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桑格有着怎么样的个人主张？关于她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下面简要论述一下美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美国计划
【千问解读】
下面简要论述一下美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美国计划生育的鼻祖是位伟大的女性，叫玛格丽特·桑格，她于1879年出生于纽约州科宁一户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家庭，在家排行第六。
她在早年从事护士工作中，看到很多妇女因生育过多所造成的自身痛苦和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有的妇女因私自打胎而造成违法、身体致残等种种不幸。
1914年3月，玛格丽特创办了《叛逆妇女》杂志，给妇女传授避孕知识。
在该杂志中，她提出了“计划生育”(familyplanning)和“避孕”(birthcontrol)的概念。
避孕是计划生育过程中的一项措施。
1916年10月16日，桑格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办了美国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对妇女的避孕和生育提供从知识到技术的全方位指导。
10月26日，玛格丽特的诊所开了才10天，就被查封，因为1873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康斯托克法》禁止向美国母亲们传授避孕应用知识，并规定避孕药具也属于淫秽品。
她因“用公共邮政传递关于避孕和堕胎的资料”的罪名被劳教30天。
1921年，玛格丽特创立“美国避孕联盟”，4年后更名为“美国计划生育联盟”。
1922年，玛格丽特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避孕育大会。
1927年，她组织了日内瓦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
1953年，她牵头创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盟”，并曾来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传播计划生育知识。
今天，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在全美国开办了159个附属机构，在美国每6个计划生育诊所中，就有一个属于美国计划生育联盟附属机构开办的，这些诊所服务了美国大约30%的计划生育顾客。
文明包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事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包括那些还没出生的人的利益。
对性爱冲动的放纵和不计后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一时的欲望满足，其代价是将来生活的苦难。
这是玛格丽特提倡计划生育的思想基础。
当时，世界各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
因为计划生育不可避免地要用到避孕技术，反对避孕的人坚持认为，不管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考虑避孕多么可取，因为人们会滥用避孕，从而使美国年轻人的道德滑坡。
他们只是看到了避孕带来的弊端，没有看到避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利益。
针对一些人坚持认为避孕是不道德的顽固思想，玛格丽特反击道：最近50年来，妇女获得的任何权利都是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取得的，反对的人总认为妇女争取的权利是不道德的。
当妇女们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教育时，有人说，这会让她们变得不道德，会失去家庭中神圣的地位。
当妇女要求得到公民权时，有人说，这会让她们降低道德标准，让她们见异性、和异性混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然而，我们发现，当她们到教堂去还是见到同样的异性、和同样的异性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她还用宗教本身来驳斥“避孕不道德”的论调：文明的进步包括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如果社会不信任妇女对自己身体的了解，那就证明了两千年的基督教教育是失败的。
玛格丽特的计划生育主张是：应该告诉任何一个成年男人和女人避孕的责任和正确的避孕知识。
女人应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怀孕还是不怀孕。
妇女的第一种权利就是生育自决权，第二种权利是因爱怀孕，第三种权利就是拥有健康。
她认为，美国的任何一位母亲——不管身体健康与否——都有权得到最好、最安全和最科学的避孕知识，这些知识应该由诊所的计划生育专业人员，如注册护士和注册助产士，直接向她们传授。
可见玛格丽特是创建计划生育专业的第一人。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疾病、饥荒、战争这些灾难可以自然降低人口数量，野蛮的人也可以通过堕胎、杀婴、遗弃婴儿和儿童的方法达到降低人口的目的。
”她提出文明社会应该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数量，控制人口数量必须从控制怀孕开始，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也是更文明的方法，因为避孕不仅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生命的利益，也更加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
