,如果不是商朝人有祭祀和占卜的好习惯,我们恐怕就没那么幸运能看到了它了,是因为它是刻在不易腐烂的牛肩胛骨或者龟壳,才能保存3000多年后依然能能被我们看到,这点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石板书和泥板书一样,都是不易腐烂的。

从现存甲骨文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

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从事物由由无到有的发展规律来看,甲骨文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在甲骨文之前必定有一种未被我们发现的文字。

世界各地古文字特点 二里头遗址被视为夏文化探索最重要的遗址,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可以自证的文字而无法捅破“夏都”那一层窗户纸。

但从考古中的种种细节来看,夏朝的文字或许是存在的,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龙山时代正处于夏朝之前,随后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零星的陶文,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或许不是空谈。

大胆猜测,夏朝人不习惯于在陶器或者青铜器上镌刻文字,他们的文字载体或许是诸如木头、树叶或者丝帛物,因年代久远腐烂而无法被发现,正如商朝人,虽然有成熟的文字,但也不习惯于刻在更易保存的青铜器上。

这点在二里头发现的文物中也能发现端倪:二里头遗址曾经出土过绿松石龙形器,这些绿松石片原本是粘在某种有机物上, 因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 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所以这些绿松石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松散地嵌在泥土中了,原有的有机物已经不见踪影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文物或许暗示:夏朝的文字会不会是习惯于刻在木头等有机质上,几千年的变迁,他们已经随着文字载体的消失而不见了,这或许是我们至今没找到夏朝文字的原因之一吧。

绿松石原先粘在有机质上,出土时已腐烂 随机文章想在韩国企业里步步高升你不能不学会「努温奇」隋朝隋炀帝朱贵儿的生平事迹该如何正确对待人工智能,毁灭世界或是助手(全在人类一念之间)美国无龙脉为什么发达,美国东大龙脉横跨半个地球促使美国发达英科学家揭喜马拉雅雪人之谜,DNA与古北极熊一致/恐真实存在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有哪些?他有着怎么样的创作风格

1927年后 二十世纪20—30年代末写了大量不同体裁、内容的作品。

卫国战争开始不久所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以强烈对立的音乐形象,表现了苏联人民与法西斯的搏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他曾用常规的艺术手段表现革命和建设的新题材,音乐明亮、清新,受到了普遍赞扬。

1957、1962年先后因《第十交响曲》和《第十三交响曲》的问世而引起过争论,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曾任苏联第6~9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年获艺术科学博士学位。

共创作约150部作品,代表作品有:第一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十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第十三交响曲;清唱剧《森林之歌》、康塔塔《阳光照耀着我们祖国》;无伴奏合唱《十首诗》;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歌剧《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即《姆钦斯克县的白夫人》);管弦乐《节日序曲》;轻歌剧《莫斯科的李花村》;钢琴五重奏及大量电影音乐等。

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1954),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6),还曾经被授予苏联国家奖章(1941、1942、1946、1950、1952、1968),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奖(1974),西贝柳斯奖以及国际和平奖(1954);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学和科学院都曾授予他荣誉称号。

探索时期 20年代 后半期~30年代初,是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上进行紧张探索的时期。

他广泛借鉴俄国和西方现代音乐流派的艺术经验,写出了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试图以新风格、新技法表现革命变革的新主题。

《第二交响曲》(《献给十月》,1927)、《第三交响曲》(《五一》,1931)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前者采用了线条对位(13个独立声部的喧嚣结合),试图表现人民大众从黑暗、愚昧走向觉醒、斗争、胜利的历程;后者试图描写街头、广场群众集会的情景。

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主观的创作意图与客观艺术效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1927~1932年间,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大量的戏剧音乐:两部歌剧、两部舞剧、五部话剧配乐以及四部电影音乐。

在一些作品中,他一向热衷的讽刺性、怪诞性题材和风格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的第1部歌剧《鼻子》(1927~1928)以怪诞的手法再现了H.B.果戈理原著的幻想形象,对趾高气扬而又心灵空虚丑恶的旧俄官员加以讽刺。