她认为，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仅仅控制人口数量，还是为了提高人口质量，她说：“如果我们想生育健康强壮的孩子，胚胎必须在化学平衡的媒介中生长，母亲血液的化学指标必须正常。
焦虑、紧张、惊吓、悲痛、被迫怀孕，都会使母亲血液产生毒素。
产生化学毒素的血液会导致胎儿的缺陷，从怀孕那一刻就注定是白痴，或弱智，或罪犯，或失败者。
” 当时对儿童的救助仅局限与慈善事业上，那样永远做不好这项工作，因为世界各地的难民总是一车一车地拉来，人们对此已应接不暇。
而没有从生命的头抓起，从受孕前抓起，没有很好的计划生育。
玛格丽特提出了“儿童时代”这个构想，号召生育健康、聪明的宝宝。
她形象地把计划生育工作比喻成耕作花园，她说：“在你耕作花园之前，必须了解园艺知识。
你必须为种子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给它们阳光和新鲜空气。
你必须给它们空间和合适的时机，以让它们的根深深扎进土壤里。
不要忘记，你必须清除野草。
如果野草丛生，那就不是花园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孩子们的花园，我们就必须首先学习园艺知识。
要想创建一个“儿童时代”，必须为儿童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不仅仅是在生育前，而必须是在怀孕前就要做这件事情。
” 怀孕是优生优育的前提，要通过操纵身体内神奇的生命礼物，让它在适宜的条件下完美地形成生命。
为了落实优生优育工作，他建议政府行政部门设立“未出世孩子局”，对那些想要孩子的未来的爸爸妈妈从身体到精神以及经济条件上进行检查，看他们适合做下一代的父亲和母亲吗。
对通过审核的人，颁发可以做爸爸妈妈的证明。
强调“任何行政审核都要以未出世的孩子——未来的孩子——的利益为重。
” 人们当时对生命科学知识匮乏，对生育前的审核难以接受，她宣传说：“当你需要一个厨师或女佣时，你去就业局。
你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
你和厨师要互换资料，你必须让技艺精湛的厨师相信你的家庭是受人尊敬的和睦之家。
孩子应该至少得到与厨师一样的优先权。
”在“未出世孩子局”里，聪明的孩子能够对自己未来的父母问几个问题。
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爸爸妈妈想申请有个孩子，于是来到“未出世孩子局”，未出世的孩子代表或孩子本人会问他们什么问题。
首先：“父亲先生，孩子可是个珍贵的奢侈品，你确实能够支付得起么?” “你经济上能够承受上一个孩子的费用吗?” “你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六个?那你一定忙得。
你能照看好这么多孩子吗?” “你指望孩子回报你，还是认为孩子是一个负担?” “你的无管腺(译者注：无管腺属于内分泌腺，分泌激素，这里比喻生育功能)正常么?” “你能为你的孩子提供一个幸福的家吗?还有快乐的成长和营养食品?” “你说什么?你有10个孩子?仅在贫民窟有两间阴暗的房子?” “不行，谢谢你!如果我不能健康、愉快地出生，我可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
再见!” 了避免让孩子生下来后遭受苦难，玛格丽特强调应该对此进行立法，只有当孩子受到欢迎、邀请、需要时，才该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立法至少要包括以下决定生育的条件：传染性疾病;突发性疾病;家庭里有低能儿;超出了生育间隔;要生育父母至少23岁;经济条件良好;父母感情和谐。
玛格丽特还强调，计划生育工作是女权的组成部分，必须让每个女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生不生孩子、何时生孩子、生几个孩子。
经玛格丽特等人长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宪法》(第十四项修正案)关于自由的规定，保护已婚夫妇有使用避孕药具的权利，有效推翻了早先法律的禁令，并确定了生殖决定是私人决定，而不是国家的事务。
过去堕胎在美国是非法的，但由于疾病、非正常怀孕等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每年大约有20万起至120万起堕胎。
由于非法堕胎操作的不妥而遭受健康问题的绝大多数妇女，是贫穷的年轻妇女;富裕的妇女通常能获得质量较高的服务。
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个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方案，即1970年的《公共保健服务法》的第十章方案。
第十章是一个专门为计划生育服务提供的资金，是对贫穷而无保险的妇女及男士所设立的。
第十章方案的绝大部分资金是直接供给所有五十个州的服务提供者。
获得第十章方案资金的服务提供者，必须遵守有关计划生育服务提供的章程，及其严格规定。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实际上是使堕胎在美国全境合法化。
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实质性地投入。
1994年，美国所有公共部门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的花费是7.15亿美元。
现在，玛格丽特·桑格中心是美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旗舰，该中心为政府算了一笔帐，认为在计划生育服务方面投入2700万美元会帮助纽约州节省1.65亿的医疗保险开支。
该中心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在每年的约1800万美元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政府，三分之一来自基金会，三分之一来自私人捐赠。
由于美国宗教对计划生育特别是堕胎持反对态度，在美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有不小的难度，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计划生育诊所时常遭到骚扰攻击。