当时苏联舆论对此歌剧毁多于誉,它在首演后即湮没无闻,30多年后(1970)才重新上演得到肯定。

舞剧《》(1927~1930)和《螺丝钉》(1930~1931),都是通过芭蕾反映当代生活的尝试。

后者也是突出漫画式笔法,勾勒出现实中各式反面人物的脸谱。

他的某些电影音乐也对的小市民庸俗趣味进行了。

1930~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俄国作家H.C.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写作了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又名《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这是标志肖斯塔科维奇艺术上臻于成熟的作品之一。

剧情描写一个商人的妻子出于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而杀人犯罪、并惨遭毁灭的故事。

作者称这部歌剧为“讽刺悲剧”,他企图把自己创作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悲剧性和揭露性讽刺熔于一炉。

歌剧于1934年1月在列宁格勒首演,并随即在欧美许多剧院上演。

1936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混乱代替音乐》的专论,全盘否定了这部作品,致使歌剧辍演20余载,直至1963年才再度与观众见面。

1936年2月6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舞剧的虚伪》,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芭蕾舞剧《清澈的小溪》(1934)加以否定。

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性音乐作品,作者创作企图是“寻求观众和演员都喜闻乐见、简洁明了的语言”。

《真理报》的一再指责使肖斯塔科维奇从此不再从事歌剧和舞剧音乐的写作。

肖斯塔科维奇在30年代的器乐创作以三部交响曲最为重要。

《第四交响曲》(1935~1936)是他的第一部哲理性悲剧交响曲,表明他的交响创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由于社会气氛的严峻,作者不得不取消这部作品的公演,它的首次演出是25年后举行的。

《第五交响曲》(1937)也是一部哲理性悲剧交响曲,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比《第四交响曲》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

《第六交响曲》(1939)的构思是从悲哀的思考与回忆过渡到生活的欢乐,但它的艺术成就并未立即得到承认。

肖斯塔科维奇还写了另一些器乐作品。

如《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1932~1933)、《第一钢琴协奏曲》(1933)、《第一弦乐四重奏》(《春天》,1938)等。

这几部作品的风格与他的歌剧、交响乐迥然不同,而与他的舞剧音乐属于同一格调。

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是《钢琴五重奏》(1940),这是他唯一的一部规模宏大、感情和谐、不包含悲剧性冲突的器乐作品。

卫国战争时期 肖斯塔科维奇 在卫国战争期间的重要作品是两部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1941)是在战争爆发后约一个月开始写作的,仅用三个多月便完成,大部分总谱是在战火纷飞的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写出的,它是题献给这座英雄城的。

这部交响曲是第一部反映卫国战争的大型作品,是交响乐迅速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突出范例,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抗敌意志。

它的形象、内容既反映卫国战争这一特定事件,明确而具体;同时又超越了此一特定事件的范围,对光明、理性与黑暗、野蛮的斗争作了高度概括。

《第八交响曲》(1943)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悲剧交响乐。

作者说他“试图表现人民的体验,反映战争的可怖悲剧”。

它立即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但苏联音乐界对它相当冷淡,多年后这部交响曲才被承认。

战后20年 战后,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是《第九交响曲》(1945)。

与一般人的期望相反,它并不是一部欢庆胜利的凯旋交响曲,而是具有古典主义的和抒情喜剧的色彩,其中也包含了若干悼念的篇页。

完成于1947~1948年间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内容比较深刻,演技艰深,但未能立即得到公演。

1948年1月联共(布)中央发起对苏联作曲家中所谓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使这部作品的首演推迟了七年。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肖斯塔科维奇又首当其冲。

他的第六、第八、第九交响曲都被称为“形式主义作品”,并从演出曲目中消失。

从1948年起,肖斯塔科维奇写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

在音乐语言和风格方面,仍然突出了他一向固有的深刻性与平易性并存的特点。

最突出的是清唱剧《森林之歌》(1949)表现了苏联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宏伟事业,歌曲形式与其他声乐形式相穿插,雄伟性与抒情性相结合,是一部不同于以往同类体裁的新型清唱剧。

其他如无伴奏混声合唱套曲《十首诗》(以革命诗人的诗为词、以革命歌曲的音调为基础)、管弦乐《节日序曲》(1954)《第二钢琴协奏曲》(1957),以及电影音乐如《易北河会师》(1948)、《攻克柏林》(1949)、《难忘的1919年》(1951)、《牛虻》(1955)等也都属于平易性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体裁仍是交响乐。