近几年来，在计划生育诊所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数名医生和诊所工作人员被反堕胎者杀害。
计划生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经理了医学、伦理、女权、法律、政治等几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也成为美国政界争论的焦点问题。
但总的趋势是，美国人民越来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它是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以下是美国总统及总统后选人关于计划生育及堕胎问题的论述，选自笔者编译的《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辩论精选》： 克里：我认为堕胎是一个女人的自决权。
它是女人、上帝和她的医生之间的事情。
这就是我支持它的原因。
现在，我将不允许人们插手改变“罗诉韦德案”(译者注：1972年，一位年仅21岁的女子简·罗起诉达拉斯县的检察官韦德要求堕胎合法。
此案几经周折，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高法最后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了堕胎合法化)。
总统从未表态他会不会那样做。
但是我从他设法任命的法院法官看，他想改变“罗诉韦德案”。
我不会改变它。
我要捍卫“罗诉韦德案”赋予妇女的权利。
小布什：我认为促进生命文化尤为重要。
我认为在一个礼仪之邦应该顾及其他的人和事物。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是：在那里每个孩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欢迎他们生命的到来。
我明白，对于堕胎的问题分歧很大，但是我认为明智的人们能走到一起来制定一个好的法律帮助减少脱胎的数量。
例如，禁止晚期堕胎。
它是个残忍的手术。
来自两个政党的人在国会里走到了一起，压倒性地投票禁止这样的手术。
它非常有意义。
我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主流，投票反对这个法案。
我所要说的是，在我们促进生命和生命文化的同时，我们当然可以找到通过共同努力降低堕胎数量的方法：继续改进收养法——它是对堕胎的很好的替代，继续资助和发展“非婚孕妇之家”(译者注：美国为那些没有结婚而由于种种原因怀孕的女性提供的救助机构，以避免让她们在家庭或社会上受到歧视);我将继续推进节制计划。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到替代堕胎的可行性选择计划中来。
克林顿：一个家庭至少有父母双亲中的一个——不管是亲生的还是养父母——和孩子组成。
一个好家庭应该是：上一代把爱、家教和优秀的价值传给下一代，那里是人们生活的避风港，在那里人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今天，美国许多家庭面临危机，在这次大选中，对家庭价值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我对此并不陌生。
我出生时父亲就不在了(译者注：克林顿出生前三个月，他父亲在一次车祸中死亡)，是我的寡妇母亲和祖父母给予我家庭价值;我从阿肯色州人民那里看到了家庭价值;在美国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工业生产下降时期，我从拼命工作而得到的报酬甚少的美国人民那里看到了家庭价值。
我认为，总统对家庭价值取向负有责任，他应该重视美国家庭价值。
要设法让那些靠福利生活的人得到工作;有工作的穷人如果家庭有孩子并且每周工作40小时，就要给他们免税，使他们摆脱贫困;应该给有工作的家庭公平的税务政策和定期接受培训的机会。
他们需要强势经济，我认为他们也需要一个病产假法，72个国家有病产假法，可布什先生两次否决了它，他说什么我们不能做其他72个国家做的事情。
老布什：那么，我要说的是一次会议给我深刻的印象。
洛杉矶等一些大城市的市长来见我，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大都市的衰落源于美国家庭的衰落。
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强化家庭。
当芭芭拉(译者注：布什总统的妻子)抱着一个艾滋婴儿时，她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家庭的同情心。
我认为，要教给我们的孩子遵纪守法，不但在学校里这样做，在家庭中也必须这样做。
我对如此高的离婚率表示震惊。
离婚在家庭、在我们中间难以避免，但现在的离婚率也太高了。
我认为，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保护美国的家庭。
它可以是单亲家庭，但那些单亲家庭的母亲需要帮助，提供帮助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不负责的父亲对这些母亲尽到应尽的责任——那对强化美国家庭是有帮助的。
佩罗特：我要说的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健康的家庭单元，在那里孩子应该得到爱、得到养育、得到鼓励。
婴儿在18个月以前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做出判断，会形成积极的或消极的个人形象观。
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如何去学习。
如果我们的孩子周围缺乏爱和关怀——你们看看我的孙女们，我担心他们不能学会走路，因为他们总在某人的怀抱里。
那么我认为，如果每个孩子都得到那样的爱和关怀，那难道不是很好么?但是，他们不能。
只有每个家庭都有健康的家庭单元，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
我认为，你可以把白宫当作很好的讲道坛，宣扬这些孩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他们的早年生长期，要塑造这些精美别致的陶器艺术品，以让他们长大后同样过上富裕、充实的生活。
杜卡基斯：我不支持堕胎，我认为它不是个正确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堕胎。
问题是堕胎应由谁作决定，我认为应该有孕妇作决定，应该由孕妇自己根据个人良心和宗教信仰对是否堕胎做出选择。
老布什：我没有说要选择性地惩罚，我坚决反对堕胎，我支持收养。
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法律，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收养这些母亲不想要的孩子，让他们生出来，然后让有爱心的家庭收养他们。
你看，是的，我的观点在发展，而且在继续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有利于生命。
我也支持在例外情况下的堕胎——强奸、乱伦和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
有时人们会认为谈论这个问题有些不体面，但是，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更清楚了，因为有人把堕胎当作控制生育的工具，这真要命!但是，我要对此说不，我尊重生命的神圣，如果建立了堕胎非法的法律，我们就能紧握惩罚的武器。
杜卡基斯：那么，我认为，这位副总统准备让选择堕胎的妇女承担罪名，这很清楚。
在今天晚上看我们辩论的美国人民面前说：“好的，我还没有选择。
”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这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一个非常困难、非常重要的选择。
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是准备让一个选择了堕胎的妇女承担罪名。
我要说的是，应该由孕妇自己根据个人良心和宗教信仰对是否堕胎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布什先生这次和我一样，就堕胎问题有个明确的立场。
即使他不同意我的立场，我照样尊重他，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个立场。
我的立场很清楚，我已经向美国人民表明了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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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有着哪些缺陷？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过去，对资本主义优势的无知，导致一些国家抛弃了这种制度或是对其加以限制。
而对其潜在危险的无知，使得市场中的轻率行为和政策疏忽更有可能出现。
要重新实现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进行再教育和深度改革。
社保体系不一定损害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或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无政府“加警察”的制度。
如果没有政府来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使其不受垄断、瞒骗和欺诈之扰，资本主义体制就无法健康运转。
这样的制度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并由于没有补助来刺激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正规商业经济，而制造出社会紧张。
最后，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体能够藉以实现知识增加的一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不完整性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知识的增加带来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确定性则让经济体容易发生突然波动。
这些现象思(Marx)在1848年就都已经指出。
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认为经济进步源自商业创新，而科学家的发现让创新成为可能——这些发现来自经济部门之外，而且都是不期而至的。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能比其它经济制度受益更多呢?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早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能更迅速地抓住突然而来的机遇，因此具有更强的生产率。
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和专业银行家的勤勉。
但认为银行家无所不知、企业家不会犯错的想法是可笑的。
学者们发现，大多数知识增加不是由科学推动的。
熊彼特经济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论加社会学——没有抓住多少要点。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任何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控制，都是由散布在专业参与者之中的私人“实践知识”构成的大杂烩。
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将所有知识全部收集起来，哪怕政府机构也做不到。
这些是每个“第一线”的参与者必然获得的知识。
政府根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资。