《第十交响曲》(1953)继续了由《第四交响曲》发端的哲理悲剧交响曲的路线。

作者指出,反侵略和反暴政的苏维埃人道主义是它的基本主题。

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曾在苏联音乐界引起尖锐的分歧。

之后,肖斯塔科维奇转向了另一种类型和题材的交响乐──革命史诗型标题交响乐。

《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1957);合唱套曲──《十首诗》一脉相承,描写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历史画面。

作者首次在自己的交响曲中大量引用外来旋律,把广泛流传的几首革命歌曲运用在各乐章中,以加强时代的真实感和形象联想的明确性。

《第十二交响曲》(《1917年》,1961)继续了前者的思想与风格,但艺术功力却逊色得多。

在此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意念又转向了新的方面──从当代和古代取材的声乐-器乐交响乐。

《第十三交响曲》(1962)以苏联诗人E.A.叶夫图申科的五首诗为各乐章的唱词,接近清唱剧体裁,但音乐的布局和发展与他以往的纯器乐交响乐隐隐相联。

作品以尖锐有力的笔锋针砭时弊,因而在苏联的首演遇到了阻力。

管弦乐声乐曲《斯捷潘·拉辛的死刑》(1964)也以叶夫图申科的诗为唱词,描写俄国17世纪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悲剧结局。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非歌剧作品中最歌剧化的作品,它综合了作者过去的许多创作经验,揭开了声乐-器乐交响乐新的一页。

最后10年 肖斯塔科维奇 虽然疾病缠身,但仍创作了27部作品,其中的大半为多乐章的套曲。

他仍采用政治性题材,如为纪念格勒战役的英雄们所作的《哀悼和胜利前奏曲》(1967)交响诗《十月》(1967)、8首男声合唱叙事歌《忠诚》(1970)等。

但他更为倾向的却是人生哲理的题材,悲哀、孤独、死亡的主题增加了,音乐语言更加复杂化,风格也有新的发展。

《第十四交响曲》(1969)以4个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诗人(大多为象征派)的诗为唱词,为女高音和男低音独唱及室内乐队而作,由大小不等的11个乐章组成。

这部悲剧性作品以死亡为内容中心,同时鞭笞邪恶、暴政,赞颂艺术家的人格和艺术创造的不朽。

《第十五交响曲》(1971)是他在这一体裁领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对人生旅程的回顾与思考是它的构思基础。

《第二大提琴协奏曲》(1966)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同样是一部悲剧型的交响性作品。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晚期作品中,室内乐是一个突出的创作领域。

他写出了各具特色的七部声乐套曲。

如以A.A.勃洛克的诗谱曲的《浪漫曲七首》(1967),在形式内容、艺术风格上都很有独创性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歌六首》(1971),以米开朗琪罗的诗谱曲的《组曲》(1974)等。

肖斯塔科维奇在后几年写作了他全部弦乐四重奏的三分之一,即第11~15首。

它们的构思各有特点,但总的说与他最后两部交响曲及声乐套曲有内在联系。

他逝世前一个月完成的绝笔之作,是《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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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之列:南凉的建立与灭亡

南凉(397年-414年)位十六国时期16国之列,鲜卑政权。

河西鲜卑所建,都乐都(今属青海),盛时控有今甘肃西部和宁夏一部。

历三主,共十八年。

秃发即"拓跋"的异译。

汉魏之际,拓跋氏的一支由酋长统率,从塞北迁到河西凉州,被称为河西鲜卑。

在此居住约两个世纪,部众渐盛,务农桑,修邻好,境内安定。

至秃发乌孤时期,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西北)为中心,势力不断发展,初附于后凉。

公元414年,率军西掠时,西秦偷袭乐都,南凉灭亡,立国十七年。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鲜卑首领拓跋诘汾卒,次子拓跋力微因母为"天女",有神异,故被推举为首领。

而拓跋匹孤虽为长子不得继位,仅分得一些部众。

之后拓跋匹孤及所率部众为获得新牧场,在219年-256年间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 ,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至宁夏自治区北部游牧。

256年-263年间(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间),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

主要游牧地东至麦田、牵屯,西到湿罗,南达浇河,北接大漠 ,即大致东起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县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至今青海省贵德县,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秃发鲜卑自迁入雍、凉后,曹魏及西晋统治者以其与羌、胡相似,设"护羌校尉"监领之,各部仍自有部帅。