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这个“知识问题”。
发现过程：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关键 之后，哈耶克又将资本主义如何自己做出“发现”的理论加以充实。
他能够接受“创新理念”这个概念，因为他明白，关于大多数未经试验的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即便是专家也同样如此。
因此他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由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一位经理或是普通员工可能某天就能“想象出”(用哈耶克的偶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来说)一种全新的商业路线——这种路线是该工作领域之外的人永远推断不出也想象不到的。
随后，他将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一个兼容并包、自下而上的有机体，让各种各样的新想法有机会相互竞争从而得以发展，幸运的话，还能在市场中得到应用。
这个“发现过程”让资本主义具有比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或社团主义等制度更强的创新能力。
后者过于官僚化，不利于了解来自下层的想法，而那些得以传递到上层的想法，也不太可能获得其所有社会伙伴的首肯。
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高创新倾向，只有在合用的机构到位时才会出现。
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苏格兰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所传载的自由度是不够的。
必须成立这样的金融机构：其中的金融家没有私利，每个人都会努力做出最佳投资选择，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各异，因此能为各种各样的项目融资。
此外，公司只应承担有限责任，而且拥有可以展开收购交易的市场。
这些机构必须迎合大量商人的需求，这些商人希望构造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
初级机构在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从公司法、股票交易所到面向产业放贷的合股银行和“商业”银行。
随即欧洲和美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新城市兴起、生产率不断增长、薪酬稳定攀升、就业率普遍较高。
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毕生的前景得到改善。
不太容易衡量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满意的职业，并因其中的挑战与探索而充满活力。
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乃是天赐之福。
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
冒险活动的波动制造出一种起伏不定的经济环境。
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观察。
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规决策，一家企业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面临所称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
在创新型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先例来帮助你估算这种或那种结果出现的机率。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强调称，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的信念是脆弱的。
(但如今，他被视为“斯密加上心理摇摆”。
) 对于这样一种能够带来无价且不可取代的新颖性、问题解答和探索，从而带来个人发展的体制，从未有过有条理的道德理由去推翻它。
相反，自古以来，人文主义哲学一直认为这种体验是“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者从未提供足以替代的美好生活模式。
他们只是宣称自己推崇的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繁荣更广泛、就业机会更多、或是工作满意度更高。
不幸的是，公众依然不太充分了解，公平而论哪些收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这些收益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知识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更容易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也更容易受到体制内部无知行为的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失去了大部分声望，欧洲大陆上许多东欧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公众对政治经济的掌控在这个时候陷入低谷。
最终，更多繁荣和更少动荡的承诺无法兑现。
而那些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进行改革(或好或坏)的国家再次发展良好——直到现在。
而那些脱离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就没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乱之后，它们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