但鲜卑等往往被征发为兵,或被掠沦为奴婢或佃客,同时还要缴纳赋税,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西晋初,终于爆发了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诸民族反晋斗争。

269年(泰始五年),西晋为了镇压因灾荒而引起的骚乱,设置秦州,派遣"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以镇抚河陇鲜卑。

但胡烈一上任,即采取高压手段,致"失羌戎之和",成为爆发反晋斗争的导火线,秃发树机能为寿阗孙,寿阗卒后,继统其部众,活动于安定、陇西一带,史称其"壮果多谋略"。

270年(六年)六月起事后,率众击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今甘肃省皋兰县东北黄河北岸),又拒击尚书进讨之师。

陇右、河西其它诸民族纷纷响应。

271年(七年),联合北地胡攻金城,击杀凉州刺史牵弘于青山(今甘肃省环县西),后又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南)。

及275年(泰始末至咸宁元年),秃发鲜卑的势力由凉州金城郡(治榆中县,今甘肃省榆中县西北黄河南岸)西北更向西发展。

高昌以东的一些鲜卑部落也起而反抗统治。

279年(咸宁五年),树机能攻破凉州,占据主要城镇,阻断西晋与河西之交通,西晋朝廷大震,遣威武太守马隆统军攻之。

树机能部碎跋韩、且万能等率众万余落归降,马隆又"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

是年十二月,隆遣归降的率善戎设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树机能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杀,秃发部复降于西晋。

树机能反晋斗争虽然失败,但秃发鲜卑部落并没有因此而溃散。

数传至秃发乌孤立,采取养民务农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礼俊贤,修政刑,对外"循结邻好",不事争战。

十余年间,秃发部在后凉东南广武一带势力渐盛。

394年(太元十九年,后凉麟嘉六年),后凉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

次年,破乙弗、折掘等部,筑廉川堡(今青海省民和县西北)以居之,又陆续征服意云鲜卑等部。

河西一带豪门士族如广武人赵振等纷纷投奔乌孤,充当谋士,吕光见其日益壮大,遣使拜之为"广武郡公"。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吕光即位,改国号为大凉,遣使拜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

乌孤决意摆脱吕光控制,谢绝封爵。

次年,自称大部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建立政权,以弟为骠骑将军,傉檀为车骑将军。

继而治兵广武,攻取金城,败吕光将军窦苟于街亭(今甘肃省永登县乌鞘岭)。

398年(太初二年),乘后凉衰弱,郭广黁、杨轨反之机,取得洪池岭南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之地,改称武威王。

399年(三年),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专力经营河湟地区,并以利鹿孤镇安夷(治今青海省化隆县南),傉檀镇西平(治今西宁市西),叔素渥镇湟河(今化隆县南),族人分镇各地,又量才叙用汉、夷各族豪门及"杰俊之士",使南凉政权得以逐渐完善和巩固。

是年(399)八月,乌孤因酒醉坠马受伤死,弟利鹿孤即武威王位,迁都西平,并遣记室监鞠梁明聘于,进一步加强与北凉联盟,以对付后凉,南凉开始兴盛。

次年正月改元建和,遣傉檀败后凉兵于三堆(今大通河南),并进围其都城。

灭亡 401年(建和二年),利鹿孤改称河西王。

同年三月,败后凉军,徙2000 余户而还。

后又遣兵攻北凉临松,虏6000余户、遣质请和,始还所掠,召军返。

十二月,南凉攻围后凉姑臧,又攻昌松郡,执后凉太守孟祎。

402年(建和三年)三月,利鹿孤卒,弟傉檀立,更号为凉王,迁都乐都,改元弘昌,史称南凉。

十月,傉檀攻后凉姑臧。

十二月,后秦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

404年(弘昌三年),因后秦势盛,傉檀去年号,称臣于后秦。

408年(弘始十年),傉檀大败后秦军,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

414年(嘉平七年),南凉连年不收,上下饥窘,傉檀率军西击乙弗鲜卑,留太子武台(虎台)守乐都。

西秦乘机袭取乐都,俘武台等及百余迁于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傉檀降西秦,年终被毒死,南凉亡。

共历3主,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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