在经济包容性上，它们的表现也更糟糕。
资本主义正陷于第二场危机 如今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场危机。
有一种解释称，无论银行家是否理解资本主义，他们都明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奖金，就必须借越来越多钱来放越来越多的贷，以完成利润目标并支撑股价。
其含意是，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未能对奖金设限，而监管未能把银行资本的杠杆操作控制在适当水平，导致银行很容易受到房屋价格暴跌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大股东们不采取行动，在杠杆率升至危险水平之前加以阻止呢?为什么立法者不提出监管干涉的要求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奈特不确定性的存在。
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房屋价格可能出现暴跌，或是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根本不适用。
“风险”变成了对波动的定义。
人们考虑到价格会围绕特定轨迹出现波动，却没有考虑到轨迹自身的不确定性：即它有下行的风险。
银行高管们也不太理解不确定性。
有些人出于直觉购买了保险，但却没有看到保险商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体系已经失效：金融部门背叛了商业部门，随后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而商业部门则受到短期主义的困扰。
如果我们还保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会努力重组这些部门，让资本主义能够再次健康运转——更好的防止人们忽视金融部门中的不确定性，同时恢复商业部门的创新能力。
我们不能将这种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满意生活的制度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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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刘弗陵在位短短的时间里有着什么政绩？他是怎么样一个帝王
汉昭帝刚刚登基，便沉迷于享乐，一度让辅政大臣(其实就是全职保姆)感到压力山大。
为什么呢?因为临终前将刘弗陵交给了他，拜托他好好辅佐年仅8岁的小刘弗陵。
就因为刘弗陵年龄小，就算鄂邑长公主嫁出去了，霍光还是请小皇帝的姐姐出山，住进皇宫照顾小皇帝的饮食起居，而不是让一群宫女陪着小皇帝。
有了长姐的陪伴，小皇帝过得才有几分人气。
可是，这才刚继位啊，小皇帝就闹幺蛾子! 刘弗陵让人修了一座淋池，池子里种了分枝荷，称“低光荷”，还有“倒生菱”，池底的泥土就成了罕见的紫色，他将之称为“紫泥菱”。
可能是小孩儿心性，汉昭帝非常喜欢这个池子。
他几乎天天光顾这个池子，还命令太监侍卫为其撑船，他要乘船玩耍，一玩就是一整天，连学习功课也顾不上了。
这样的一个汉昭帝，你觉得他在位期间到底能做出哪些骄傲的政绩呢? 汉昭帝在位时间一共有13年，辅政大权则一直掌握在霍光手中，就算汉昭帝成年了，霍光也没有完全放手。
所以，很多汉昭帝时期的政令，实际上都是霍光的手笔。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霍光真坏，他是个坏人!那你可就大大的误会霍光了，他之所以不放权，完全是因为“老妈子”当久了，心里一直当汉昭帝是个小屁孩，总是不放心呢! 否则，以霍光的实力和地位，他完全有机会取代汉昭帝，或者扶持一位好掌控的傀儡皇帝。
何必要守着一个已经成年又有想法的汉昭帝呢? 小皇帝刚继位就露出了好玩的天性，以霍光为首的一大批“老臣”们颤颤巍巍的规劝汉昭帝，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汉昭帝是个听得懂道理的好孩纸，所以就再也没这样好玩了，而是专心学习功课。
要是霍光是个大坏蛋，他何必要把小皇帝教好，直接让他玩，玩个痛快，然后他不就可以掌权了吗? 汉昭帝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分得清好坏，知道谁对他是真心，谁对他是表面的好。
表面上看，霍光将他的皇权都行使完了，可他却不生气，坚定的站在霍光这边，相信霍光的忠心。
否则，当上官、上官安、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等人集体攻击霍光的时候，霍光能全身而退? 政治上，霍光建议汉昭帝沿用武帝末年严刑峻法制度，重视吏治。
于是很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冤昭雪，很多失职的官员都被处理。
经济上，由于汉武帝穷兵黩武，汉朝国力空虚，为了适应当下的国情，霍光建议将盐铁等专营权下放，鼓励民众发展经济。
汉朝的国力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甚至还能看到“”的曙光。
军事上，汉昭帝时期匈奴屡次进犯边境，早期霍光坚持汉武帝时期的“以和为贵”，但是匈奴不给面子，没办法，霍光只能采用武力镇压。
文化上，汉昭帝时期建立了“太学”，民间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潮，部分的寒门子弟也能得到当官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家贵族垄断官场的现象。
外交上，汉昭帝镇压了匈奴，却并不，而是和匈奴以及其他的边境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此外，汉昭帝还从匈奴迎接回了被扣押在匈奴的大汉使者。
在汉昭帝在位的这13年中，“百实，四夷宾服”，民众生活大有起色，继后，又迎来了“昭宣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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